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天。
　　 那年我和姐姐及妹妹告别了生养我们的江南小镇，随着父母回到他们阔别了二十年的家乡——唐山。父母分在了新区医院，那时正值医院组建，父亲荣幸地成为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建院的工作冗杂而又琐碎，父亲常常是忙得很晚了才能回家休息；并且我们姐弟的转学手续还没办妥，更由于我们的祖父思念我们成灾，父亲于是把我们送回了老家。
　　 父亲把我们送上了去向老家的汽车，仔细叮嘱了一番，而后挥一挥手，我们便远远地把父亲甩在了身后。汽车扬起的灰尘很快遮蔽了他的身影，他举起的那只手臂却依然执着地在我们的眼前挥舞。不知过了多久，汽车终于到站，下了车，我们打听着来到了老家所在的那个村庄。
　　 我们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并没有我们所熟悉的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没有竹林，没有我们房前屋后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南方司空见惯的河流在这儿也似乎灭绝了踪迹。这有的只是随风飞扬的尘土不时地侵袭着我们，使我们满脸的尘灰，偶尔有一些淘气的沙粒，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进我们的眼中，使我们泪眼迷离。我们的眼中是一片片返青的麦田，在北方的风沙的吹拂下此起彼伏。我心里一阵黯然，想起曾经住过的老屋如今正一点一点地离我远去，渐渐地远成了记忆；还有既将到来的黄梅雨——这辈子恐怕要和它们永别了！
　　 我们走到了村边的一座桥上，站住。淡淡的哀愁悄悄地侵袭着我们。我们离开了生养自已的热土，却又回到了父母的家；告别了亲爱的同学和朋友，却又即将得到祖父和长辈们的关爱。为什么会这样？仿佛一个谜，在我们稚嫩的心中盘旋。
　　 我们犹豫着，不知道往哪里走才能见到亲爱的祖父和那个陌生的瘸着腿的大爷。这时远远地来了一个荷锄的老者，我们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姐姐迎了上去：“大爷，请问王福林家在哪里住？”我极不自然地揉了揉鼻子，是啊，一个月前我们还“伯伯”地叫着，现如今由于山水的阻隔使我们无奈地把这称谓改成了了“大爷”。
　　 也许是我们说话的“侉”把老人吸引住了，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们，问道：“你们是杏林的孩子吗？”
　　 我们点了点头。
　　 他顿时象变了个人似的，上来摸着我们的脑袋兴奋地说：“哈哈，你们真找对了，我是你们的大爷！——不，我不是福林，你爷爷是我老叔，我是你大爷爷屋的。你爷爷接到你爸爸的信，把他乐坏了，成天念叨着你们呢！你们咋刚到？你爸爸和你妈妈咋没来？”
　　 我们一边解释一边随着他向前去。进了村，转了两个弯，来到了一家院门口，站住。大爷用手往里指了指：“喏，这就是你们家！”我向里面看去，这是北方常见的一所院落，紧北边是冲南的三间正屋，东侧有一溜厢房，院门口拴着一头牛。这时院里正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在洗衣服，她是一个极端庄极秀气的女孩。
　　 “丫头，丫头！”大爷一边叫着一边向院里走去，我们也跟了进来。那女孩抬起头，看了一眼，忙站了起来：“哟，大爷来了！”一边向他迎过来，一边却用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我们。
　　 “丫头，你瞧瞧谁来了？”大爷呵呵地笑道。
　　 我们腼腆地站在了院子中央，她快步近前，拉着姐姐的手问道：“你是丽颖吗？”
　　 我们笑了。我暗想，这一定就是大姐了，她是我大爷唯一的女儿。
　　 大姐又拉住了我和妹妹：“震宇？你是王茜？”
　　 我们一一答应了。大爷给我们介绍道：“这就是你们大姐！”
　　 大姐亲热地搂着我们：“你们咋才来？我们都等不及了！老叔和老婶咋没来？”
　　 “他们现在没时间，要过几天才能来，”姐姐答道：“我爸让我们先来了。”
　　 大姐拉着我们向屋里走去：“快上屋看看爷爷去，这几天他老是念叨你们，总是说‘他们咋还不来，他们咋还不来’的——爷，震宇他们回来了！”
　　 “是震宇吗？”屋里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
　　 “是，丽颖和王茜也来了！”大姐答道。
　　 进了屋，我看见了炕上坐着的那个老人。他是我的爷爷吗？他还是那么慈祥，他的胡子还是那么长，只是比记忆中衰老多了，他的脸不知何时变得苍白起来，不再有十年前的红润。他是我的爷爷吗？他是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在南方和我们住了有十年的光阴，他和我的奶奶亲手把我们拉扯大，之后，他们就回来了，回到了这片常常在他们梦中出现的土地上。最后我的奶奶回归了这片土地，留下我的爷爷孤单地守着他的大儿子平静地度着这一小段余下来的光阴。
　　 爷爷费力地往前挪着，似乎想下炕，去到门外迎接他凯旋归来的孙子孙女们。可是岁月无情，他已经不再有十年前那么矫健的身手了。
　　 我们快走了几步，拥到了他的面前，拉住他的手，只叫了声“爷爷”，就见他浑浊的眼中滴下了两颗清亮的泪珠。
　　 “哈哈，老叔哇，这下可高兴了吧？孙子也回来了，孙女也回来了，还一个比一个俊——就是震宇也忒腼腆了点，忒象个大闺女！”大爷哈哈地和我的爷爷说着。
　　 “这孩子从小就老实，我知道。”爷爷也笑道。
　　 不知什么时候围了一群的人，我的大爷的大妈也都闻讯赶回来了。我注意地看着我的大爷，他的确是跛着脚，据说是一年冬天，他上井台挑水，踩到了冰上，摔的。这一晃就好几年了。屋里闹哄哄的，我的大爷慢条丝理却又响亮地给我们讲起了这段经历，嘈杂的人群中不时爆出哈哈的笑声。
　　　这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从外边挤了进来，大姐见了，一把抓住，把他拽到我们面前：“东生，这是大姑，这是老姑，这是大叔。”小男孩一一地叫着，叫到我时，我极不自然地往后缩了一下身子，一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人赶着叫我“叔叔”，那时很让我害羞。
　　 爷爷见了，哈哈地笑道：“这是你大哥的孩子，叫你‘大叔’是应该的。”
　　 我的脸顿时红了，窘迫得微微地出了汗。
　　 第二天是个晴朗的日子，我睁开了双眼，只见爷爷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就好象一个小学生入迷地读着一本童话书似的。
　　 “爷爷。”我叫道。
　　 “醒了？”他往前挪了挪身子，把手伸进了我的被窝：“这炕烧得也忒热了点，不好受吧？”
　　 “还可以。”我答道，一边穿着衣服。
　　 “你大妈把洗脸水早给你们预备好了，快洗洗，该吃饭了，大妈给你们熬的渣粥好吃着呢！”爷爷田边说边用手指了指墙角，我望去，却风墙边的盆架上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一盆清亮亮的水。
　　 这时大妈回来了，见我已经起床，便问了声：“起来了？在我们这儿睡得惯吗？”
　　 “惯，就是炕有点硬。”我边洗脸边答道。
　　 “那是，你们从小弹簧床睡惯了，哪儿睡过农村的土炕？我还怕你硌得慌，昨晚给你多铺了一条炕被。”大妈跪在炕上，一边叠着被，一边说。
　　 大妈的动作很利索，不一会儿便把我们的被子和褥子都叠好了，整整齐齐地码在炕头，又拿过笤帚扫了扫炕，然后叫道：“丫头，把炕桌搬上来。”
　　 大姐答应了一声，从堂屋搬来了一张长方形的矮桌，往炕上一放，用抹布擦了擦，于是我们开饭了。早餐是北方人常用的玉米渣粥，老家简称“渣粥”。这道饭是我们在南方从来不曾享用过的，正因为我们从来没吃过，吃在嘴里觉得特别的香，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新鲜感。大妈在旁边殷勤地给我们夹着菜，不一会儿我就觉得肚子已经很胀了。
　　 饭后，大姐领着姐姐和妹妹出去玩儿去了，我独自留在家中陪着爷爷。我们说了一会儿话，爷爷往前挪了挪身子，握住斜靠在炕边的拐杖，慢慢地，就要下地。
　　 “干什么去，爷爷？”我问道。
　　 “上茅房。”爷爷咳嗽了两声，喘息地说道。
　　 我知道他是要上厕所，在我们这里管厕所都叫“茅房”。我赶紧起身扶住他，候他下了炕，随即搀住了他的胳膊。他却一甩，挣脱了我的手，只是把他的左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我的右手，拄着拐杖慢慢地出了屋。
　　 我们就这样慢慢地走着，我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他带我赶集的情景。我们也是这么慢慢地走着，那时他总是嫌我跑得快，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从来不肯松手，我只好无奈地跟着他。我们渐渐走到了铁路边上，前面长长的一列货车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这是一个小站，经常有过往的货车停靠，而且一停就是小半天。我们望了望前后不见首尾的火车，心焦地站着。这时有三三两两的过客从火车底下钻过来、钻过去。爷爷于是说道：“要不咱们也钻过去？”我看了看这庞大无比的家伙，恐惧得抱住了爷爷的胳膊。
　　 “没事儿，我先钻过去，待会儿再招呼你，你也钻过来。”
　　 “爷爷，我怕！”我越发紧紧地抱住了他，乞求似地说。
　　 “不怕，有爷爷在这儿，你怕啥？”他不厌其烦地哄着我，我渐渐地松开了手。
　　 爷爷领着我到了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然后松开我的手，弯下腰，用手撑着地面，慢慢地爬了过去。我顿时恐惧得睁大了眼睛，不时地向车头的方向望去，恍惚间这列火车正拉响了汽笛，“咣当咣当”竟开了起来。我绝望地看到爷爷在车轮下挣扎，痛苦地扭动着他的身子。
　　 “爷爷——”我哭着大声地喊道。
　　 爷爷回过头来：“别哭，怕什么？一会儿你也钻过来，到商店了，爷爷给你买糖吃。”
　　 我在这边看着他慢慢地爬出车底，再慢慢地直起腰来。他拍了拍手，又掸了掸衣上的尘土，笑嘻嘻地向我招手：“过来，快过来，乖，别怕！”
　　 我犹豫地趴下，把头伸了进去，看见眼前锃亮的车轮，想了想，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来呀，爬过来就好了，这火车不会开的，快点儿啊！过来，快过来，别怕，哭什么？”爷爷隔着火车哄着我，我战战惊惊地爬了过去，“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爷爷抱着我，慢慢地哄着，渐渐地，我的心情平静了，爷爷放下我，我们重又说说笑笑起来了。
　　 我们赶完了集，爷爷提着满篮子的菜、我嘴里含着糖块又回到了那个地方，那庞大的火车还停在原处，爷爷看了看我，似乎在征询我的意见，我却毫不犹豫地钻了过去，起来，回过身向爷爷招着手：“爷爷，快点过来，这车不会开的，不怕！”
　　 爷爷笑了，他很快也爬了过来，他不知道因为他的存在使我无所惧，使我看淡了这所谓的危险。那时，爷爷似乎就是我安全的保证，我知道有他在我身边，一切都不用担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回来的时候我那么“勇敢”的缘故。
　　 我牵着爷爷的手慢慢地走着，儿时的回忆让我觉得幸福；可是我的爷爷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爷爷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竟是那么软弱无力。我们往回走的时候，爷爷喘得更厉害了，好象奥运会上将到终点的马拉松运动员一样。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竟不由自主地在心里丈量起爷爷余下的路来了，我不知道他将在何时到达他生命的终点——在他撞上红线的刹那，他终将凯旋地离去吗？
　　 进了屋，我扶他上炕，他好象是累了，坐在炕上闭眼打起了盹儿。
　　
　　 我们第一次回老家，小住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认识了我的五位哥哥、一位姐姐，他们都是父亲的亲侄子、亲侄女；我还有四个可爱的小侄子，说来惭愧，我竟比他们大不了几岁。
　　 一个礼拜后，父亲和母亲终于回家了。爷爷非常高兴，不住地把浮肿的腿伸给他当医生的小儿子看，我记得父亲伸手摁了摁，摁出了几个坑儿，久久不能平复。父亲帮助爷爷把裤脚重新绑好，爷爷满足地看着他，好象他的儿子是扁鹊或华佗投胎一样，他的眼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的神情。
　　 之后我们便回家了，医院已逐渐步入正轨，我们的转学手续也已经办妥，正式上学去了。父亲那时工作很忙，可他还是每到周末便带上我们看爷爷去，但是，不幸得很，两个月后，爷爷便去世了，享年八十三岁，报丧的是我的小哥哥，他骑着自行车跑了五十多里的路在清晨六点到的我的家。
　　 我们奔丧完毕的时候父亲已经相当疲倦。姐姐私下里和我们说，假如我们没调回来，假如我们一直在南方住下去，爷爷兴许还可以多活几年；现在我们回来了，爷爷见到了我们，见到了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他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我亲爱的爷爷！
　　 　
　　 　 　200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