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家与《驯虎宝典》
　　
　　——《能否写着杂文进政协？》读后戏作
　　
　　 2003年3月18日《杂文报》刊登了焦国标先生的杂文《能否写着杂文进政协？》。焦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这一百年来最得济的文体是杂文，最得济的子孙群体之一是杂文家们。……是他们以言论的形式把这些现象推向国人，从而产生改良，产生变革。……在这一点上，杂文比其他文体功劳都大得多。”他还认为，杂文家的作品“篇篇拿来都可以做人大、政协的提案（人大的是议案——引者注）。”读了这篇杂文，笔者不禁哑然。笔者以前写写诗，现在是写点言论、杂文和时评之类，但从没有当政协委员的奢望，因为笔者的杂文不够“产生改良，产生变革”的份量。
　　
　　 杂文其实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它逐渐成为独立的文体则是“五四”以后的事。中国第一个著名杂文家应该是老子，他的学生孔子最得济的是写了杂文以后被鲁国任命为高级领导干部，他在朝廷上用杂文针砭时弊，讽喻政府，最终丢了乌纱帽，便另辟蹊径创办鲁国大学，兼任杂文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历届学生累计达两千多名，其中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就有七十二名。孔子经常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进行社会调查，有一次在路中看到一个妇人在一个新坟前烧纸钱，孔子停车下问。妇人悲伤地说，以前丈夫被老虎吃了，现在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听后怒火中烧，随口痛斥惨无人道的老虎。他声情并茂地历数了老虎十大罪状，大意是：首先是老虎身为百兽之王，对百兽不是施以仁爱，而是弱肉强食，违反了兽君之道；其次是老虎吃生不吃熟，不讲卫生，作为老百姓就一回事，但作为君王之身的老虎这样吃法就会损害身体健康，无法治理国家；再次是，这个妇人的丈夫和儿子并没有侵害老虎的权益，而老虎吃了他们，使妇人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将会使人类对动物更加仇恨……毕竟他是个大杂文家，出口成章，被学生记录下来成了著名的杂文《训虎辞》。数千言的《训虎辞》讲完后，他泪流满面，其弟子也个个动情大哭。不一会，狂风呼啸而来，一声雷鸣，只见一只白额吊睛老虎从山上而下，孔子师徒和妇人都吓呆了。眼看一场血腥屠杀就要开始了……
　　
　　 忽然，老虎跪倒在孔子面前，磕了三个响头，说：“孔教授，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教，此生此世，甘愿为这位老人家当牛做马，服侍她一生。”
　　孔子的一篇杂文竟能起到如此感人和感虎的效果，真是意想不到，从此，孔子和杂文名声大噪，他的不少弟子和后来的杂文家都得到政府的重用，担任了各级领导干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杂文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诸子都靠写杂文当了大官。《训虎辞》成了杂文家当官的“敲门砖”，杂文家把《训虎辞》奉为宝典，孔子的弟子在公开出版发行《论语》时，担心外人学了“训虎秘籍”，则把《训虎辞》删改为“苛政猛于虎”寥寥几行字，而真正的《训虎辞》则从不轻易传授外人，更未公开出版，只有手抄本，后人尊称为《驯虎宝典》。我们可以看到，得到孔子真传的人其名字都加个“子”字，徒弟的一般是“子”加在前面，如子路、子由、子华等，徒孙的则把“子”加在后面，如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他们都是学得“训虎”精髓的人。
　　
　　 当时杂文空前发展，君王也非常重视杂文家。其实说到底，杂文家们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战，无论在朝在野，只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空谈治国。最典型的是孔子一个叫子什么的学生，靠写杂文当了将军，有一次在和敌人打战时，他单车冲到敌方阵前，用《训虎辞》的口气训导敌人，话还没训完，帽子掉了，为了维护杂文家的形象，他捡起帽子系好，这时，敌人的长戟刺进了他的胸膛！杂文家的得宠引起了政府其他官员的嫉妒，他们想方设法攫取《驯虎宝典》，不惜血本陷害杂文家，使杂文家不是被免职贬谪，就是被搜捕抄家，有的甚至掉了脑袋。战国最后一个“子”是韩非，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得了《驯虎宝典》而李斯却没有，李斯把韩非子请来秦国就是想得到《驯虎宝典》，而韩非子却不识好歹不肯交出来，结果被李斯设计杀害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把全国的杂文家都抓起来，勒令把私藏的《驯虎宝典》上缴，否则砍头，但所有的杂文家都否认看过《驯虎宝典》。一怒之下，李斯便蛊动秦始皇“焚书坑儒”。《驯虎宝典》从此绝迹，但后世当官的杂文家仍成了同僚的怀疑对象，人们都想从杂文家那里得到这部宝书。到了唐朝，有个大杂文家，名叫韩愈，因为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的杂文，名播天下，大臣们都以为他是韩非子的后代，应该藏有《驯虎宝典》，而他却矢口否认，最后被权要们奏请皇上把他贬到潮州当刺史，并在蓝关设伏准备行刺他抢夺《驯虎宝典》，幸得他的侄孙韩湘及时赶到救了他。到了潮州，看到当地鳄害为患，他写了一篇《祭鳄文》，鳄鱼通通跑到大海去了。《祭鳄文》与当年孔子的《训虎辞》一样神奇。可见，韩愈是学到《驯虎宝典》真谛的。他又从哪里得到《驯虎宝典》的？其实，《祭鳄文》不是他自己写的，是韩湘帮他写的。原来，韩湘当了神仙以后得了《驯虎宝典》，他不用靠写杂文当官，帮助韩愈治理好潮州后就上了天，也把此书带走了。请注意，从韩愈爷孙俩的名字看出，韩愈没有“子”，而韩湘有“子”，叫韩湘子。
　　
　　 焦国标先生说：唱歌、演戏、写诗、写散文小说的能进政协，惟独写杂文的没有进政协。“鲁迅没有进过国民党的‘政协’，柏杨、李敖也没有进过台湾的‘政协’，何满子、邵燕祥、牧惠、黄玉龙辈没进过政协，朱健国、鄢烈山辈更不用提。”看来真的有点不公平，其实也没什么大惊小怪，鲁迅也写小说，怎么不进国民党的“政协”（文中打引号的‘政协’不是实际意义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概是指参政议政——引者注）？邵燕祥也写过诗，为什么又没进政协？笔者认为，他们的名字是少个“子”，没读过《驯虎宝典》。至于何满子的名字有“子”，那是他自己或他父亲起的，不是社会公认的不算数（如果算数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在名字后面加个“子”进政协当委员了）。
　　
　　 笔者认为，杂文家的职责是写好杂文，为什么老是要嚷着进政协呢？这不是与初衷相悖吗？进了政协又有什么好处？一是唱歌的、写诗的没有“驯虎”的嗜好，而杂文家虽然不一定藏有《驯虎宝典》，但“驯虎”的秉性却一脉相承，请他们参政议证，必是要大发“驯虎”之词，整天危言耸听，扰人清净，能不讨嫌？二是杂文家一旦当了官，人家就以为你家里一定藏有《驯虎宝典》逼你交出来，而你又真的没有，那该如何是好？
　　
　　
　　
　　 后记：笔者崇尚“文无定法”，随心所欲，信手拈来，故此文写得“四不象”：一不象文学评论，二不象故事新编，三不象文学史料，四不象杂文体裁。如此四不象，聊博大家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