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都是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并建立了完整思想体系的派系。在历史上，二家都曾获得极大的发展，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历史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辨证为思想方法。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⑴对巩固和治理社会起到了桥梁架构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儒学能在当时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⑵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当然，道家与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互相接近、互相沟通的质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不少士大夫文人正是从儒家指示的这条“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的思想之门。⑶魏晋玄游大盛，二谢竞与争辉，正是这一观念的最好体现。儒家与道家，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有鉴于道家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巨大和深刻，以致有不少思想家认为，道家是中国文化根柢之所在。鲁迅就曾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许地山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从我国日常生活底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看，道底成分比儒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底思想与生活底，乃是道教底思想”⑷（《道家思想与道教》）儒家与道家孰重孰轻，在此我不想妄下论断，但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若无儒家思想及其熏陶灌溉的士人支撑，便如被抽去骨架，訇然倒塌在所难免。无论释家与道家，都不具备儒家在上层建筑的韧力和张力。至于道家因为立足于下层社会的土壤，适应下层劳苦大众的需要，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与儒家一起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旅游观上，道家的出世观注定了它在旅游上的主导地位，儒家因倡导入世，便不可能象道家那样清闲悠游地去接近大自然，故而在旅游上便屈居从属地位。天下名山大川十有八九为僧道辟，而为之增辉添色的却是儒家的生花妙笔。儒道二家的对立与互补在旅游观上是体现得很突出的。
　　
　　
　　 “登泰山而小天下”与“乘物而游心”
　　
　　 儒家的第一位旅游大师就是它的创始人孔子。每个登上泰山的人都会看到一处石碑，上面刻着“孔子小天下处”。当然，谁也不会相信这就是孔子登览过的地方，但孔子登过泰山，并留下“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句却是确凿无疑的了。孔子有一段关于山水的名言，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对山水的深味与其旅行的足迹是分不开的。这种把山水自然与人间道德相联系的思想，对后人有相当的影响。
　　
　　 当然孔子本人也未必时时处处都把自然山水与道德说教结合得那么紧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人，而且比一般人更直率，更深沉。⑸《论语·先进》章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孔子让侍坐左右的几位弟子“各言其忘”。子路、冉有、公西华言时，孔子不置可否。轮到曾皙时，正在鼓瑟的曾皙立而起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一生周游六国，游说君王，阐发自己的治世思想，却终不得展抱负于当时。灰心之余，乃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叹。曾皙所言，不涉政治，“异乎三子者之撰”。却与孔子产生深深的共鸣。由此可见，自然山水在孔子已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思想、人格价值的隐喻。孔子在这里已流露有“隐居以求其志”的道家意念。
　　
　　 与之相对的另一位旅游大师庄子，则以逍遥游的态度来对待大自然。在《知北游》中庄子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山林与原野，这一切大自然的风光，都能使他欣欣然而乐。庄子已将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心旷神怡，物我两忘的美好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⑹在中国古代，差不多所有爱好旅游的人，都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启发和共鸣。于山水的游历中，庄子获得了比孔子更多的审美愉悦和身心快感。
　　
　　 同时他还提出了旅游资源的保护思想，主张“天而不人”（《庄子·列御寇》），以天然为美。在他看来，越是自然，越少人为的成分，就越美。大自然在他看来最少人为成分，因而是大美，全美。但庄子也知道一切听任自然，完全不用人为，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他提出了衡量人为之美的标准：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这也是现代旅游景观的营造和修复所必须遵循的原则。⑺
　　
　　
　　 “能至”与“能文”
　　
　　 “能至”、“能言”、“能文”，是旅游的三境界。“能至”方可“言”“文”，在旅游体系中“能至”处于基础地位，“能文”则是最高境界。“能至”不过得一人之感观，山川形胜在乎一心。“能文”除了可以满足认识世界，欣赏世界的愿望，还可籍此增辉山水，留名后世。在旅游观上，儒家与道家的另一异点是：道家多“至”，儒家多“文”。
　　
　　 东晋道士葛洪曾仙游大江南北，周旋于江苏、浙江、江西、两湖及河南等省。“见山灵水秀，遂结庐筑坛，蓄池洗药”。（《晋书·葛洪传》）其著《抱朴子》，全面论述道家宗旨、仪式、哲理、道术等。今存内篇20，外篇50，从中表现了葛洪内神仙而外儒术的根本立场。
　　
　　 稍晚其后的陶弘景亦是道家仙游的代表人物。他虽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但其思想还是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陶弘景博学多才，“性好著述”，“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恒，不能已已。”（《梁书·陶弘景传》）但在隐居后陶弘景也不忘荣利，梁武帝萧衍与之“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凡“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陶以书相告。时人称为“山中宰相”。⑻
　　
　　 葛陶二人是道家“能至”的代表，兼且“能文”，反映了儒道二家在旅游观层面上的若干相通之处。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更加深了这种相通。
　　
　　 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是晋宋之交的谢灵运，他一生爱好山水之游。《宋书》本传称他经常“寻山涉岭，必造幽峻，岩障干叠，莫不备尽。”⑼在他的山水诗中，道家思想得到诗意的表述。“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常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谢灵运是“能至”和“能文”的集大成者，儒道二家的旅游观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游中未敢忘忧国”与“山水间悟道”
　　
　　 儒家重“入世”，即使置身于山水佳境，也不能尽心赏玩，家国之忧常萦于胸怀。道家重“出世”，往往忘返于林泉，悟道于山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上书抨击官吏的冗僭，“斥游惰”，反对胸无大志，好逸恶劳的惰性旅游，提倡理想抱负和爱国为民的积极旅游。⑽即便是在写作《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美文时，忧国忧民之心恒存，遂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范仲淹以家国为念的旅游观在他的旅游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将人文思辩与旅游观景并重，范仲淹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旅游文化的内涵，提升了旅游文化的价值。
　　
　　 宋代旅游处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因此与前代相比没有那样恢宏豪迈，放浪形骸，⑾而是更看重格物致知，明理见性。程朱理学以老子之学为架构，出入老释而反求诸经。这一思潮的开创者周敦颐晚年退居庐山莲花峰下，面对生气勃勃的满池莲花，就领略到景物的理趣和致和：“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足见他对道家隐者风范也多所向往。其弟子程颐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更可资证。
　　
　　 二程与周敦颐最初都厌弃世俗生活，倾向于道家。他们出入于老释之间近十年之久，然后才返回落实到儒家，这个过程正好说明宋明理学为何得以以道家的本体论架构儒家的伦理政治观从而成为儒道家的。⑿
　　
　　 流风所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亦曾“出入于释老间十余年”。朱熹一生足迹遍历闽、浙、赣、湘四省的名山大川与风景胜地。他的《观书有感》二首便是由山水之间悟得的治学之道。其一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理趣盎然的诗作，皓首穷经的儒子是写不出来的，实堪与苏轼的《题西林壁》相与媲美。
　　
　　 理学作为儒道家的合体，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几百年。儒家与道家的旅游观作为共体中的个体，也得到了有机的融合。这是一个彼此修复的过程。
　　
　　
　　 “老子化胡”与“问奇于名山大川”
　　
　　 自元代以来，旅游的空间范围日益广大，远游已成为当时旅游活动的主流。儒家虽主张近游，看重近游，（因为这种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灵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但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反对远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推理，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便不受限制，⒀徐霞客就是儒家远游史上树起的一座丰碑。
　　
　　 1219年，应成吉思汗的万里之邀，道家一代宗师丘处机以72岁高龄，开辟了道教历史上域外远游的先声。至其抵达八鲁湾行宫晋见成吉思汗时，已是1221年。⒁这次西行丘处机有心实践“老子化胡”的传说，企图打破佛家独言独游西域的局面，填补道教游西域的空白，以提高本教声望。这次西行的结果，虽未达成“老子化胡”的愿望，却打破了六朝以来佛教独尊西域的局面，为道教争得了在西域立足以及对西域的发言权。这次西行虽以传教为目的，却为道家旅游观向更深层面的开拓创造了契机。
　　
　　 在中国历史上，以旅游著名的首推徐霞客。既未受国家派遣，亦非为宣传宗教，他的探险精神纯粹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以认识大自然为动力。故潘耒在《徐霞客游记·序》中予以高度评价：“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徐霞客少年丧父，与母亲感情甚笃。故其早期的旅游观尚受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约束，但徐母深知霞客“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的抱负，亲手为其缝了一顶“远游冠”，勉励他出游，她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并对霞客旅游的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每当霞客远游归来对母亲谈起种种历险情景时，她便赞许地说：“得所未闻如此，其可无憾而须眉矣！”⒂正因为有这样宽容大度的母亲，徐霞客不仅在近游方面成绩突出，在远游上更形成自己独特的旅游观。
　　
　　 母亲去世后，霞客更无顾虑，以身许山水，足迹踏遍当时两京十三省，铺写了一条探奇历险、临危自乐、旷览纵横、结撰至思，寓科学研究于旅游的游路。《徐霞客游记》一书，不仅在中国旅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西方地理学界也高度评价这部巨著。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翰博士曾说：“他的游记读来不像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探家所写的考察记录。”⒃由此可见，徐霞客的旅游，不仅远离书斋，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儒家的旅游观在他这里无疑已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同与小异
　　
　　 儒道二家在旅游观上虽然各有异同，但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与互补。道家从诞生伊始，便从儒家那里吸取了较多元素为己所用，并注重贴近社会下层，广泛的基础使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它同时意识到儒家某些方面的缺略，竭力完善，过于激烈不免会走到与之相驰的道路上去。在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二家互相渗透与弥合，彼此都不能把对方同化。经过长期磨合，却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旅游观上，逐渐走到相通的道路上来。
　　
　　
　　 参考文献：
　　 ⑴⑵：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⑶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6页
　　 ⑷：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
　　 ⑸孙荣：《文人壮游》，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⑹孙荣：《文人壮游》，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⑺喻学才：《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⑻王淑良：《中国旅游史》上册，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172页
　　 ⑼：孙荣：《文人壮游》，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⑽⑾：王淑良：《中国旅游史》上册，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293页
　　 ⑿：冯达文：《道—回归自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⒀喻学才：《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⒁：王淑良：《中国旅游史》上册，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24页
　　 ⒂喻学才：《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⒃王淑良：《中国旅游史》上册，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351页
　　
　　 附录
　　 ①儒道二家都崇尚自然，重视旅游资源的保护。在“乘物而游心”一章中我曾提及庄子“天而不人”的资源保护思想，儒家在这方面的实例就更多，如重修藤王阁、岳阳楼、黄鹤楼等。岳阳楼的修缮是“增其旧制”，正合今日整旧如旧的古迹修复思想，可见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思想从古至今是一以贯之的。
　　 ②儒道二家都重视文字的功能。“山川景物，因文章而传。因了文章，作者之名也可传留后世。古人曰三不朽，首先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孰料真正能够不朽的却是文字。若无文言，德功无以名世。故儒家士子多能属文，道家的一些宗师像老子、庄子也是文学大师。
　　 ③儒道二家都有重人尚古传统。但凡是古迹，前去游历者都比较多。如果此古迹与历史上某位名人联系在一起，则无论儒道，有机会都是要去瞻仰的。
　　 ④因思路未够缜密和篇幅不及展开的缘故，以上观点未曾引用入文中，缀录篇后，或可稍补罅漏。本文由喻学才教授所著《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一书获得启发，由王淑良教授编著的《中国旅游史》一书中得到翔实资料，并参阅了张岱年、方克立编撰的《中国文化概论》和孙荣所著《文人壮游》二书，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