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南城的第三天，温以宁开始找工作。
　　
　　她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把招聘网站上前程无忧、智联招聘、BOSS直聘翻了个遍。关键词：心理咨询、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心理评估。搜索结果很惨淡—南城做临终关怀的机构只有两家，一家是公立医院的宁养院，不招人；另一家是民营的，招一个“心理疏导专员”，月薪四千，要求“能承受较大心理压力”。
　　
　　四千。她在心里算了一下。房租一千二，吃饭一千，交通两百，话费五十，剩下的钱只够买生活必需品。还债？不存在的。
　　
　　她把那家民营机构的招聘页面关掉，又打开。关掉，打开。反复了好几次。最后她还是投了简历—不是因为她想去，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她需要一份工作。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那些念头就会涌上来—项目组的终止函，北京那些没能写完的评估报告，陆时晏说的“你不在的时候”。她不能停。停了就会想。想了就会哭。哭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投完简历，她给苏敏打了个电话。
　　
　　“苏老师，我回南城了。”
　　
　　“我知道。你的事，林知夏跟我说了。”苏敏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温以宁听不出她对这件事的态度，“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找工作。”
　　
　　“找到了吗？”
　　
　　“投了一家民营的宁养院。心理疏导专员，月薪四千。”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以宁，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做？”
　　
　　温以宁愣了一下。“自己做？做什么？”
　　
　　“做你想做的事。”苏敏说，“项目组不要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是因为你和他们要的不一样。他们要的是数据，你要的是人。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做‘人’的工作？不通过任何机构，不写任何评估报告，只是—握住他们的手，听他们叫名字，在他们走的时候不让他们一个人。”
　　
　　温以宁握着手机，手指在发抖。
　　
　　“苏老师，你说的这些，不赚钱。”
　　
　　“我知道。”
　　
　　“那我怎么生活？”
　　
　　苏敏沉默了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不是用来赚钱的。是用来安心的。你把这些事做了，你的心就安了。心安了，你才能去做那些赚钱的事。”
　　
　　温以宁没有说话。她坐在折叠桌前，看着墙上那幅画。许眠画的，银杏大道，阳光，一个站在光里的女孩。她看着那个女孩，想问问她—你的心安了吗？画里的女孩没有回答她，只是站在那里，在光里，安静地、不动地、像在等一个答案。
　　
　　“苏老师。”温以宁说。
　　
　　“嗯。”
　　
　　“我试试。”
　　
　　挂了电话，她坐在桌前，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安宁陪伴。不收费。如果你身边有正在经历生命最后一程的人，需要人陪，请联系我。”
　　
　　她在这行字下面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然后她看着这张纸，看了很久。白纸黑字，几行字，一个手机号。这就是她接下来要做的事—不收费的、不被任何项目认可的、不会出现在任何评估报告里的安宁陪伴。没有人给她发工资，没有人给她评职称，没有人对她说“你这个月绩效不错”。但她觉得，这才是她来南城的原因。不是北京不要她，是她不属于北京。她属于这里，属于那些在她握住他们的手时会轻轻勾一下手指的人，属于那些在她写“病人笑了”时会相信那不是虚构的人。
　　
　　她把这张纸贴在冰箱门上。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陆时晏发了一条消息：“苏老师让我自己做安宁陪伴。不收费。只陪伴。”
　　
　　他过了几分钟回：“好。”
　　
　　“你不问我靠什么生活？”
　　
　　“你会找到办法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温以宁。”
　　
　　她看着这条消息，眼眶红了。这个人，永远在她做决定的时候说“好”，在她怀疑自己的时候说“你是温以宁”。他不会说“我支持你”，不会说“我相信你”，不会说“你一定能行”。他只会在她说“我想做”的时候说“好”，在她说“我怕”的时候说“你是温以宁”。够了，这些已经够了。
　　
　　她低下头，继续写那张纸。在“不收费”后面加了一行字—“但你得请我喝一杯奶茶。原味，三分糖。”
　　
　　写完之后她看着这行字，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因为她知道，能请她喝这杯奶茶的人，只有半个。另外半个，在北京。在十三公里外。在五十分钟地铁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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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是陌生的，南城的区号。她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喂，请问是温以宁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有些犹豫，像是在确认自己有没有打错。
　　
　　“我是。”
　　
　　“我在菜市场看到了你贴的那张纸。安宁陪伴。”
　　
　　温以宁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只贴了三张纸—一张在楼下的公告栏，一张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一张在菜市场的水产摊位旁边。她贴的时候很紧张，怕被城管撕掉，怕被人当成骗子，怕那个手机号永远不会有来电。
　　
　　“你好。”温以宁的声音有些紧，“你需要安宁陪伴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不是我需要。是我妈。胰腺癌晚期。”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医生说最多还有一个月。她现在在家，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每天都在喊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温以宁握着手机，手指收紧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周素云。”
　　
　　温以宁的鼻子酸了。素云。陈爷爷走的时候叫的名字。也是素云。她不知道这两个素云是不是同一个人，但她觉得，在另一个世界，也许有一个叫素云的女人，在等一个叫陈长河的人。而这个叫素云的女人，还在这里，还在喊疼，还在等—等她的女儿知道该怎么办。
　　
　　“周素云女士。”温以宁说，“我明天去看她，可以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那个年轻女人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了很久、终于有人接了这通电话、终于有人跟她说“我明天去看她”、她不用一个人扛了的哭。
　　
　　“谢谢你。”她说，声音几乎是挤出来的，“谢谢你。”
　　
　　温以宁挂了电话，坐在折叠桌前，看着冰箱上那张纸。“安宁陪伴。不收费。”她想，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一年，她可能会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每一个电话背后都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女儿，一个在喊疼的母亲。她不能替她们疼，但她可以握着她们的手。听她们叫名字。在她们走的时候，不让他们一个人。
　　
　　她拿起手机，给陆时晏发了一条消息：“第一个电话。周素云。胰腺癌晚期。”
　　
　　他回了。不是“好”，不是“安”，是一张照片。拍的是北京同仁医院的走廊，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是灰蒙蒙的天空。窗台上放着一个纸杯，杯壁上有一圈水渍。照片下面有一行字：“北京今天没有太阳。但有一杯水，被我喝完了。”
　　
　　温以宁看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他是在告诉她—我也在。我在北京，在同仁医院的走廊里，在喝完一杯水之后，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面。我不是不在，我是换了一个地方在。不是“我在等你”，是“我在”。
　　
　　她回了一个字：“安。”
　　
　　发完之后她把手机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金融大厦顶楼的广告牌换了，不是女明星的笑脸了，是一行字—“南城，晚安。”字是白色的，在夜空中发着刺眼的光。她看着那行字，觉得它很像陆时晏说的那个“安”字—不是“晚安”，不是“心安”，是“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