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负责任的文学
　　——从王小波的杂文看文革文学
　　
　　近代以来，中国杂文的前三强理推鲁迅、李敖和王小波。他们的文字有个共同的特点：老而弥辣。杂文作为战斗武器，是从鲁迅开始的，而在李敖和王小波身上得到很好的传承。他们的文章叫人思索，令人不安、令人兴起、令人不能袖手旁观。但我觉得，鲁迅的文字太冷，无法接近；李敖的文字太傲，有点高不可攀；唯独王小波这厮，嬉皮笑脸，玩他的黑色幽默，自成一家却别有风味。如果说，鲁迅和李敖的文字是国民党的招魂幡，那么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就是文化革命的醒酒剂。有人评之为“俗”，鄙却以为俗得恰到好处。凡事宁俗勿伪，为人如此，为文亦是。
　　从小的时候听父辈们讲起他们的上山下乡，以及我在父亲和知青朋友的聚会上看到的、听到的都让我觉得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那个时代的友情和光辉，以及以后产生的后果都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向往——关于他们的友谊和产生友谊的那个年代在古今中外竟成为了一个奇迹般的符号。“我们是二十年前一起插队的战友。”洋溢的自豪感和满足感很让人嫉妒。
　　我曾经试着去考究那个神秘时代的行为，我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们都在理想的激情中如此狂热。但关于文革的书看得越多，心中便越觉得不安。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段历史是不值得向往的。所有红卫兵与知青的遭遇只是时代（或者说是对英雄的崇拜）与他们开的一个恶毒的玩笑：所有的学生都不上学了，而是去大串联、写大字报、抓了教师当右派批斗、游行。然后响应号召去修地球——到乡下改造思想乃至灵魂。在乡下艰苦地劳动，把力气变成钱，钱换成粮食，粮食又化成力气。除了一堆一堆可以作为农肥的粪便，什么也没有得到，挥霍的却是大把大把的青春。我看的关于知青的书，王小波的评价是最现实、最中肯、最接近真象的内核的，他说：“一个人每天吃同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这样的青春是让人悲哀的。
　　同样，韩少功的《暗示》也是写知青的生活。我觉得他和阿城的《棋王》一样，把那个年代的生活“浪漫主义”了。上山下乡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教育实在没有来由。“教育必须为制造社会的黑暗负责。”这是雨果先生讲的，如果错了，与我无关。
　　我认为艺术并不是只用来美化生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反映真实的生活，让人知道真伪、善恶、美丑。若单纯用作美化，那么艺术就成了会议室桌子上的塑料花，根本不存在任何实在意义。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就是为了以文化感召人的灵魂，而“塑料花”只能欺骗人的灵魂，与灵魂的感召有着天壤之别。我高中时有位舍友带着香港味的脚丫子，到冬天回宿舍脱了鞋子便“其臭如X”，让所有的生物食无味，寝难安，我宿舍老鼠之类的害虫几乎绝迹，可见此脚之毒，我们都敢怒不敢言，被熏得晕头转向直想撞墙，只恨迁徙无门。曾经建议此公把鞋放走廊，结果经过的同学集体中毒，引起公愤。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买瓶空气清新剂净化空气，用香味把香港味镇压下去。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星期一大瓶，还劳民伤财。如果艺术只为了美化假恶丑出现，还不如空气清新剂实用。王小波写文革，没有美化，只有调侃，让人很清楚地看到所谓的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艺术才是负责的艺术。
　　王小波先生对自己文章的主题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是不是这样推理出来，我不敢轻下结论。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是文学必须负起的重责。这点毋庸置 疑。
　　北大才子余杰说过这么一段话：
　　“有歌唱权利的往往不是夜莺，而是喜鹊；有写作权利的往往不是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成了我们心中的夜莺。”
　　 说实话，做喜鹊比做夜莺容易得多。鲁迅是夜莺，文章要被禁，李敖是夜莺，文章被禁了还要蹲大牢；嵇康是夜莺，被剁了脑袋……什么都是当权者搞的鬼。中国的作家是吓大的，所以夜莺还是少得可怜，而且本来的夜莺还常常蜕变成喜鹊。对于文革的这段历史，我认为人文的反思与忏悔必须是大于所谓的自豪感的，而事实上这两种声音同样少得可怜。西川先生说：“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成沉默。”文革最大的伟绩就是一个人的一句话蛊惑了所有的知识青年。所谓的“知识青年”是我的说法，而王小波的说法是：“那时候青年是很够格的（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可怜那时我只上了七年学，如果硬说我有什么知识，那只能是对“知识”二字的污蔑。”由此可见，所谓的知识青年名不符实。王小波先生说出了这个事实，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当时没有人敢对那种经历说不，他第一个吃了螃蟹。
　　他在《生活与小说》中引用了罗素的一句话：“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什么都能够推论出来，照我看这就是小说的实质。”我倒觉得这句话更接近文革的实质——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一群红卫兵不经过大脑思考便哄然响应，在这个前提之下，各种各样荒诞的事情层出不穷。什么红五类、黑五类，结果社会上除了高歌的喜鹊就是噤声的蝉，夜莺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这样的历史是很值得反思的，而很多人都用一句“那时我们年轻不懂事”掩盖过去。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一种罪恶，和日本法西斯否认侵华一样是不可饶恕的。
　　“他们（艺术家）的目标是解除压迫他们灵魂的担子。”毛姆说。而文革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担，但大部分作家都把那个时代的苦难淡化了，浪漫主义了。他们都不敢去，也无力去承担一个时代的沉重，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现在的作家的意义仅在于把别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自己躲在后面怀着恶意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追名逐利的牺牲品供奉出去。于是，中国的书店里堆砌着不负责任的文学。这是整个中国的悲哀——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最后引艾晓明的话作为收尾：“我无法预料未来的情形。我不敢肯定，在下一个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这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是王小波。”（摘自《我的精神家园》封底）
　　好货沉底。这个论断很精辟。
　　因为这是负责任的文学，我们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