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天，下地干活去。我和其他几名先来的知青，由一位老农带着，我们叫他王大叔。
　　 王大叔，清瘦，脸色铁青，大眼睛红眼圈，总像缺觉似的；带着个破棉帽子，翻着黑黑的棉花；洗得很干净的黑棉袄的腰上系着一条很长的黑色布条子腰带；大绾裆裤，也是黑色的。我记忆中他就没好好的和我们说过话，对我们女知青还好些，对男知青总是骂骂咧咧的。他的那一对又大又红的眼睛，总是让我看着恐怖。不信？当地的人都用他来吓唬哭闹的孩子，特灵。男知青们说他打人可疼了，他打人很有特点，用右手背撩打人。一手背撩出去，被打的男知青龇牙咧嘴的样子很难看，我想一定很疼。在这位王大叔带领下，拉开我农村劳动生活的序幕。
　　
　　 第一天，到滦河边上搬石头垒大坝。
　　 我们干活的对面是承德市最大的滦河电厂，高耸的两个大凉水塔与我们隔河相望。我们那个时候都以为那是两个大烟囱，经常可以看到那里面袅袅升起的淡淡的烟雾。在我写此文时，为了准确的写出它们的名字，特意打电话问电厂的朋友，我才知道那两个如卫士般的高大建筑是电厂的凉水塔。那里是我们垒坝知青们经常畅想的地方，充满了神秘，在我们平淡而单调劳动中，她是我们唯一的期冀，遥望对面，仿佛看到的是我们未来的希望，谁也不知道对面的滦电是个什么样子。当地农民以能去那里工作为荣耀，并将其描绘得非常神圣。可是最终谁也没能去那里工作，我差一点儿嫁到那里，滦电情结。
　　
　　 我们一男一女两个知青搭伙，先来的男知青推车，我是刚来的头一天推不好独轮车，只好往车上搬石头，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我，我竟捡大块儿的石头搬，太大块儿的我也搬不动，一会儿也不闲着。我当时很瘦，看上去显得很淡薄，一米六的个子，只有九十五斤。一天下来，腰酸腿疼，喊着腰疼，那王大叔说我小孩子哪里长腰了，我头一次听大人这么说。我问他多大才长腰，他说老了才长腰呢，我信以为真，再也不说腰疼了。知青们对腰疼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当间儿疼”，这是对腰疼的特指。
　　
　　 正是数九，又是在滦河边上，小风儿吹过来像刀子，戴上把头发盘进去的帽子，外面厚厚地围上一条不很厚的线围巾，仍是冻得瑟瑟发抖。当时打扮出的样子一定很滑稽，难怪我第一眼看到的男知青会是那副怪样子。手冻得又红又肿像包子，胀呼呼的攥不上拳头，怪不好受的，带着手套还把手碰破了好几块儿，收工回来饭也懒得吃，倒在热炕上不想起来。
　　
　　 第三天干活时，我不慎将一块小石头卡在了车上面的夹空里，怎么也掏不出来，我急出了一脑门子汗，推车的男知青也不管我，一边等着我装车一边和人说着话，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活该到后来没人肯嫁给他，听说三十大几才娶了个农村的丑媳妇。我找了一块大些的石头，对准卡住的那块石头举起来砸了下去，手起石落，我：“啊！”的一声坐在了地上。砸出去的石头和地面近一米的落差，落在了我右脚大拇指上，疼得我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顾前不顾后的，一点不知道小心，也不懂安全，那王大叔也不告诉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我又气又恼，真丢人，笨死了。几个知青围上来，把我扶起来，我咬牙坚持着说没事，疼死我了。王大叔像什么也没看到似的，根本没理我。我觉得我可能是太娇气了，可是我真的很疼。捱到收工，我一瘸一拐的往回走，平时一会儿工夫的路程，那天走起来显得怎么那么遥远呢？趁着没人看见抹一把不争气流出的眼泪。回到宿舍，脱下鞋和袜子一看，我的妈呀，大脚指头全是青的，肿得跟个小豆包似的。疼的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请假回家，理由够充分，也不错，借这点儿事可以回家呆几天。
　　
　　 回家的第二天，我站在镜子前面，看着我养了四年已过腰际很多的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抄起了剪刀。从上初中我就一直留着头发，将近五年了终于留起了梦寐以求的这对长辫子，真有些舍不得，可是干活时太碍事，每天都要花时间打理它，也没有时间和条件洗头，只好狠狠心剪了。只几下长长的辫子就变成了齐耳的两个短辫子了，嗬嗬！真精神。年轻怎么打扮都好看，再说我本来也长得也不难看。这可不是我自己说的，同学们说的。
　　 在家只休了三天我就返回了大队，几个月以后脚趾盖儿完全掉净，再长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非常的难看。
　　
　　 一个多月后，春节临近，大队组织宣传队，我们三个知青参加了节目的排练，并参加了全市知青的大汇演。嘿嘿，不好意思，不经意间经历我美好的初恋，但是没有结果。在下面的文字中我会专门叙述的。
　　
　　 寒风凛冽的数九寒天，我们在当地农民都不上工的时候，我们则一直坚持在外面干活，没觉得累，留下的记忆中就是难以抵御的寒冷。当时为了克服寒冷，我们经常猛干一阵暖和一会儿，一停下来，热汗变凉更觉冷得厉害，也许因为我太瘦小的缘故，对寒冷过于敏感。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就是在寒风中，在滦河边上垒大坝过来的。
　　
　　 三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春耕后，开始了春播。我们十几个男女知青到各小队帮社员挑粪、散粪，大队分给我们一人一副挑筐，我挑着副空筐回宿舍，一路上兴致勃勃，看着摇来摆去的两个筐头儿，觉得很有趣。可是又有点儿害怕，搬石头拼力气的活好干，不知道我这从没有跳过担子的肩膀能不能挑粪，也许粪不会太沉，这筐头也还不大。总之，心里发虚没把握。我要强又很好面子，看着挑筐，总担心第二天挑粪时被别人笑话。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地里，一人装了满满的一挑土粪，我先用两只胳膊肘勾住扁担往起抬了抬想试试轻重，没抬动。又弯腰用右肩去挑，我铆足劲一弓身挑了起来。我一步一步向前迈，挑筐前后左右来回摆动，我也跟着晃荡。我由于很瘦，跟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比起来，挑起粪筐后的平衡能力差得多。肩膀压得生疼，喘气也觉得困难，走几步就得停会儿。几个在旁边干活的社员看着我直笑。昨天的担心，今天得到了证实。我只觉得脸发烧，不好意思起来。真恨我这么没本事，心里慌乱脚步更乱，走起来粪筐左右摇摆的更厉害。走在后面的小尹告诉我：“你把步子迈开，走得稍快一点儿。”我按她说的放开脚步向前紧走，脚步明显比刚才稳多了，也轻快不少。可是我觉得腿好像短了点儿，步子总是跟不上趟儿，走在刚刚整理过的田里，像似走在松软的海绵上，每走一步都觉得很费力。挑过几趟以后，真想找个地方躺下来歇会儿。肩膀也疼得厉害，火烧火燎的。晚上回宿舍，扒开衣服一看吓了我一跳，肩膀上青紫了一大片。第二天再去挑粪，空筐搁在肩膀上都疼得直咧嘴。我心想，肩膀疼就疼点儿吧，只要挑着粪能走，不叫人家给落下，别让人家看着笑话我就行。肩膀疼我不说谁知道啊。
　　
　　 我下乡的生产队，有一部分是山地，我最打怵的就是往上山挑粪。不知道是谁买的粪筐，筐头儿都那么大，满满的两筐粪重量好像都超过我的体重了，其实没有我重，我们知青都骂买筐的人，私下骂可不敢公开骂，一定是王大叔买的。我们女知青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装粪时，就只好少装些。上到山顶，什么也不拿需要十五分钟，挑着一担粪，走的急反而要快些，都知道道远没轻载的道理，再加上那可是步步登高啊，就是一条羊肠小道。一路上根本不敢歇着，后面王大叔督阵呢。我们就只好学着换肩儿，一口气挑到山顶，把筐往地上一扔，气急败坏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真想把胸脯子撕开。再看看其他知青，一个个满脸通红，头发都跟水洗了一样，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重复。
　　
　　 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比不了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干活时经常遭到农村青年的讽刺、挖苦，当地的有些社员不欢迎我们，说我们跟他们争工分、争口粮来了，也跟我们过不去，尤其是小队长，竟派我们重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队长，看我们急着想回家，就把大约七八马车的粪要我们四个女知青负责散开。那块儿散粪的地长约一华里半，宽有一华里的样子，要我们散完就可以回家。我看了看，这么远的路，就我们四个人，干完了还回家？恐怕天黑了也干不完。我问她们还干不干，她们也认为这是小队长算计我们呢，累死今天也干不完，我问她们怎么办，异口同声说，回家，不干了。挑着空筐回宿舍换衣服，哈哈！一身轻松的打道回府了。其实就在家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老早就坐车回来了，没耽误第二天的出工。
　　
　　 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走了的那个晚上，知青点召开了大会，点名批评了我们四个人，说是在我的带领下，我们四个人集体罢工了。据说带队的队长上纲上线地把我们四个人批了个遍，并拿我们四个人作为反面教材对全体知青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教育。大队书记也出来批评我们集体罢工的行为，当然是提醒知青们引以为戒，不允许再出现这样集体罢工事件。听说知青们都为我们愤愤不平，也只是私下说。
　　
　　 奇怪的是，我们回来以后，大队的领导和知青带队的领导谁也没找我们说这个事，闹得那么凶，应该是知青点的大事，本该当面批判我们的，没有啊，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慑于我父亲在市里的领导地位，原来他们借着我们没在场的机会给我点儿颜色看看，背后的本事，他们也有敢怒不敢言的时候。原本没有那么复杂，闹腾。
　　
　　 为了争气，我不愿意叫人家说我什么也干不了，我也看不了知青中干活慢的总是受当地社员的污辱，不管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是相互支持，也要坚持把活接下来干完，不让一个知青落下，所以我们干活快的，就比那些干活慢的多干不少活，真累呀，有时候一天劳动结束后，真有些吃不消。

    四
　　
　　 我下乡第一年，玉米齐腰高时，小队派我牵牛耥地 ，早上三点开始七点收工，一大早就要与黄牛相伴不停的走上三个多小时，耥来耥去就是那块地，一早大概要走十五公里左右。那个季节早晨的露水很重，没有人告诉我干这活之前要做什么准备，一大早干完活，从腰往下的衣服湿的可以拧出水来，又湿又潮的帖在身上。 干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开始腿疼，到了晚上，两条腿疼的不知道往哪里放，躺着不行，坐起来还不行，疼的整宿睡不着觉。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一着凉就两腿疼的毛病。我这个不争气的身体在后来的劳动生活中确实让我受了不少罪。
　　
　　 那一年麦收，正赶上雨季，我因牵牛耥地受潮着凉正在家里休息，大队派人通知我尽快回生产队参加麦收。我回到大队时，麦子已经基本收完了，因为要抢在雨天前将收回的麦子打完，二十四小时不停。我们知青和一部分社员轮班，我们都被安排在晚上，我和其他几个女知青负责将打完的麦子的麦秸挑走，活不是很累，麦秸垛有两人多高。前半夜还可以，到了后半夜真困。当时正年轻，觉也多，困了我们几个人就躲在麦秸垛后面，扎在麦秸垛里就睡，要留一个放哨的，需要我们干活时叫醒我们。有时放哨的也睡着了，我们就得被队长或社员嚷一顿，。当时晚上在露天里仍有露水，很潮，也很凉，我们根本管不了这么多，只要能躺下睡一会儿就行。光想着能抓空找地方睡觉了，没想别的，到了第三天，我们三四个人大腿内侧奇痒无比，用手来回一蹭，立刻密密麻麻一层小米粒大小的疙瘩，每个小疙瘩上面还带有一个小刺儿，用手一摸浑身起鸡皮疙瘩。没办法，只好回家治疙瘩，医生诊断是麦芒子过敏，拿上一点止痒得药水，又返回了大队，坚持把麦子打完。
　　
　　 由于我倔强不甘人后的性格，掩盖了我自身生理上的不足，也让我在未来的岁月里，常年遭受各类病痛的折磨。
　　
　　 我天生长的瘦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小身体就不好，又没有什么大病，看上去总是一副若不经风的样子。再加上个子也矮，上小学时总是站在第一排，站排时从来没有因为班长叫排喊向前看齐伸过双臂。那时候我清楚的记得，班长为了治那些站排时不好好伸手的同学，喊了向前看齐后半天都不说手放下，站在后面的同学对班长此举深恶痛绝，等一散了队，厉害的同学追着碾着可校园里面打班长。我就没有过这样经历，所以很庆幸我个子矮没受过那累。班里的同学因此给我起了一个很别致的外号，非常符合我娇小的身材。四十年过去了现在男女同学经常聚会，他们仍是呼唤我的外号，那称呼我听着恍若天籁。
　　
　　 上初中、高中时，学校经常组织学农、学工、挖防空洞劳动，我觉得我很尽力，好像把所有的劲都使上了，总是不如其他同学干的好，从来没有被班里评过劳动模范，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不及别的同学。二十几岁时母亲曾经给我做了一个很现代化的检查，医生告诉我，你的心脏只能承受你这样的体质，就是人们所说的林黛玉体质，无论你怎么锻炼你也不会太强壮。这检查是不是来的晚些了啊？我倔强要强的性格在农村插队时，便注定了性格与生理承受能力所产生的矛盾。
　　
　　 下乡第二年的春天，小队栽红薯，我和另外两个很要好的女知青组成一个小组。一个挑水，一个抹秧，一个培埯（an）儿。挑水是最累得活我当然要抢着干。一干就是半个月，红薯还来没栽完我就感到前胸疼的利害，等坚持把红薯栽完，我已经不敢大口喘气了，晚上睡觉不敢翻身，右胸肋骨摸着比左胸高出很多，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朋友们都催我快回市里看看。
　　
　　 回家后，母亲带我找到附属医院最好的骨科大夫。通过胸片可以清晰的看到右胸第五肋有分叉。医生很负责任给我开了诊断书，并一再嘱咐我回去以后不要再干太累的活了。诊断书上写着：右胸第五肋分叉畸形，建议减少重体力劳动。看着诊断书，听着医生的建议，我没有太强烈的反映，也没想的太多，既然是先天的，我想休息几天吃点儿药就没事了，下乡那里有轻快活呀。母亲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早也不知道，要是知道可以申请不下乡的。”当时我对母亲的话也没太在意，现在想起来母亲当时的心态，她肯定特别后悔同意我下乡，因为就当时父亲在市里的职位完全有能力把我留在市里，并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把医生开局的诊断书请朋友交给大队专管我们知青的王队长，这事到此我以为休几天回生产队就没事了。但是，后来发生在大队部的事，却让我非常的愤怒。
　　
　　 在家呆了几天，我带着尚未痊愈的病痛回到了大队，刚走进大队部的大院，几个没上工的知青笑着又很神秘地告诉我，你去大队部墙上看看。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跑着跳上了大队部的台阶，进了屋，我环顾着房间，白灰刷过的墙已经很久了，黑乎乎的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本色，一张很小的纸在左面墙的中间格外的醒目，而且显得是那么刺眼，与整个房间的格调非常的不协调。不用看肯定是我找人稍回来给大队的那份诊断书。我当时只感觉浑身燥热，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脸发烫，心在狂跳，眼泪迅速的涌上了眼眶，我使劲咬着我的下嘴唇（咬得太厉害了，当时都没感觉到，后来我照镜子时发现下巴上面有很深咬过的红印痕）。我上去一把将那诊断书扯了下来，又将其撕得粉碎扔出的门外。 强烈的羞耻感，脸上像被人狠狠地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我哭着跑出了大队部，她们在后面大声的叫我，我也没理她们跑回了宿舍，一头扎在行李上哭了很久。
　　
　　 此事一出，打碎了我所有的梦想。我并未因有病回家后再也不回来了；也未想从此要求队里给我什么照顾；从未想过以此事为由马上离开生产队；我仍然抱定了到农村来要好好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他们交朋友的想法，这点病阻止不了我的初衷。但是，事实与我想象的相距是那么遥远。 从那以后，我除了干活就是和知青们在一起，从心理上对当地的社员有一种本能地抵触。开始打消我过去想深入接触农民的想法而疏远他们，直至抽调回城。
　　
　　 回城后再也没回去过。偶尔有机会去那边办事，汽车经过那里，已经驶出很远我还是会回头久久地张望我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这块土地。
　　
　　 （未完待续）
　　
　　

    五
　　
　　 我小的时候，正值六十年代,家里没什么好吃的，70%是粗杂粮，我记忆中大部分时间吃的是窝头、高粱米饭，我特别不喜欢吃这些饭。我出生在南方，在河南长大，很不习惯这里的饮食习惯，家里人、父母亲的同事、来家里的亲戚，都说我馋，每每遇到他们说我，我就会脸红，感觉非常的没有面子。小时候因为我体会过人家说我馋的那种尴尬，现在我对自己孩子和家里其他的孩子从不说他们馋，而且鼓励他们去抵御说他们馋的人。小时候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说的一句话：“饿你三天，看你吃不吃？”这句话直到今天我不仅记着而且用来教育我的儿子。两年插队回来后，母亲再也没对我说过这句话。
　　
　　 下乡第一年，国家供应给下乡知青每人400斤玉米，我们知青一年中每天三顿饭不变样的就是玉米面窝头、玉米面粥。刚下去时，大队派了一名妇女给我们几个人做饭，还能吃上贴的饼子，贴的饼子比蒸的窝头好吃，半年后，知青增加到几十人了，我们就有了知青食堂由知青自己做饭，我们就只有吃窝头喝玉米粥的份儿了。
　　
　　 知青多了以后，我们先去的几个知青住的房子作为知青的伙房了，我们就搬出来住在大队部的院里。大队把给我们做饭的社员撤了，让知青自己推荐做饭的。都是十六七岁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挺费劲找出两个会做饭的女知青，这么多人的饭，对她们来说也够难的了。她们开始一段时间蒸的窝头硬的要命，不光硬，有时还不熟。那时候，我们拿着窝头经常说的一句话“扔到半壁山都不带碎的”。收工回来的知青又饿又累，吃这样的饭肯定有气，在伙房把窝头扔到大师傅身上，把粥盆当众倒掉，发生争吵的事情时有发生。时间长了，伙房的窝头比以前蒸的好吃多了，发面的，就是使碱使不好，吃着酸的，我吃着有酸味的窝头还觉得挺好吃，总吃这样的窝头，胃酸极高，胃里像盛着一团火，久而久之，胃溃疡啊！什么也不懂，回城后一检查，已经形成了。
　　
　　 下乡时，我觉得我们知青的身体个个都挺棒，对艰苦的生活环境适应能力特强，生活条件那么恶劣，抵抗力却特别强，真是恶劣的环境锻炼人，面对的事情不由你不接受。
　　
　　 伙房的卫生条件极差，尤其是夏天，有两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天，中午收工晚了，我们几个饿的肚子咕咕叫，回宿舍洗洗手，脸都没顾上洗，就跑到厨房去打饭。平时知青打饭都是被拦在门外不让进屋，屋里因光线很暗又有热气 看不清楚屋里的情况。这天，已经过了打饭的时间 ，我们几个人一起往厨房里走，一进厨房的门口，只听到“嗡”的一声，声音特别大，立刻感觉到有很多小东西落到脸上，胳膊上，一看，我的妈呀！全是苍蝇，吓得我们几个掉头就往屋外跑。
　　
　　 “怎么这么多苍蝇啊？你们也真懒，不知道打打呀？恶心死了，还让不让人吃饭呀？”我们扯着嗓子站在院子里冲着屋里就喊。
　　
　　 “你们说得轻巧，打的过来吗，你们打不打饭？打完饭我好收拾。”大师傅也是个女知青，一边笑着一边说着走了出来。
　　
　　 没办法，我们用手赶着苍蝇又进了屋。大师傅把笼屉打开，又是“翁”的一声，立刻感觉头皮簌簌的。我们再一看窝头，表皮全裂开了，呈黑黄色。我问大师傅这窝头怎么这样。
　　
　　 “昨天剩的，新蒸的都卖完了。”
　　
　　 又累又饿，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一人打了两个窝头，想打点菜汤，我掀开大锅看看，低朝天了。回去吃咸菜喝凉水吧。吃饭的时候简直不敢想刚才的那一幕。
　　
　　 另一件事是第二年的夏天。那天中午是高粱米饭，圆白菜汤。我们整天忙着干活，不怎么去厨房，也看不到他们怎么做饭，估计洗菜时肯定一涮就拉倒。我打饭回来后，自己坐在院子台阶上吃。名副其实的菜汤，菜少汤多，吃几口饭，才舍得吃一口菜，吃到一半时，我看到菜里有一个细细长长的绿东西，再找又看不到了，我把多余的汤倒出去，用筷子一扒拉，哈！ 你猜是什么？一个一寸多长的虫子，煮熟的，伸着腿，让人看着就打冷战。我赶紧把那死虫子夹出去扔了。要是现在还不把那一盒饭都倒了呀！那时候可舍不得，好容易换个口味，吃一顿高粱米饭，又有点菜汤，怎么舍得倒掉。把虫子夹出去，还是有滋有味的把剩下的饭一点不留的吃完。
　　
　　 下乡两年，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艰苦。在农村吃的那些东西，在家里根本无法下咽的，但是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没感觉到当时的饭有多难吃。秋天储存的大白菜在知青点的菜窖里，到了三九天，窖里的白菜都冻成了冰葫芦，做的时候，把外面的一层一扒，根本也不洗，剁巴剁巴用清水一煮，我们吃着也挺香。有时候实在是馋了，又回不去家，我们几个朋友到双塔山公社唯一的一家饭馆去解解馋，花一毛钱买一碗粉条汤，花八分钱买一个烧饼，或者花四毛钱买俩包子。这也只是解馋，吃不饱的，吃饱了得多少钱呀？我回家一次我母亲就给我五块钱，有时候还不给。一个多月也回不去一次。我原来的饭量很小，可是，下乡时，除了窝头每顿雷打不动吃两个外，只要换一种饭菜，我这肚子就像个无底洞，吃多少好像都没有饱的感觉。知道我这样，每次回家，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找别人要几张肉票买点儿肉，给我改善改善，哪怕只能吃一顿，她也要尽力去做。
　　
　　 艰苦单调的生活，确确实实让我得到了锻炼。
　　
　　
　　 六
　　
　　 初恋是不是都感觉特美好啊？
　　
　　 和他认识是不是就是我的初恋呀，有些懵懵懂懂，反正觉得他很好看，看着挺舒服，也挺喜欢他，就是疏远他，逃避他，躲着他，总幻想着能在某个地方遇到他，然后…………不敢说了。
　　
　　 下乡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另外两名知青参加大队组织的演出队，准备参加全市的文艺汇演。白天上工，排练都是在晚饭以后。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很平常的晚上，我们几个嘻嘻哈哈正在逗着玩儿，笑得前仰后合的，几个男社员簇拥着一个大男孩儿进了排练房间。我只很随意的扫了他一眼，立刻就被惊呆了。
　　
　　 不很明亮的灯下站着的他，一副城市大男孩儿的典型形象。黄泥子军帽下面一张非常漂亮的脸，面色粉白，眼睛不大但是很有韵味，那里面透着坚定和大胆，挺直的鼻子，不大不小的嘴，嘴唇很薄。流行的短大衣，领子上镶着土黄色的羊剪绒，衬托得他更加显得英俊。一米七几的身高，不胖稍显得瘦削。裤线倍儿直，皮鞋锃亮。这样的打扮在那个年代是极少见的。我们熟悉了以后，曾就他的这身装扮开玩笑的问过他，他说：“年轻不美老了后悔。”当时对他这句很叛逆的话我们很抵触的。突然来了这么一位英俊的大哥哥，我们立刻有了精神，那我也不会主动去和他打招呼的。
　　
　　 原来是请来帮我们排节目的。他是我们大队附近一家工厂宣传队的，会弹中软（一种乐器），会编舞蹈，那叫什么舞蹈啊，就是会编点动作，和现在的舞蹈比起来那都是瞎比划。
　　
　　 每次演出前，他都要找他的朋友来帮我们化妆，尽管我很喜欢他，就是不用他帮我化妆，我总是找别人，谁知道这么做是因为什么。白天赶上没事了，他会约我们三个人去他们工厂玩儿。有一次去找他，坐在他的宿舍正说话，有人喊着他的名字，告诉他有一封退回来的信好像是他的。临出门前，他单单的对我说，是写给我的可能给退回来了。我傻乎乎的以为是写给我们三个人的呢。他拿回来谁也没给，找了个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塞到了我的大衣兜里。这下我明白了，写给我一个人的。
　　
　　 信是用铅笔写的，非常漂亮的铅笔字，和他的人一样。满满的两篇儿，肯定是情书，可是当时我不太懂，那里面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愿我们的友谊像鲜花一样绽放。那个时候表达感情这已经是很露骨的啦。我怕人家说闲话，没留，当时就撕了，扔了。现在想起来好可惜呀！
　　
　　 信撕了，那种感情却在懵懵懂懂中被唤醒了。从那以后再见到他，我的心就狂跳不止，脸也发烫，不敢再和他的眼睛对视。他也处处开始表现出倍加照顾我的意思。不敢单独相处，我们总是三个人一齐行动。我们三个去过一次他们家，后来知道他是刻意安排的，他的妈妈和父亲很热情，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死活不在他家吃饭，最后我看他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有些心疼，只好留下来了。
　　我太小了，还不到18周岁呢，他已经24岁了，怎么可能呢。
　　
　　 逃避是唯一的借口。汇演结束就不再与他有任何联系了。
　　
　　 他从工厂每天回家都要路过我们下乡的大队，两年里我几乎没遇见过他，尽管我很想遇到他。我为了排除对他的想念，我总是拿遇不到他就是没有缘分来警告我自己，潜意识当中，放弃吧，太小了。
　　
　　 我一直认为我长得不好看，也不会被这么一个英俊大男孩儿喜欢的，可是他真的喜欢我，心里还是暗暗的高兴会有人喜欢我。他也很知趣，从来没找过我，因为我接到他的那封信以后，回过他一封信，以我的年龄太小为理由，告诉他我们只做普通朋友。
　　
　　 回城前一个月，我们有一次相遇想起来心里还是很感动。我和一个知青在车站等车，那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感觉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悬起来的感觉。我看着他，他也看见了我，我不知道怎么办，说话还是不说话，他没理我就过去了。不是一直盼着遇到他吗？怎么真的遇到了连个招呼都不敢打一个。我目送着他的背影，他在前面不该拐弯的地方下了车，折回来，又从我的面前过去了，我们还是没说话，又一次机会错过了，怎么回事？不一会儿他又返了回来，这次在我的面前下了车，谢天谢地。我微笑着看着他，他一副很尴尬的表情。我躲开那个知青，跟他往前走了一段路停了下来。
　　
　　 “你在干吗？”我歪着头依然笑着问他，看他脸通红，我的脸也感觉很热，一定也很红，我觉得我们怎么这么难，看来真的没缘份。
　　
　　 “你们要去哪里？我带着你吧。”他试探地说，他明明知道我还有个伴儿。我真想让他带着我，去哪里都行，只要是他。我不敢对他说。
　　
　　 “我们两人呢，你怎么带？”怎么感觉这么别扭。我的心开始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隐隐的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冲动，呼吸也觉得很急促，这是看到他独有的感觉，就想让他赶快离开我。
　　
　　 “你自己走吧，我们两人没办法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些语无伦次了，眼泪要流出来了，他看出来了。我很怕我的同伴儿看出来我们两人是怎么回事，那个年代这种事情传出去会没脸见人的。
　　
　　 “那我先走了。”他很无奈，我点点头。看他走得很远我才回到同伴儿的身边。同伴儿问我他是谁，长得真精神，我只说一个认识的人。那时候还不兴说朋友，说朋友就是对象。
　　
　　 返城后，再遇到他时，仍然逃避他，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回城两年后，我听另一个知青对我说，他已经结婚了。她从哪里知道他结婚的消息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那个知青也喜欢他，那个知青比我大两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