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元月14日
　　
　　温河那年整党工作结束后，从黄榆公社回教育局上班。工作仍然被安排在教育组，后改名为普教股。
　　普教股的工作就是抓全县的普通教育工作；普通教育的含义就是指全日制中学和小学教育。其实质是针对业余教育、职业教育等而言。
　　但此时的教育也是一花独放，全县有的就是全日制中学和小学；其它教育是零，因此普教股成了教育局唯一抓业务的股。
　　当时教育局只有13人，除了局长外，连股长在内才剩下了9人。共设置了3个股，除普教股外，还有人事股和计财股。这两股各有2名编制，普教股业务量大，配备了5人，其中正副股长各一人，温河为股员。
　　由于人少工作量大，股内的工作很难分工，整个股好比过去的生产队，每天干什么活，都是股长现分工。
　　比较有规律的就是每学期开学初，都要深入各公社检查公社教育组和各中学中心校教学工作安排情况。人手不够时，由教师进修学校出人，配合搞好检查。
　　最辛苦最繁重的任务，就算写材料了。每年的大型会议总要召开几次，所有材料基本都由普教股来写；基层的材料要是拿到县里会上讲的，也由普教股来完成，主要是为了保证材料的质量。
　　那时对材料的质量要求相当高，一般情况下写出的材料难以过关。每次大型会议，每名同志最低分担一个大材料，小材料就无数了。
　　每次会议的材料都要提前一个月将初稿形成，由领导定时间，所有写材料的人、外加局长、股长等坐在一起。写材料的人轮流宣读自己写的材料，然后大家都发言，专门找材料的毛病。从内容到结构、从语法到修辞、从事迹到语言，无不细致推敲。
　　研究材料时，每个同志都得被大家挑毛病弄得满头大汗，否则绝不罢休；而且百分之八十基本推翻重写，蒙混过关是做不到的。
　　推翻重写的材料，由局长牵头，帮助“吹路子”（即研究提纲），写材料的人就要按照这个路子去写了。
　　在研究材料时，领导绝不吝惜时间，有时五六个材料就要研究两三天。
　　所有材料研究完后，同志们又分头去写了。隔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大家再重聚首，仍然是老办法，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地过筛子；而且这次比上次还要细。研究过后，再分头去改。
　　总之，每个材料都要过三关，才能交稿。后来同志们总结出了规律，叫做不到开会材料就没个完。哪像现在机关材料，错误百出，哪有坐那研究材料的，有个东西就能用。
　　正是由于这样严格要求和磨练，使同志们都能撸出把好手。由此教育局当时成了为各部门输送人才的基地，哪单位缺人，都盯上了教育局。
　　后来县里下文件了，除了县委和政府，一般不准调教育的人。但是那年月机关必须用干部编制的人员，而干部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多数在教育。
　　各单位缺编，眼睛还是盯在教育上，人才照样被挖出，因此县直机关的领导干部多数都是教育出身。
　　在这样的写作环境中，温河很快成了写材料的能手；后来还被誉为教育系统第一笔。
　　这时温河的工作几乎陷在材料堆里了，材料一个接一个，经常要起早贪晚地赶材料。为了抑制困倦，还学会了抽烟。
　　开始时，经常是别人递过来一支烟，温河感到困倦，为了刺激神经，就接过来鼓捣几口。常抽别人的烟，也不好意思，所以尽管自己不会抽烟，也开始隔三差五地买盒烟，分给大家抽。
　　烟酒不分家，单位当时除了温河外，男同志都会抽烟。在这个烟雾缭绕的世界里，实在逃脱不了抽烟的命运了。
　　由于经常鼓捣烟，温河也渐渐地来了烟瘾，于是经过艰难地抉择，终于决定走上抽烟的人生路。
　　于是温河就选择了一天，到商店买来烟嘴（那时只有春节才能供应几盒带过滤嘴的香烟，平时就是不带嘴的简装烟，为了减少尼古丁的侵害，用烟嘴抽）和打火机，正式开始了抽烟的人生历史。而且这一抽就是10年，直到1989年5月温河才毅然决然地与烟割断了情缘。
　　当时比较好抽一点的还是云南出产的烟，如芳草、田七、三七等，4角多钱一盒。开始学会抽烟，还不算频，每天一盒就够了。但是一个月也得10多元的消费，这对于每月只开40.5元工资的温河来说，应该说还是个不小的开销。
　　这时的温河从来不写文学作品，不仅没那个水平，也没那个时间。除了下乡和写材料外，所剩的时间微乎其微。
　　但这点滴的时间温河也不放过，经常把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好经验、好做法等写成报道，投到有关报刊。因此省市报刊不时地看到温河所写的消息和报道。
　　时间长了，温河就成了《吉林日报》、《江城日报》、《吉林教育》等刊物的通讯员。每年都要参加报刊社举办的各种活动，而且年年还被有关报刊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机关工作累而清苦，温河家没搬到县城前，是在县革委会的职工宿舍住。
　　县革委会坐落在县城五里河北岸，背靠连绵起伏的群山；政府门前是一片参天大树。这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真使人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革委会大楼的西面，与之并列的是一座四层楼，这就是革委会职工宿舍。
　　那年代机关住宿的职工得有一半以上，教育局男宿舍被分配在一楼。大约有30平方米面积，住着9名同志。
　　由于多数时间下乡，所以每天真正在宿舍住的也不过三两个。只有机关安排集中学习或开大会时宿舍的人才能凑齐。
　　宿舍的生活也是很愉快的，虽都是一个单位的同志，但是在一起的时间还不是很多，每次下乡回来见面都很亲切。
　　晚间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回来的同志总是要将自己在下面的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
　　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这就是最好的娱乐。大家戏称为《故事沙龙》。因为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人和事太丰富，这些活生生的真实事例无不感染着每一个同志。
　　那时每周也看不上一次电影，更没有电视。因此互相谈天就是大家最盼望的了。
　　住宿人员，每天都是在职工食堂就餐。早晨是馒头和大米粥，小咸菜，每顿都是不到2角钱的消费；中午和晚间基本是大米饭了，有炖菜、炒菜，鱼和其它肉类很少，基本都是素菜。一是肉食类紧张，居民吃一点都是供应；二是工资低，条件也不允许你吃大鱼大肉。
　　在机关吃饭的人多，每到饭点，职工们同时走进食堂，自觉地排好队，没一人“夹楔”的。县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也都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
　　食堂内天天饭顿广播里播放评剧《刘巧儿》，边听边吃，别有一番风味。
　　机关和别的部门最大的不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融洽，一般都是个人干好个人的工作，别人如何不去过问；更是很少有搞小动作和自由主义的。从来不会看到吵架的事情发生，一人有事大家帮忙。
　　那时的机关干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每天都是提前上班，主动打水、扫地、擦桌子。局长也是自己动手，从来不像现在都是别人伺候。
　　如果哪天比别人来得晚了，少干了一会儿，就自己感到不好意思了。第二天非早来把全部活干完不可。那时绝看不到哪位同志有迟到早退的，更没有上班时间出去干私事、喝酒或赌博的。
　　别说是找“三陪”，就是和女同志说话都得文明点。要是有一名同志出现点绯闻，那就会成为天大新闻传遍全县。
　　大家就要称呼他为有“腥味”的人，走到哪里人们都不会用好眼光看他；生活作风真的出现问题，不仅要受处分，饭碗子都可能丢掉，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敢不规矩点？
　　那时机关干部不搞任何特殊，到县城各基层单位从来不吃请；到各公社，一律住招待所，在招待所自己买饭吃。
　　可是如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