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袁伟民正式卸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一职，团中央书记出身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接任，有媒体称为中国体坛告别“袁伟民时代”。
　　
　　袁伟民时代的中国竞技体育无疑是辉煌的，无论是其作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还是其之后主政中国体坛。自从1979年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恢复关系以来，除遭到中国抵制的莫斯科奥运会及“兵败汉城”以外，中国体育在每一个奥运年，无不为亿万国民带来无数的光荣与梦想，并在2004年的雅典达到高潮——无论是史无前例的32枚金牌、排名第二，还是在田径、皮划艇、网球等传统弱势项目的惊人突破。从“女排精神”到“女足精神”再到今年的全面开花，竞技体育都成为激励国人、增强自豪感的重要工具。
　　
　　袁伟民以及他带领的中国女排是笔者在儿时就比较熟悉的，不只是当时“女排精神”传遍神州大地，笔者的“女排情结”更源于袁伟民及其“五连冠”的中国女排长期以家母所在单位作为集训基地，小时就经常跑到训练场欣赏心中的英雄，印象深刻的是餐厅每天都要宰杀很多当时极其稀有的龟鳖为女排还有速滑队员们进补。大了以后，才知道投入的远不止这些，甚至当地的一家“海鸥宾馆”都是为女排们建的，只是因为那里为闹市区而没有用。其实国家对体育的投入远不止这些，在雅典奥运会尚未闭幕之际，一篇《奥运金牌的陷阱》广为流传，“7亿元一枚金牌”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中国是以举国之力搞竞技体育确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举国体制确为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一想到中国还有几千万人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不禁让人心情充满复杂。上个世纪，体育为新中国打破封锁、开展外交、振奋民族精神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改革开放25年的今天，体育是否还应该只盯着五环旗呢？上世纪90年代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便提出体育要走市场化之路，自92年足球红山口会议开始市场化改革之后，市场化之路便是雷声大、雨点小，中国的传统体育强项也正是国际上普遍非职业化的体育项目，无论是足球、篮球、网球、田径还是高尔夫等市场化普遍较高的项目，中国的竞技体育都离世界顶尖水平差距甚远，事实上中国是用举国之力与其他国家难以市场化的项目一搏，而欧美国家在竞技体育项目上政府普遍投入甚少，更多的是依靠体育市场自身来解决。上世纪90年代同样还提出了中国体育要“奥运争光”、“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三管齐下，可惜对后两者的推动至今仍成效甚低。体育产业的领头羊是足球项目，在历经十年的职业化改革之后，今年的中超没给人们带来惊喜，却带来了无数的混乱和闹剧，除了甲A时代的假球与黑哨，今年进入人们视野的还有赌球、罢赛、暴力、造反、关联俱乐部，场外新闻眼花缭乱，场内球迷数量却少得可怜。足球的市场化之路，已不是中国足协或是体育主管部门能逆转或是解决的了，这需要司法、行政包括国资委等诸多部门的参与，足球市场化陷入危机，其他项目进行职业化就更遥不可及。市场是有的，体育对企业的吸引力也是不可小视的，没有足球，谁知道实德或者万达？央视五套吸引着大批晋江企业，联想给国际奥委会一投便是六千万美元，笔者所在企业也拿出六百万装备帮助国家运动队提高科技水平，可由市场化运作代替国家财政支出体育资金还有些遥遥无期。
　　
　　此外令人担忧的还有“全民健身”计划。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篇文章《打的去跑步》，说的是现在的人们只能打的到健身房去跑步运动了。笔者曾听一位日本企业家谈到，东京奥运会给日本的带来的变化，一是经济的腾飞，二是国民对健康的关注。中国的经济已经在高速成长，但国民身体素质却更令人堪忧。据今年10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国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慢性非传染疾病上升迅速，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8.8%、大城市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由四年前的4.6%上升到6.4%、现有超重人群2亿、血脂异常1.6亿，同时显示这些疾病城乡差别不大，中青年人与老年人相近，“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脂肪摄入最多而体力活动最少的人，患上述各种慢性病的机会最多。”何止是中青年人，现在中小学生中高血脂、高血压、肥胖、糖尿病人数均比以前有大幅攀升。转型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压力、环境污染等诸多因素，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体质正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疾病的无知”，而我们的年轻一代更多的是事业上的拼搏，却认为那些疾病都是老年人的事，与己无关。蒋南翔先生五十年代就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可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六十岁。
　　
　　体育事业，应该不只是把目光投入到奥运争光之中；全民健康的课题，也不只是体育主管部门的事情。欢迎明天继续关注《回首2004（五）——和谐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