论罗牧·之五
明清易代给罗牧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罗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明清交替、变迁巨大的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个特定的
历史时期相互胶着、相互变化。罗牧虽也算是一位由明朝过渡到清朝统治的“遗民”，与林时益乃至“易堂九子”这些明遗民们有过频繁的接触，但是，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文人和艺术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明“遗民”，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作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画家，甲申之变的巨大变化，罗牧并没有去领会，因为这一时期，罗牧还不具备有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画家身份。因此，作为一个深山里从事茶叶生意和爱好书画的青年人来说，其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受到任何冲击的。
其次，１６４４年的甲申之变，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
而，对于罗牧来说，则是他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开始。
从记载中我们知道：罗牧走出钓锋黄潭的第一步，是追随因这一巨变而来宁都避祸、并改名易姓的宁献王朱权后裔林时益。
林时益和“易堂九子”避祸宁都翠微峰的事实，不仅让罗牧能够有机会由一个深山里的“饭牛”年轻人，结交到当时最好的一流学者，从而使得罗牧今后的人生法道路，发生了实质上的巨大转变。因为王孙出身的林时益，不仅身怀祖传的书画、诗文和教养，而且还具有一般的雅士文人都爱，但却不具有的种茶、品茶和制名茶的技艺。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易堂九子”中的魏祥写有《与罗饭牛》诗；魏禧有《余有寒溪闻落木衰草，出行人之句，罗饭先为作画复赋》又名《题罗饭牛画》诗；曾灿写有《为张方伯题罗饭牛画山水册》诗。这些因甲申国变之故，而隐遁宁都山中的名士聚汇，其影响对于罗牧未来的成长，以及后来作为艺术家的罗牧来说，应当都是不无关系和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我们已知罗牧的友人当中，遗民阶层中的有以八大山人、朱容重、恽寿平为代表的人物。在清朝官吏当中，有以江西巡抚宋荦、江宁同知、漕运总督、后又为江西巡抚的郎廷极为代表的人物。
罗牧与这两类人物的交往，也都是与这个巨变的时代分不开的。
罗牧以贫寒的布衣及一介茶商的身份立世，这个巨变的时代，给了罗牧以极大的机会。
甲申之变的翻天覆地，让那些贵为王孙的公爵诸如八大山人、朱议＝等人，一下子由原来的金枝玉叶，落魄到了连普通的庶民百姓都不如的“卑微”地步。这种由时代的变化而形成的社会平等地位和心理平等地位，是罗牧这位平民布衣，获得了与曾经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遗民王孙、雅人宿士们交往并平等待之的重要社会基础。
平等地位的相交，加上罗牧商人性格中的优长，从而使这一相交不仅互得利益，而且给后人留下了相交的佳话。当然，艺术的共同兴趣和爱好，亦是这一相交的手段。
而罗牧与宋荦、郎廷极为代表的新贵官吏阶层的交往，则更多、更明显地得益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以罗、宋二人相交为例：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俩人相处在清初这一充满着“满汉畛域”妨嫌的特定历史时期，康熙一朝需要以仁政的手段来感召、笼络这些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归附，宋荦以一个清政权的封疆大吏的身份，如何会心甘情愿地来俯就、结交一位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茶商和画家？罗牧如日中天的名声，与宋荦交往后所获得的平民与权贵完全平等的“二牧说”，又如何能够成立？当然，这一切又都是以罗、宋二人对书画艺术有着共同的爱好，并以此作为这一特殊情感的承载手段的。
值得注意和必须要阐明的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江西军政大权集一身的宋荦，选定罗牧为自己作为笼络江西士子文人的重点对象的原因。
罗牧作为一个与前明王朝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瓜葛，且又是一个以茶商身份跻身于艺术行列的人物，这除了好接近外，又不至于会引起世人，特别是前朝遗民阶层的注意，这应当是宋荦与罗牧交往并关系密切的根本原因。
罗牧具有着任何前朝遗民和文人士子都不具备的与宋荦相交的优点：即介于文人和商人之间，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说白了，在满族政权与明朝汉族遗民的妨嫌之间，罗牧是一座最理想、最好的桥梁。这种桥梁作用，我们还可以在八大山人给方士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昨有贵人招饮饭牛老人与八大山人……”宋荦要请遗民王孙的八大山人，则需要罗牧与八大山人同来，这种清朝官员与遗民之间桥梁的作用，应当是不值得任何怀疑的。
因此说，明清之际的巨大变革，人与人之间，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社会地位的平等获得和交往，是成就一代大画家罗牧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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