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如何自处　　　·胡杨林社区·雪堂-个人文章

　　其实这个问题我本来想这样问：那就是学者本来如何自处，学者历来如何自处，今天的学者又如何自处。
　　　　无论时代如何换肤，学者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其生活状态叫人着迷。他们的知识体系与实务运作经验、阅历，其存量、范畴惊人——愿意的话他们完全有能力对社会施加重大影响。学者又历来是一个对自身身份有最多思考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讲，给自己定位是一种苦难，尤其是在他们对自己每日的工作做了一些审视之后。当然，这仅仅是指那些相对比较自由的学者们——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学者则没有这种幽思，因为这些学者本不必去为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伤脑筋，更不必就这些立场与视角向自己解释，那是个人的取舍，很私人的事情了。说到这里已经快要走了题，我们本来是要说说前者的。
　　　　《道德经》有劝人不必执着于书本知识而反被其捆住手脚的话，我基本认为这话是和那些已经获得大量知识积累、已经成功地构架起很成样子的学识体系的人说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美妙的积累过程而单纯从书本之中逃离，就流于蒙昧。正是从我们提到过的这个过程出发来看，那些拥有知识而同时能保存自我的生存价值，不被外物轻易所用，正是在这个很高基点上到达的一重境界。学者能不断地感知自己的使命，自发地对自身、对自身学识的用途有所定位，正是这种境界。
　　　　一次听一位经济学者（我习惯的提法，而不是“学家”）开坛论道，期间他曾经这样和听众们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曾长年参与一些条令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通宵达旦；却也曾为了福利工厂的职工做一些经营筹划，以使他们能免受地方条令的苛责。人们问：你到底是哪边的？你们说我是什么人，我自己也不清楚了。”我在下面坐着，心里想和他说：你真正懂得了学者应该分清楚的事情，你做了学者应该做的事情。尽管这些工作角度与层次不同，我要说，你是一个真正有社会价值的学者。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如果身为一个学者，能以己之学，既能满足宏观层面的“专家意见”的要求，又愿意为百姓的简单困难提供切实帮助，哪怕他收取合理报酬——那这种学者是有价值的学者，是其所在地域的巨大财富。相反，拘泥于知识存量，拘泥于身份，不清楚什么样的人需要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经验，特别是——因为“层面”考虑而不愿意向最需要他的人们提供自己学识的学者，这些学者其实真正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这些年一再读到经济学家写的著作，翻两页前言，作者在里面叫苦不迭：“经济学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公众给了经济学界疯狂的关注和苛刻的要求，让人喘不过气来。”从《资本论》开始读起的人们都知道，说这话的大概是真经济学家。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成了名，也受了苦。还有学派论战，人们各自扼守着理论的阵营，在纸面浴血，将学术的会场搞得狼烟漫漫。拥有了知识存量，往往并不能使人不神情恍惚；相反，却极大地动摇了学者们早年对自己的认识基础，为他们思想的摇曳提供了空间和幅度。在我看来，通过今天许多的“经济学家”偶尔流露出的关于自身思索的困惑和无奈，及其反映出的时代学者的不自然，正是因为知识存量等级形成的层面观念对其作为的限制。给自己划一条界线，然后恪守它。这就是习惯的势力。
　　　　这些问题都很奇怪。即便把职业道德与职业风险规避的因素考虑进去，一个自由学者，在本职行业内竟然有了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还是让人不能光明正大地解释。为什么给自己这种限制？为什么就限制自己成了上层建筑“专供”？学者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民间印象，连百姓生活中最简单的专业要求都无法实现或者客观上没有满足，宏观层面的专业要求谈何满足？学者再放不下身段，其学识素养即越来越形似“屠龙之术”。怪事环环，学术无辜。
　　　　而那些先天有百姓思想，或者进一步说有“平民价值观”惯性思维的学者——不能说在少数，正是我们的福祉。
　　
　　　　2004.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