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人性善”的同时，荀子也提出“性恶论”与之成对势。几千年后的我们便在矛盾中寻求答案。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性善，还是性恶？
　　 难，真是太难了，几千年也没辨出个真伪。人性在善恶之间，大道亦在真伪之间。疑问，恶性，善性？伪道，真道？所谓大音无声，大象无形。那么“性”呢，是谁说它善，是谁说它恶？性，有，无？与生俱来吗，还是后天形成？一成不变吗，还是朝神暮兽？
　　 无性之性，人性可变。这是我的观点。
　　
　　 人一生下来，就如同一张白纸，是比他先出生的人在白纸上面留下了各种痕迹，于是，从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开始，懂得了何为利义，何为黑白。有了需要的动机，有了能够满足需要的环境，自然懂得取舍，自然而然。这是“性”的开始。
　　 “性”本来是没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人们彼此间的一种摩擦印象。是意识使然。比如，人们说水是清澈的，或是污浊的。这是人类以自己的意识去评价一种客观存在。以有生命有意识的形态去评价一种无生命无意识的形态，我认为这是一种强加。那么，水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说它清澈，因为透过它可以看见其它物。看见了就印入大脑，意识就让人类张口说：“它是清澈的。”假如一滴水在浩渺的宇宙里，我们把意识从画面抽出，别张口。那么，一滴水永远是一滴水，我们只能感到一种存在。
　　 人性也是如此，不要强加意识，会发现“性”只是行为存在，无性之性。
　　 从客观存在这个大象来说，人的类体与个体是一样的。因此要把握这个在类体意识作用下并存在于个体的“人性”，必须综合、辩证的考虑。因为意识可以传承。例如，我们对孔孟的人性认识，从生前到死后，传承了几千年。这是一种大象的把握。这才是“性”，无性之性。
　　
　　 对于人性之所以要持这种观点，也是因为人性的可变。人性可变，这听起来，像是人对自身的无可奈何。对，就是这么无可奈何，因为它可变。
　　
　　 我们不能说某个人性善或者性恶。引几个例子，在孙成钢博士著的《新人性》这本书中提到：
　　 “2000年12月2日《新民晚报》刊登文章称，在我国青海和西藏的交界地区，海拔高达四千米左右。那里地势高，气候寒冷，牧民们的坐骑也是马，但是那里的马既吃草又吃肉。文章说，因当地高寒冷，草均生的矮小尔稀疏，因此牧民们无法大量存储冬饲料。所以每到缺草季节，马断粮草之时，牧民们只得将自己的主要食品牛羊肉来喂坐骑。时间长了，这里的马便养成了吃肉的习惯。而且它们不但吃牛羊肉，还喜吃野味，甚至同类的肉也吃。”
　　 “2002年6月21日的《京华日报》也有一则报道：兔子也吃肉，这作者在石景山区王女士家看到的新鲜事。”
　　 以上两则实例说明了动物的生存本能。我们无法评价它们，因为它们是动物，那是兽性。假如人要是像例子中提到的马那样呢，那一定有人会说这个人变态，丧失人性。确实。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但那也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可是那毕竟是丧失人性的表现，兽性使然。当生存环境一旦变好之后呢，人就会恢复正常，兽性便会退去，淡化了。但是仍然存在。
　　 因此，人性可变。我们的祖先孟子也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意思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本来就很少。后来，恩格斯也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人性里永远有兽性，但人毕竟已从动物进化成“人”。兽性又摆脱不掉，这决定了人性的可变。这就是有的人做了大半辈子的坏事，可后半生仍然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有前半生市井良民，可后半生仍然会祸国殃民的原因了。
　　
　　 无性之性，人性可变。即是人有善亦有恶，但最后仍不能定性善，性恶。只是因为性本无性。无性之性，大性。
　　
　　 我不对先人们“人性论”的各种观点论对错，只阐述自己的观点，是因为我的观点也是人的类体意识作用于我这个个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