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省城，梧桐树开始飘絮。
　　
　　沈静漪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的时候，听到同事们在小声议论一件事—学校要评省级示范高中，需要上报一批骨干教师的材料。方校长在教研会上说：“每个教研组推荐两个人，语文组我推荐沈静漪和另外一位老师。”
　　
　　沈静漪愣了一下。她是去年才回来的，按资历轮不到她。方校长的推荐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不仅仅是认可，更是一种信号：学校在培养她，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散会后，同事林老师凑过来，笑眯眯地说：“静漪，恭喜啊。省级骨干教师的材料一旦报上去，下一步就是省级学科带头人，再下一步就是特级教师。你才四十岁，前途无量。”
　　
　　沈静漪笑了笑：“谢谢林老师，我会努力的。”
　　
　　回到办公室，她坐在工位上发了很久的呆。省级骨干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这些头衔她以前从来没想过。不是不想要，是不敢想。在广告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她已经习惯了“被选择”而不是“被认可”。客户选择你，是因为你的方案符合他们的需求。公司认可你，是因为你还能创造价值。但教师这个职业不一样—学生的进步，家长的信任，学校的培养，这些不是“被选择”，是“被需要”。
　　
　　她拿起手机，给江临发了一条消息。
　　
　　“我今天被推荐为省级骨干教师了。”
　　
　　过了几秒，他回了。
　　
　　“你不应该是省级。你应该是国家级的。”
　　
　　沈静漪看着那行字，笑了。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不是对你有信心，是对事实有信心。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
　　
　　沈静漪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灯，灯管很新，白得很纯粹，照得整个办公室明亮如昼。她突然想起青城山那间潮湿的宿舍，天花板上那道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泡的裂缝。她在那道裂缝下待了一年，备课，批改周记，失眠，等他长大。现在裂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盏很亮很亮的灯。但她不觉得那盏灯比那道裂缝更好。裂缝让她学会了忍耐，灯让她看到了方向。
　　
　　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江临没有回来。他说要准备期末考试，这学期的高数很难，他不想掉队。
　　
　　沈静漪说“好”，然后一个人过了一个周末。她去了超市，买了菜，做了饭，一个人吃。吃了两口就放下了，不是因为不好吃，是因为一个人吃饭总是吃不完。冰箱里塞满了剩菜，保鲜膜一层一层地裹着，像一个个被封印的时间胶囊。
　　
　　周日上午，她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省城的，陌生号。
　　
　　“你好，请问是沈静漪女士吗？”
　　
　　“是我。”
　　
　　“我是省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姓周。江临同学在我们这里读书，您是他的—”
　　
　　“监护人。”沈静漪说，说完自己都愣了一下。她什么时候成了江临的监护人？但她想不出别的称呼。女朋友？不合适。朋友？太轻。监护人，好歹在法律上站得住脚。
　　
　　“是这样，沈女士，江临同学最近申请了一个国际交换项目，需要家长或监护人签字。您方便来学校一趟吗？”
　　
　　沈静漪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国际交换项目？”
　　
　　“对，去美国，一年。名额很紧张，全校只有两个。江临同学的成绩和综合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们推荐了他。今天下午三点之前需要交签字材料。”
　　
　　“我知道了，下午过去。”
　　
　　沈静漪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手里的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凉得她牙齿发酸。
　　
　　国际交换项目，美国，一年。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八千七百六十个小时。
　　
　　他没有告诉她。
　　
　　沈静漪换了一件衣服，拿起包，出了门。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到了省城大学。数学系的办公室在教学楼四层，走廊很长，灯很亮，墙上贴着各种竞赛获奖名单和学术讲座的海报。她在那些海报上看到了江临的名字—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省数学建模大赛特等奖，优秀学生奖学金。一张一张，像一枚一枚勋章。
　　
　　周老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教授，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温声细语。
　　
　　“沈女士，江临同学的材料我们都审核过了，成绩没问题，语言成绩也达标了。就差家长签字。”
　　
　　沈静漪看着那张表格—“国际交换项目申请表”，上面有江临的签名，字迹工整，横平竖直，转折处没有一丝犹豫。他签了，他申请了，他没有告诉她。
　　
　　“周老师，这个项目—江临什么时候申请的？”
　　
　　“上学期就开始准备材料了，正式提交是两个月前。怎么，他没跟家里说？”
　　
　　沈静漪摇了摇头。
　　
　　周老师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复杂。“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独立了。什么事都自己扛，不愿意麻烦别人。你作为他的监护人，可能要多跟他沟通。”
　　
　　沈静漪拿起笔，在“监护人签字”那一栏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是怕写错，又像是在拖延时间。
　　
　　签完字，她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整条走廊照得很亮很亮。亮的刺眼，刺得她眯起了眼睛。
　　
　　手机震了。江临。
　　
　　“静漪，你来了？”
　　
　　“嗯。刚签完字。”
　　
　　走廊尽头，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江临穿着白色T恤和深蓝色长裤，跑过来的时候，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又放下，放下又吹起来。他跑到她面前，微微喘着气。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怕你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你会想我。”
　　
　　沈静漪看着他，心里涌上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不是生气，不是委屈，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像是“你果然是这样的人”的感觉。他就是这样的人，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把所有的决定都自己做，把所有的不舍都咽进肚子里，只在对方面前露出一个“我很好”的表情。
　　
　　“一年，”沈静漪说，“你知道一年有多长吗？”
　　
　　“知道。”
　　
　　“你不会想我吗？”
　　
　　江临看着她，目光里有种东西在微微发颤。不是声音在发颤，是目光在发颤—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风一吹就会发出嗡嗡的声音。
　　
　　“会。每一天都会。”
　　
　　“那你还申请？”
　　
　　“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想去，去看更大的世界，学更多的东西。然后回来，站在你身边，做更好的人。”
　　
　　沈静漪沉默了很久。走廊上的阳光从西边斜射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道影子挨得很近，近到几乎要交叠在一起。
　　
　　“什么时候走？”
　　
　　“八月。”
　　
　　“那还有三个月。”
　　
　　“嗯。”
　　
　　“那这三个月，你哪儿也不许去。周末必须回来。”
　　
　　江临看着她，嘴角慢慢弯了起来。那个弧度不大，但很深，深到像是刻在脸上的。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