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这种东西，优越感，一种潜在血脉深处的毒素，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有害无益。
　　 我曾经想过中国人和日本人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来源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中国人抱定了泱泱大国子民所特有的优越感，而日本人则抱定了海心小小岛国的危机感。近百年来的历史表明，优越感把我们引向了生存的危机，而危机感却把日本一次次引向良性的发展。不妨再举另外一个离我们并不太遥远的显例，希特勒的种族优越感造成了对犹太民族的巨大伤害，至今，有良知的德国人仍然在为这种优越感支付着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代价。
　　 最近让我忧虑的是，我从大量的文字感应到许多有文化的人都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或者说知识优越感。如果你不能历数几种古书，几位哲人，几个作家，几部经典，言必称老庄尼采卡夫卡福柯等，你几乎是没有发言权的。在知识精英的面前你会自惭形秽，应该自觉让出麦克风前的位置。也许有这种优越感的人自己也并不自察，但是行文间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精英意识。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化的悲哀。
　　 今天的文化似乎越来越为少数人所拥有，这少数人游走在同一个话语的圈子里，游走在同一个语境当中。从外面进入这个圈子，你会发现他们使用着差不多的语言在交谈——从结构、句式、语气到关键词，你总是能发现很多相似点。在这个圈子里浸得深了久了，恐怕你也会不自觉地使用相同的话语来表达自己，成为这个圈子当中的一分子。有一段时间我费了很多时间很大力气适应了一个圈子，我强迫自己读了圈子里的不少东西。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如此努力的话，我即使很用心地去读其中的每篇东西，我能得到的印象也仍然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我曾经怀疑过自己的理解力和接受力，但是多年来的积累使我相信我并不是一个悟性很差的人，我受教育的程度也不算低，我想我不应该读不懂。如果有理由，那只能是一个，就是我没有习惯那种话语。这种话语自身已经沉溺于某一个特定圈子的语境当中。圈子之外的人，被这种话语本身抵拒着，很难进入。而一旦进入，就意味着，你要把自己完全消溶进去，成为这种话语的附庸，成为这种语境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否则，你仍然会被踢出来，因为你们都不“属于”彼此。
　　 所以很奇怪的，当语言固定成为这种特定的“话语”之后，语言似乎丧失了它的本质。它不是用来做基本的沟通，让人能懂得它说的是什么，想表达的是什么；反而它本身带有一种排斥力，它用自己的障眼法接受少数人而拒绝多数人。
　　 有段时间我被一些自由民主思想弄得头痛发热，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立刻就做些什么。但是我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呢？我相信这些为人类的未来刻画着美好前景的思想对于任何生活在问题社会里的人都存在一定的蛊惑力。但是具有蛊惑力的并不只是思想，还有巫术。思想如果超越了一定的现实性走向荒诞的话，恐怕它的归宿也无异于巫术，只会带来迷信、盲从、狂热和愚昧的牺牲。
　　 我那热得沸腾起来的血慢慢冷却下来，降到了一个正常人的体温。我开始思索从思想到现实，中间究竟有多大的空间，有多长的路需要走，又到底应该怎样去走。遗憾的是，我们的思想家往往只指出前景，却不能指明道路。往往他们的目光能够停留在未来，却不屑停留在现实。
　　 我那血热着的清晨，这南方的天空仍然象往常一样潮湿多雨，对门的老爹爹只买些豆腐青菜之类最便宜的蔬菜，因为那时受着非典的影响，菜价和水果价都大涨，爹爹舍不得买鱼买肉。我那血热着的中午，仍听见楼上楼下的厨房如往常一样一片喧哗，上班的人都下班回家来吃饭了，家家户户的婆婆和媳妇们都忙碌着。我那血热着的傍晚，我从阳台上望出去，来自鄂西的擦鞋女也仍然一手掮凳，一手拎着擦鞋的简陋工具箱和一两样小菜预备回家给她那多半是在出苦力踩“麻木”（载人三轮车，电动的叫“电麻木”，人力踩的叫“土麻木”，曾经是武汉的特色，近期已经全禁）的老公煮饭，她的脸上漾着满意的笑容，或许是那天生意不错多擦了几双皮鞋吧。
　　 每天都在为基本的生计而奔忙的人大抵是无暇去思考太遥远的未来的。何况，思想家们的书他们多半是读不懂也没有机会读的。就是说给他们听，他们也多半把它当作是书本上的东西，并不会把“民主”和“自由”立刻放到自家的菜篮子里拎回去观瞻和讨论。
　　 思想家们于是跳起脚来骂他们麻木不仁，骂他们愚昧无知，摔出手中的笔撕碎手中的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他们多半是不知道的，这些书斋里的事情，从来与底层百姓并无多大勾连。
　　 从思想到现实的距离，也许就是从书房到厨房的距离。
　　 但是这两个房间往往离得很远，因为人间烟火未免对书房是太大的威胁，会破坏那片隔世的清净。
　　 于是书房里自然而然生出一种优越感来。
　　 书房的清净和尘世的污浊，有多少人会乐意把自己放置在后者呢？人人都趋向的，就是利益的指向。优越感专属于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强者。
　　 于是书房里的事情离尘世的污浊越来越远，离弱者的呼声越来越远。优越感就象一个热气球，载着书房里的人飘得很高很远，他们从高处朝下望去，地上的人显得越来越小。他们越发不愿回到地上，在高处组建了一个个热气球平台，每一个平台都是一个缩小的世界——而他们都认为那就是全部的世界。每个平台上的人都讨论着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妨设想，在不远的将来，地上的人们会把他们的语言称作“鸟语”或“天国的语言”。不论怎么为这种语言命名，一句话，地上的人是听不懂这种语言的。
　　 高高坐在热气球上的人们，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危机感，如果你们抱定了这种优越感，有一天，你们将会真正与世隔绝。
　　 曾经，大师们用自己的心灵直接与这个世界对话，他们遗留的煌煌巨著至今仍被我们奉为经典。而今天，我们只能通过“话语”间接与这个世界对话。不论你想阐明一种思想，还是反对一种思想，前提都必须是，你得进入一个既定的话语轨道，了解那个特定的语境的规则，否则，甚至没有人会听你说些什么。
　　 我不得不遗憾地表示我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失望，并且愿意回顾十九世纪的辉煌。心与心的交流曾经只是一种默契，一种灵犀的闪现。而在今天，帮助我们交流的语言全部分化为“话语”，分属于不同的人群所有，且在优越感的作用下也异化为一种技术手段了。在光辉璀璨的巨星一颗颗接踵而至的十九世纪，我们在那广袤的天穹下听到的是巨人们对人性回归的大声呼唤。而在二十世纪的现代性里，我们一次次窥见了人性的远离：文学艺术疲惫而花哨的面容背后是苍白和虚弱，政治欺骗的背后是专制和愚弄，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利益攫取和道德沦丧——这些都让人心惊胆寒。
　　 十九世纪，就象一次回光返照。二十世纪，疯狂而冰冷的垂死挣扎。二十一世纪，我们还有被拯救的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