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黄桥地处苏北平原，但就其规模格局俨然是一座江南小镇，尤其是故乡的民俗民风，与许多江南小镇并无二致——早上喝茶就是一例。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小镇茶馆特别多。小镇的茶馆只卖一样——茶。
　　小镇上的人，每天早上起身洗漱后便漫步走进茶馆，多系很熟悉的茶馆，有的茶客还有习惯的固定座位。茶馆内陈设极其简陋：几张大小不等、油漆斑驳的木头方桌，配上同样油漆斑驳的长条木凳。粗瓷青花茶杯呈纵椭圆形，馒头形的杯盖顶上有一小小的像碗似的小盏，此盏大概一是为了装饰，二是为了便于揭盖。
　　茶客喝茶不讲究茶叶。多数是次等的炒青之类，考究一些的也不过是次等珠兰或茉莉花茶。甚至水一冲杯口便浮着一层灰色泡沫的劣质茶叶也不计较。他们讲究水，水要开，喝到嘴里要“格崩脆”：“呼——”地一声啜进口，润一润，“咕噜”一声咽下去，再“唉——”地一声叹出来……仿佛喝的是玉液琼浆。茶金很便宜，都是普通劳动者能承受的。
　　到这些茶馆喝茶者，都是社会下层的平民，他们既无权势，又无财力，但茶客之间的关系却很诚挚。
　　茶馆是很热闹的去处:茶话茶话，喝茶就得说话。再说，茶客大多数为老年人，他们本来话就多，这一帮子凑一块儿，还不热火朝天？话题自然以“想当年”居多。说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必是那时一天能挑多少多少方土，谁、谁、谁，还有谁都不是我的对手；谈到“样板戏”，马上就有人扯着嗓子“痛饮庆功酒”……要是有人带来了小孙子或小孙女，众人一口咬定他是为了讨好媳妇才这么做的，甚至还会编出一段段情节离奇的故事；那人也不辩解，更不会反唇相讥，只管嘿嘿地笑……
　　小镇上的茶馆除了茶什么也不卖，但臂挽竹篮、肩扛小笆斗卖烧饼、馒头的小贩却不停地在喝茶的客人中间走动叫卖。这些小贩同茶馆里的堂倌是极熟悉的，同有些老茶客也很熟悉，所以还常常赊给他们吃。还有一种小贩，他们挽着小竹篮，里面沿竹篮边缘排列着翻卷着口的小蒲包，包里分别装着花生米、葵花籽、五香豆等小食。其实坐这种茶馆喝茶的人大多是舍不得买的，只有偶尔带着孩子来的才买一点点。
　　早茶一般喝到八点半左右结束，各人回家做自己的事。若是有一天某人突然没来，其他人一定会想方设法弄清原因，特别对那些儿女在外的单身老人，如果没有确实的消息，他们一定会集体上门探看一番———担心他一觉睡不醒了。所以既是喝早茶，也是相互报个平安：古镇民风之淳朴可见一斑。
　　茶馆早市过后，下午就改为书场。茶馆的座位原封不动，只是将早上堆放茶吊、茶杯的桌子撤掉，改放一张长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高约120厘米的小长条桌，围上旧桌围，后面摆上一张高脚凳子作为说书先生的座位。
　　这种说书大多是长篇，那时我常跟父亲去听书。我记忆最深刻、也是最感兴趣的是《包公案》，特别是其中的断案章节，如“白马驮尸”、“探阴山”等等故事至今也没忘记。
　　有一段时间，茶馆里由二位先生说书，一人说一段，或者你说上段，他说下段。为了等客，也为了定场（让听众定下心来），一般说书先生都要说一段“书头”，书头内容大多是即兴发挥，常让人忍俊不禁。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说书先生叫单逍遥，另一位姓张，名字记不清了。这一天，开场是张先生，只见他在高凳上坐定，呷了一口茶，把醒木一拍，一本正经地说道：“话说单老汉夫妇，已年过半百，膝下尚无一男半女，老夫妇俩焦虑万分，四处求医拜佛。这一年老妇人竟怀上身孕，待至足月，生下一女孩，夫妇俩欣喜若狂。在狂喜之后这才想起该替孩子取个名字，但单老汉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取什么名字呢？正在这时，小镇烧饼西施胡小糯正好走到门口叫卖烧饼，见单老汉喜得贵子，忙向他道喜，单老汉破例买了10只烧饼。在付钱时他见烧饼西施胡小糯小巧玲珑，特别是那一件小腰唐装，更是衬托出胡小糯的娇媚可人。他灵机一动，就替女儿取名叫‘单小妖’。大概是单老汉命里注定不该有女，‘小妖’刚刚过了周岁，就得了大病医治无效一命呜呼，老夫妇俩哭得死去活来。邻居们也在背地里叹道：这‘单小妖’也真是个短命的讨债鬼呀！”听客们都知道这是张老先生拿单逍遥先生开心，所以发出了哄堂的笑声，而单逍遥也陪着听书的人大笑，毫无恼怒之意。
　　二位说书先生如此融洽的关系似乎给人们一些富有内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