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共缠绵，但愿人长酒
　　
　　 （一）　
　　
　　 知酒味那年我还小，小到连一瓶酒都拎不起来。那年我3岁，我爹33岁，我23岁的小舅罐我3杯酒我还能稳迈30步，我为此赢了3块钱。这是本人平时第一次靠身体赢来的阿堵物。因此名声大燥，每逢相邻有过寿过生之事，我必当前往助兴，可谓“不醉不归”。当然，所有细软都落到了我监护人口袋里。在我4岁以后，这门绝学已被他人替代，我成了我们村最年轻的仲永。　
　　
　　 那年头3块钱等于10斤羊肉。　
　　
　　 很小的时候并没有见过啤酒，直到7、8岁光景时看到在兰州上学回来的二叔拎着的青岛啤酒感到倍儿稀奇，讨要半杯，铆足一口喝下，说不出来的怪味直涌胸口，饱嗝一个接一个的往脑门窜，留下二叔在那笑翻了天。从此便认定啤酒不是酒，啤酒是“整蛊水”。　
　　
　　 15岁那年求学在外（高中），月余方能探家一回。偏那个年龄喜极了古大侠，金大侠。熏陶的久了，平时难免暗比李寻欢、杨过之流。在月黑风高之日，拉上一帮狐朋狗友，从可怜的生活费中挪用块把钱凑足一两瓶甘洲大曲。也人模狗样的学侠士刀客一样在宿舍里么五喝六。　
　　
　　 青年的激情经过酒精的燃烧后立即沸腾，所有的隐私在酒精面前全线崩溃，相见恨晚的感情只有在酒精面前显形。该说的，不该说的，能说的，不能说的，都伴随着呕吐物迸发，这个世界就不再干净。　
　　
　　 自由言论、豪言壮语更是冲破宿舍楼直抵保卫科。保卫科的胖子科长就会发起新一轮的“反酒打鬼”行动。行动过后，一片狼藉，一片秽物，加上精神萎靡的我们构成学校操场中心最恶心的风景。　
　　
　　 那几年，我记得最清楚不仅是学校最漂亮的女生，还有保卫科那根2寸6分宽的木头板子。　
　　
　　 那几年我的百米越跑越慢，酒量却越来越好。　
　　
　　 高中三年是花的季节，是年轻人蓬勃向上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滋生了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我身边的同学们个个发展得白白嫩嫩，春风得意，我却总在阴暗得角落里躲避训导主任得搜寻。套用当下最时髦的说法，他们的高中三年是左手执笔，右手才华，而我是：左手甘洲。右手茶花（烟）。　
　　
　　 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本该青春飞扬的日子被酒精的麻痹之后所剩无几，等到醒悟的时候我已经走远。　
　　
　　 （二）　
　　
　　 30年来，喝醉无数，却最难忘这一遭：　
　　
　　 那年我19岁，在冬天，三九的冬天，三九的北方，呵气成冰。我最好的朋友要去服兵役，在送他的的最后一个晚上，除了羊肉，还有酒。我和他，还有他的女朋友三个时辰内“连下三瓶”还神采奕奕。当所有能赋予对方感情和冲动的话语表达结束后，都不知道这酒还能不能喝下去，感觉好像世界就在明天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衔着它的尾巴。　
　　
　　 筵席在高潮中结束也许是最美丽的，待到他人散尽之时未免乏味，苍白。19岁那年我还太年轻，在经历了落榜，朋友远行，足球队的解散之后就似乎再也看不到前景的光明。　
　　
　　 那天，除了羊肉，还有酒，当我打开第四瓶酒的时候并不能预感到死亡的来临。　
　　
　　 死——我并不怕　
　　 我以为它是我灵魂旅行的一个过程。　
　　 我怕的是　
　　 过程中少了你。　
　　
　　 那晚，我应该是12点半回到家的，毕竟路灯还亮着。酒瓶见底的时候我离开了，我清醒的从朋友家跑到我家门口。我甚至到现在还能回忆当晚刀子一样的风从我脸上刮过的感觉。河西走廊的西北风很有将帅风度，让你感到紧迫和压力。　
　　
　　 我清醒的跑着就这样清醒的跑着，我却从清醒的状态中一下子滑到无知的深渊里。思维就像风筝断了线，一下子空白了。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是不是和我一样——酒醉酒醒总是在一刹那间？　
　　
　　 也就是说我在触摸到我家那扇大门之前还是清醒的马小小，还能分辨出味道、颜色，还能听得到声音，就在接触后的一瞬间我变成了睡着了的马小小，这听起来很滑稽，但事实经常背你的愿望而驰；而且我也没有必要去模仿王晓波的风格来叙述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对一个死人不敬。　
　　
　　 如果那不是三九的冬天我也承认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夜晚，银河在夜空中格外明亮；如果那不是在家门口席地而睡我也承认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夜晚，至少这个季节还没有蚊子。可是我选择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冬季在家门口渡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于是，我被冻僵了。　
　　
　　 噩梦从早上开始，我可以看到，听到一个曾经死去的人在对我的呼唤。那么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思维在冰冷的季节或者环境下都无视于身体的反应而不会被冻僵。我在感受到那个召唤后被吓坏了，我用尽全身的力量去推那扇从里面插上的大铁门。我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在渐渐变冷，在当时我没有想过我是否死去，我唯一的信念就是推动铁门让我妈妈听见。庆幸，我的一只手还能动弹，就这样，死神在手指和铁门间跳动。上帝也许就在旁边发笑。　
　　
　　 冬天，北方的清晨天亮的晚，母亲打开了那扇们，我进来后，死神就出去了。　
　　
　　 母亲看着摊在地下120多斤的我，实在无能为力。她喊来我姐夫帮他把我抬进屋去，又喊来邻居曾当过赤脚医生的陈大姐。其实我姐夫抬我这段路也让他受益匪浅，我辈子都要欠他一个人情，不知道他老喜的时候，我还不能抬的动他庞大的身躯，他现在160多斤，老了缩水一半，还有近百斤。这么多年来，我横着走路横着生活，见到我这位姐夫，还不乖的向孙子一样。嗨，扯远了。　
　　
　　 我任凭他们把我抬在床上，我任凭他们把我翻来覆去，我任凭他们脱下我得衣服裤子。他们脱我衣裤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门口有冰，而我又在冰上酣睡一夜。前半夜体温有余使我融化了冰，后半夜体温不足，冰又冻住了我。之前他们很费力气的将我和冰分开将我抬进来，现在又要费一番周折将我和冰裤子剥离，这是一个繁琐的工程。有过冻伤的朋友知道，冻伤得人不能马上转移到温度过高的空间，这样会引起脱水。我就着样被他们又抬到外面的沙发上，而母亲去收集外面的碎冰和雪，裤子在冰块与身体摩擦产生的热量下融化，才慢慢的从我身上蜕落。这个工程才算告落。我躺在那里，虽然不能动，却能睁开双眼看到这一切，我不能控制我身体做任何动作，更无法控制眼泪留下来。　
　　
　　 我的目光始终落在我家那块钟表上，那块87年抢购风中妈妈买的奢侈的马蹄表。它从我被抬进来的7点钟转到了10点半，我似乎在3个钟头中经历了3年那样的苦难，陪着我的还有三个无辜的人。　
　　
　　 10点半的时候，有个声音终于从我喉中轻轻的吐出：妈……　
　　
　　 陈大姐心头的那块石头落地，我的警报解除！　
　　
　　 后来，我妈因为惊吓加上风寒病倒了，病了一周。　
　　
　　 那一年我哪都没有去，那一年不知酒是何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