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沈静漪的母亲生病住院了。
　　
　　消息是舅舅打来的，说母亲突发脑梗，已经送到省人民医院抢救了。沈静漪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备课，手里的笔掉在地上，她弯腰捡起来的动作慢了半拍，像是大脑和身体之间出现了短暂的信号延迟。
　　
　　她跟老周请了假，坐最近的一班大巴车赶回省城。大巴车在山路上颠簸，她坐在最后一排，手一直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母亲这次真的出了事，她最后对母亲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是上个月打电话时说的“知道了”，还是更早之前见面时说的“我走了”？
　　
　　她突然发现，她已经很久没有跟母亲好好说过话了。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每次打电话，母亲问她“最近怎么样”，她都说“还好”。母亲问她“有没有人照顾你”，她说“我自己可以”。母亲问她“要不要回来住两天”，她说“没时间”。三个问题，三个回答，循环往复，像一首只有三个音符的歌，唱了三年，从来没有变过调。
　　
　　她一路上都在想，等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地、认真地、不敷衍地对母亲说一句—妈，我回来了。
　　
　　到了医院，她推开病房的门，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上扎着留置针。但母亲的眼睛是睁着的，看到她走进来，眼睛亮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很轻，轻到沈静漪弯下腰才能听见。
　　
　　“静漪，你来了。”
　　
　　沈静漪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曾经很大、很温暖，现在又小又凉，骨节凸起，皮肤薄得像纸，青色的血管在皮下隐约可见。她握着那只手，突然想到，这双手抱过她、牵过她、给她做过饭、帮她梳过头发、在她哭的时候抚摸过她的后背。这双手做了太多的事，说了太少的话。
　　
　　“妈，我在这儿呢。”她说。
　　
　　“你不用管我，我没事，你忙你的。”母亲说。
　　
　　沈静漪的眼眶红了。
　　
　　“我不忙。我就在这里。”
　　
　　母亲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慢慢蓄满了泪水。泪水从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淌下来，她没有擦，沈静漪也没有擦。她们就那样看着彼此，让泪水流，让时间流，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流进泪水里，流到被子上，流到雪白的床单上，洇出一小片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那天晚上，沈静漪陪床。她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看着母亲睡着了，呼吸很浅很浅，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风一吹就灭，但一直亮着，微微地、坚持地亮着。
　　
　　她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江临。
　　
　　“沈老师，你今天没来上课。老周说你有事请假了。你还好吗？”
　　
　　沈静漪看着那条消息，又看了看病床上的母亲，打了几个字：“家里有点事，过几天回去。”
　　
　　“严重吗？”
　　
　　“不严重。”
　　
　　发完以后她盯着屏幕，手指不自觉地往上滑，翻到了之前的聊天记录。从寒假到现在，他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存了很多页。她一条一条地往下翻，越翻越快，快到看不清那些字，只看到一个个对话框在屏幕上闪过，像电影里的蒙太奇—他们聊过数学题，聊过周记，聊过集训，聊过睡不着的夜晚。每一段对话都像是两块拼图在慢慢靠近，靠近，靠近，但始终没有拼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条细细的缝，那条缝里透出来的光，就是这些对话里所有的未尽之言。
　　
　　她翻到最底部，看到那条他没回的短信—“我理解你”。
　　
　　她盯着这四个字，这一次没有退出。她打了一行字：“江临，我妈妈生病了。我在医院。”
　　
　　发出去以后她后悔了。这不是一个老师应该跟学生说的话。这是把自己的脆弱暴露给一个未成年人，是把不该让对方承担的东西强加给了他。
　　
　　但撤回已经来不及了。
　　
　　过了五分钟，江临回复了。
　　
　　“沈老师，你吃饭了吗？”
　　
　　沈静漪愣了一瞬。
　　
　　不是“别担心”，不是“会好的”，不是“祝早日康复”。那些话太轻了，轻到像一张纸，风一吹就跑了。江临问的是—“你吃饭了吗”。
　　
　　这是一个六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奶奶卧病在床的少年，能够给出的最重的关心。因为他知道，在所有的安慰里，最实在的不是“我理解你”，而是“你先把自己照顾好”。
　　
　　沈静漪看着那条消息，笑了。笑得无声无息，眼泪却顺着脸颊淌下来。
　　
　　她打了两个字：“吃了。”
　　
　　“那就好。早点休息。”
　　
　　沈静漪靠在椅子上，手机关了屏，握在手心里，微微发烫。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滴滴的声音，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倒数着什么，又像是在倒数的同时给人一些希望。
　　
　　她从包里拿出教案本，翻开。她本想写点备课笔记，但笔尖落在纸上，不知不觉写下了一行字：
　　
　　“他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写了，看着，没有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