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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最早的白话启蒙小说
　　
　　
　　
　　(2003-07-28 10:33:27)
　　
　　金黔在线讯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发动的以小说界"革命"为标志的文学启蒙运动，将"新小说"觉世新民、开启民智的启蒙功能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为"文学之最上乘"的中心地位。
　　
　　贵州的报业萌生较晚。与京、沪等地报纸出现的时间相比，几乎晚了近半个世纪。1907年7月，贵州省出版了第一份报纸《黔报》面世（周培艺为主笔）。《黔报》上辟有发表文学作品的"杂俎"、"谐谈"和"短篇小说"栏目。继《黔报》之后，《西南日报》、《贵州公报》、《商报》、《黔风》等报相继出现。其中，《贵州公报》（1909）、《黔风》（1912）也辟有专门的"小说"栏目。但这些早期的报载小说，多是以文言文为主。
　　
　　贵州革命党“贵州自治学社”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7月创办的《自治学社杂志》，是其宣传革命的阵地。这份杂志虽不是贵州的第一份期刊，但它显然是目前所知贵州最早发表新小说的期刊。我在贵州省博物馆阅读过该馆收藏的第一、二、三期刊物原件。第一期上无出版时间，第二期上有"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字样；第三期上有"光绪戊申年"字样，未注明月份。它到底出版过几期，未见有文字记载。
　　
　　据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资料，贵州最早的白话小说，就是发表于该刊第一期上的《越南亡国史》和第二、三期上的《社会鑑》。
　　
　　《越南亡国史》发表时未署名，仅在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回，此后在第二、三期上均不再露面。
　　
　　《社会鑑》连载于第二、三期上。两期文字是连贯的，作者却不同。第二期上的署名为"陈锺麐"，第三期上的署名为"景福"。我查阅过有关资料，陈钟麐，号孟仁，贵州普定县人，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附生出身，是贵州简易师范学堂学员。他在《自治学社杂志》还发表过《瓜分警告之警告》、《自治学社之个人》等文章。另一作者景福，即张景福，是贵州自治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张百麟的又名。张百麟，字石麒，贵州贵阳人，先藉湖南长沙。清光绪五年（1879年）生。有生员功名，其父张翰曾为他捐了一个通判，后入官立贵州法政学堂为官班学员。辛亥革命后为贵州军政府枢密院院长。民国八年（1919年）病逝。
　　
　　从所见的小说文本来看，这是两篇典型的政治小说。作者显然是崇信梁启超的小说"救世说"，以改良群治为小说创作的最高目的和境界。
　　
　　对此，小说作者们毫不讳言。《越南亡国史》的"叙言"，开宗明义，十分鲜明地道出写作这篇小说的宗旨：“……我们中国，现当最危最险的时候，若不大家振顿，就要亡国。奈何我们中国的人民，大半不知道亡国的祸害，真实奇怪得狠。因此想出一个法子，将越南亡国的事故，编成白话小说，布告我们中国的国民，使人人有亡国的恐惧，人人有亡国的防备，人人自勉自强，保全了中国，不至亡国。这就是我们几个读书人的欣幸了。”
　　
　　而在《社会鑑》的开篇，说的同样明白：“社会鑑一篇，系一个有心人自号梦醒生，致仕家居闲暇的时候，看了些新书新报，见得中国退化已达极点了，不禁慨叹，回想一生所习所见所遇所闻，本己及他人的种种思想行为，都是驱使社会退化的原因。一番责人，一番恨己，追悔却已无及。久欲将本己经过社会上的情事，托人笔记出来，警告后人。”
　　
　　《越南亡国史》的第一回目为"受王封世袭屏藩职，效国贼模仿篡夺风"。开篇第一句"却说近来国家学上说的......"说的就是政治。先说"一个国家必有三种要件"--"土地"、"人民"、"统治权"；接着就是介绍越南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以及越南国八朝简略的历史概貌。尽管说的是"越南国"的历史，但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对于在帝国主义列强挤压下的中国现实的强烈忧患和躁动不安。从这既无人物、也无情节的小说里，我们会明显地看到那个时代的小说"因思想而忽视艺术"的通病。
　　
　　在刊物中已标明为"社会小说"的《社会鑑》，涉及到一些贵阳的事物，因此可以肯定，这是贵州人自己创作的白话小说。两期共连载了第一回，回目为"夸课艺书生邀乡誉，述战事侠士论国情"。小说假托自治学社记者"拟编社会小说"，偶遇"看了些新书新报"的梦醒生，听他自述生平，"说来颇有兴味，且画出祖国社会的一个小影，虽属琐细，足供研究"，便记录下来，"分为片段陆续登报，以供阅者之"。在约3600多字的第一回中，几乎全是主人公梦醒生先与同窗好友王致祥、后与王及同来的好友金愤生之间的对话。对话的主题，一是世风，一是国是。先是议论考课时的种种情状，接下去议论官场中人的钻营；再大谈"现今中日战役结局"，评说淮军战败、日本明治维新，历数中国的一二"劣点"，最后忽然听到了变法夭折的消息："变法的事又变了，杀了五六个官，尚在拿甚么康梁呢。" 在《社会鑑》的这一回中，通篇只是叙述，而无一点描述。
　　
　　如今，已无从知道这篇小说的"下回"如何"分解"？此后的文字是否会多一些文学味？但从这些已知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启超"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的小说观念的深刻影响。这种创作观念，是当时小说创作界的主潮。在政治革命热情高涨的时代，以宣传革命为己任的《自治学社杂志》上，发表这类肩负救世重任、议论大大超过叙事、情节几乎阙如、艺术十分粗糙，被当时人讥之为"开口便见喉咙"的小说，也是不足为怪的。
　　
　　自1902年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后，政治小说在中国曾出尽风头，但“国人创作的政治小说多为未完稿。"贵州《自治学社杂志》上的这两篇小说，大约也同样是"未完稿"。
　　
　　但无论如何，这两篇白话启蒙小说，当是开20世纪贵州新小说先河的肇始之作。对于贵州近百年的小说史，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何光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