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
　　
　　 记不清是谁说过这样的话，但这话却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世间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愿意或者不愿意，都会在民族文化的氛围中成长。文化会将零散的、疏离的个体连结成精神相通、彼此认同的群体，进而塑造出独具特色的人格系统。这话实在是有几分道理的，但细细品味却总觉得有几分被动承受的意蕴，它应该还有主动认同的另一方面。仔细想想，那应该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体认与感悟。
　　
　　 一切传统都是过去的东西，但并非过去的一切东西都是传统。传统首先是一些被公认为正当的东西，同时也是能够被群体所接受的东西。这种正当性意味着传统是天经地义、勿需论证和说明就为人们所接受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当然具有权威性，“人们在做的时候，往往不假思索，就那样说、那样想，就那样去判断……这样做，比较顺眼；这样做，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久而久之，则在群体中形成一种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生活情趣、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独有特色，进而呈现为一种巨大的习以为常的惯性力量。群体中的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按照相类的模式去表现，并朝着大致相同的目标去行进，而这种由独特模式所展现出的相似性，又使群体中的人与人之间有了交流与沟通的基础，进而呈现为群体的凝聚性与亲和力。正是借助于传统，人们方能相互联系和逐步凝聚起来，并将先人的经验与成就传递给后人，使文化得以保存、传承与延续。
　　
　　 传统作为一种惯性力量，显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毋宁说，传统的形成与演变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一些东西逐步地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和天经地义的而为群体所接受，进而成为凝聚群体的力量时，它才会演化为传统。中国有文献可考的文明史已经相当久远了，从物理意义的时间上说至少已有数千年之久，但传统的形成却很难用时间轴上一个确切的点来表示。那么传统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它与我们现实的生活又有何关联呢？
　　
　　 这个实在很难说，但《管子·侈靡》篇所云似乎有助于问题的理解：“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的确，我们与先人都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片蓝天下，虽说时已过但境未迁，我们仍旧使用着先人留传下来的方块汉字，甚至还仍旧沿袭着先人生活中的许多习惯。因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统其实离我们很近，近到仿佛可以直接与先人对话，而传统那绵延的惯性力量，也常常使人觉得我们仍然与先人以及传统同在。
　　
　　 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统离我们很遥远，遥远到我们不知道传统笼罩下的先人们究竟会做什么、想什么。因为物虽是人已非，我们与先人的所思所为其实已经大不一样了，而凭借那些蕴含着先人的思绪与感受、被我们称为史料的典籍或实物已经难以重建先人生活的完整图景。这种遥远的感受，常常会使人觉得传统的陌生与隔膜，而所谓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由后人去想象、推测和选择，或者更重要的，是去感悟。文化传统本身是很宽泛的，包括物质、行为、意识诸多层面，因而它留给后人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就如同一个老人对往事的回忆一样，时间有可能会把他不愿回首的东西过滤出去，而留下那些最值得留恋的事情；但时间同样有可能将其生命历程中无关紧要的东西过滤出去，而留下那些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
　　
　　 远自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国人即充满自豪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抑或是文化发展上都是“天下中心”，周边国家不过是“四夷”而已。汉代扬雄即从“文化中心”和“天下中心”的双重含义上来解释“中国”一词：“孰为中国？曰：王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其后的《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也言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显而易见，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华”，正是因为先人将中国视为文明的渊薮、世界的中心。这种自视为“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意识在今天看来，固然带有极大的偏见，甚至有些夜郎自大，但这恰恰是先人对文化传统的自我体认。所以当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万国全图》，朝野之人发现图上的中国并不处于世界中心而是在远东一隅，便议论纷纷，愤慨异常，谓“其说荒谬莫考”。利玛窦只得将中国的位置改到了世界中心，并将《万国全图》重新更名为《山海舆地图》才得以了事。
　　
　　 18世纪以降，经过产业革命洗礼的欧美各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大踏步地迅速赶超古老的中国。尽管因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而使乾隆皇帝仍大言不惭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直线下降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一败再败，维系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命脉的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厄运。马可·波罗以其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而在西方为中国人所树立的几近完美的理想形象，也渐渐演变成为英国传教士史密斯笔下的过分怕丢面子、轻信、不守时刻、不正确、轻视外人、做寄生虫、神经迟钝、缺乏团体精神、缺乏同情心、不诚实、缺乏忘我利他的精神、彼此不信任、过度的保守性等等。中国人，真的个个都成了“丑陋的中国人”了。与此同时，中国人对传统的自我体认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一些受过西方文化影响之人，“尊西士为圣神，崇欧人为贵种”，认为“中国略有野蛮之符号，尚未有文字”，固有的传统观念“阻碍进化，有甚于洪水猛兽者”，进而认定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非全面“欧化”不可。传统文化的标识性人物孔子随即成了众矢之的，“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里去”，则成为最时髦最惊世骇俗的口号。中国人快速地由自傲一变而为自甘暴弃式的极度自卑。
　　
　　 时至今日，人们固然可以说夜郎自大式的自我中心论是一种自恋情结，也可以说自甘卑下式的全盘西化论是一种开放心态，但其前提或关键则显然是中国所处世界地位的升降进退。更复杂的问题在于，由极度自傲到极度自卑这种转折太快，而且弯度太大，让人一下子难以适应，更让人无所适从。所以有的人会义正辞严地反对传统，有的人则会义无返顾地维护传统。两者都不遗余力，两者都有其道理在。作为后来人究竟该如何取舍？又如何对传统文化做出自己的判断呢？我想，这恐怕得了解一点文化史。
　　
　　 对于“史”这个字，有人说它象征着“公正”，因为它的字形像一只手持了一个“中”，表示不偏不倚；有人说它代表了“记载”，因为它的字形像一只手持了一支“笔”，表示在籍册上书写。但不管怎么样，恰如葛兆先所说的，历史是追溯过去，寻找人类的良心与尊严，发现自己的传统与渊源的一门学问。有了对先人志业的追溯和历史知识的累积，人们才有可能使国人面对“西学”、“西人”，有尊严地抬起头来，进而去寻找民族良知、弘扬民族精神、感悟文化传统。
　　
　　 感悟传统，当然不是要人们重新陷入圆满具足、妄自尊大的状态中，而是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对中国文化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一方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演进，有其常态，也会有其病态；有持续的进步，也会有一时的沉沦。不能因见我的骤落彼的突进而意迷神乱，毁我就人，尽废故常，更不能将落后与沉沦的因由一切归罪于先人和文化传统。基于这一认识，才可能对先人存有些许敬意，对文化传统增加一份较为平实而客观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客观地认知文化的发展，从而可能使民族文化游离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之外；如果没有民族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来，而只能是一种人云亦云、东施效颦的文化。近些年来，“丑陋的中国人”之论似乎成为时髦，其中固然不乏卓见，但更多的人恐怕是籍此标新立异，故意将自己装扮成敢骂祖宗的“英雄”，因而这股“丑陋”之论既让人感到一种自嘲的痛快和辛辣，又未免更让人感到实在是一帮文化“汉奸”在鼓噪。我们从不反对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但更主张继承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而且我们坚信，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既保持其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吸收适应时代要求的外来文化。
　　
　　 文化传统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得到认同感与归属感。然而，人们对传统的感悟却未必真的能够悟出其真谛，就好比观望远山，“横看成岭侧成峰”。所以我们希望经由对民族文化的描述，尽可能地与大家一道去探寻和重构最接近真实的文化图景，进而共同去找寻我们民族的良知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