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解释。至于知识分子的分类，我觉得各个阶段基本相似。有一次，和好友一阳探讨时，得出了一些结论，发出来供朋友们指正。
　　 从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而言，我觉得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有三种情形: 自由知识分子、御用文化人、边缘知识分子。
　　 首先说说自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成为自由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经济上的独立和对于学术和人文价值抱有同样严谨的态度。战争的纷繁，经济上的无法独立，是知识分子没落为"士"的根本原因。因而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经济结构模式成为现实时，自由便成为奢侈品。自由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的态度与对人文价值的态度一样。如果他"通过自身的思考或实证"、" 以固有的自由的天性，超越利益局限"、自主地而非奴役地选择成为"所在社会"或者"现有价值"或者某项政策的维护者，那么，他仍然不失其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
　　 再说说御用文化人。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林庚、余秋雨是否是知识分子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然而"梁效"、"石一戈"的历史又在表明另外的意义。所以，御用文人仍然站在知识分子的队列里。
　　 最后谈谈边缘知识分子。边缘知识分子包括：作御用文人尚不能够的边缘人、有意识自虐而虐人的自我放逐的边缘人、无意识自虐和无意识放逐的边缘人。边缘知识分子虽然也吟诗、醉酒、批评、恶骂，但正如两军对垒时的仇恨。一旦作了俘虏，要杀要剐随你；但如果松绑不杀，纳头便拜，感动得痛哭流涕，甚至献上"夜袭营寨，末将领路"的良计。--愿效犬马之劳是也。也有东边不亮西边亮、此时不亮彼时亮的情况，比如萧何、韩信、牛金星、沫若大师之类。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病态发展过程中，在２０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创作尚未出现不朽巨著甚至鲜有杰作的情况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涌入我国文坛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极大地改变了我国文学创作的面貌。如果说现代主义思潮因其是作家直面现实勇气的别一种表达，而有利于中国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被创作实践所证明了的，例如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不但解构现实主义，而且也解构现代主义，是抹平一切创作深度的精神杀手。
　　 在现实面前，中国的人文学者应该以坚定而鲜明的价值立场，呼唤和肯定作家这种敢于直面现实的人格和勇气。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的政治风波和市场冲击的人文学者，在溃散甚至隐遁之后，也应该进行自身的反思。９０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即是学界力图召回人文知识分子的一次努力。重新关注现实、观察现实、剖析现实，从现实中激发人文激情，以严格反映现实真实的艺术标高衡量作家面对现实的勇气和魄力，这才是人文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惜，很多人没有做到。
　　 我国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始于清末民初。自始，他们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良心(一称社会责任感)。这社会良心自然包括着文化良心。1908年，一批史学界人士救火一般抢救敦煌藏经洞的遗书，便吹响了文化良心的号角。一百年来，他们为保卫优秀的中华文化倾尽全力，呕心沥血，而且薪火相传，直抵今日。从罗振玉、陈寅恪、马寅初、梁思成，到今天的阮仪三教授等人。他们一直信奉知识的真理性，坚守着知识的纯洁与贞操，并深信放弃知识就是抛弃良心。由于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衡量社会的是非才有一条客观的标准，文明传统才能延续不息，知识界才一直拥有一条骨气昂然的精神的脊梁。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承担和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但由于知识分子是社会成员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思想意识较强的群体，所以他们的活动对社会生活有着更加重要的影响，因而也就相应地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是自设的，而是由它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大的今天，进一步明确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中知识分子向来不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二"中说，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在今天，这种说法仍有极大的价值，其道德教化的意义可以淡化，即道德姿态必须放低，不能一切从道德立场出发，而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则必须强化。
　　 从精神领域来说，怀疑与批判永远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姿态。在古代中国，"士"对权力的经济、心理依附使他们总体上缺乏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中国哲学也便不断僵化而无法推陈出新，才酿成"孔家店的种种义务训条。"五四"先驱们象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从西方泊来民主、科学、独立、自由的圣火，"五四"虽然夭折了，但这火种却深埋在中国人的心中。普罗米修斯的意义，不仅在于向天神盗来光明的火种，而且在于盗火这一行为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勇于挑战权威、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是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我们今天要学习"五四"，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不但指继承"五四"先驱的理论成果，而且继承其批判精神与道德勇气，继承充沛的"士"气，并以此向旧道德进攻，建造一种崭新的，有现代精神的新道德，这种道德应该融合了人道、理性、自由、宽容的精神。
　　 一般说来，人格可以分为精神人格和社会人格两部分。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人格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参照，应该是独立的，是无私的，是没有得失只有是非真理的。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知识分子只是知识的一种载体，他更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人。他正是通过与人的友好交往获得承认和欣赏，也把他所具有的才华素质知识能力传播出去影响他人，他正是和志同道合的人汇集在一起组成了团体来影响整个的社会。他不可能脱离现实而生活在空中楼阁，他不必要为了理想的定义和教条而自我约束或者自我禁闭。
　　 要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乃至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必须直面我们的现实与历史，弄清楚知识分子问题的实际状况与经过由来。这里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是什么，二是我们观念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又是怎么样的，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概而言之，可以说是"面向事实本身"。单从美好的愿望或理想出发，从国外话语体系的定义出发，来评价和要求我们的知识分子，肯定于事无补，只会沦为空谈。我们也不该把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性的问题，再次当成古已有之的问题，那样只可能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这里需要的，恰恰是我们欠缺的东西，即理性批判或理性反思精神，以便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踏入过的误区，认识到我们自身可能有的历史性局限和方法论局限。具体的步骤，不妨开展知识分子发展史的研究，或从事知识分子当前状况的社会调查，或进行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选择有代表性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个人，或由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及这样的家族（如德清俞氏、无锡钱氏）进行个案的研究，相信是尤为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
　　 现在流行谈论话语权的问题。有的人责怪知识分子滥用话语权，有的人又抱怨知识分子没有话语权。其实症结乃在于我们尚未找出自己的问题。一旦找出这些问题和相关的解决办法，并把它们确切地表述出来，随之也会就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术语及整个理论体系。这样，也就避免了总是重复别人的学术话语体系，总把别人的问题当成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尴尬与窘迫。无论在知识分子问题或别的问题的探讨上，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