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整个高二年级都在议论。
　　
　　江临以总分七百零三分位列全县第一，比第二名高出四十一分。这个分数在青城山中学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老周激动得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搓手的频率从三秒六次飙升到三秒十二次。副校长说要把江临的名字写在教学楼门口的电子屏上，滚屏播放一整个寒假。
　　
　　沈静漪站在走廊上，手里拿着成绩单，看到江临的名字排在第一行，后面跟着一串接近满分的数字。她应该高兴的，但她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像是骄傲，像是心疼，像是某种更深的、她不愿意面对的东西。
　　
　　江临从教室走出来，看到她站在走廊上，脚步顿了一下。
　　
　　“江临，”沈静漪说，“考得很好。”
　　
　　他走过来站在她旁边，两个人并肩站在走廊上，中间隔着一米的距离。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拍球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过来，像心跳的节拍。冬天的阳光很淡，照在他们身上投下浅浅的影子，那两道影子在水泥地上靠得很近，近到如果真的贴上了，别人会以为那是一个人的影子。
　　
　　“沈老师，”江临说，“下学期我能不能申请住校？”
　　
　　沈静漪转头看他。他站在阳光里，侧脸像被刀削过一样棱角分明，但下颔线那里有一颗很小的痣，那颗痣把整张脸的锋利感柔化了一些，像一枚图钉钉在一幅画上，把将要飞走的画钉住了。
　　
　　“为什么？”她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
　　
　　“家里远，寒假下雪不好走。住校方便自习。”
　　
　　他没有说真正的原因。沈静漪后来才知道，那个冬天他家的老房子漏雨，堂屋的屋顶塌了一个角，奶奶睡的那间房每到下雨天就要拿盆接水。他不想让沈静漪知道这些，不是怕丢人，是怕她知道以后会更频繁地来他家—那个他唯一能把门关起来、不让任何人走进来的地方。
　　
　　“我去跟老周说，”沈静漪说，“住宿费我帮你申请减免。”
　　
　　“不用，我有。”
　　
　　他没有说“有”是有什么。是有一张存了六年的银行卡，是他暑假在镇上的砖厂搬了一个月的砖挣的钱，是他把每天的伙食费压缩到三块钱省下来的每一分钱。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画满了表格，每一行是每一天的开销—早餐五毛，午餐一块五，晚餐一块，总计三块。偶尔会多出一行，写着“文具，两块”，或者“给奶奶买药，十五块”。那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小字：“考上大学，接奶奶离开这里。带她去看海。”
　　
　　这些沈静漪都不知道。
　　
　　但她知道一件事—这个少年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坚韧，那种坚韧不是天生的，是被生活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她也知道，那种坚韧的代价是什么。是孤独。是没有人可以依靠、于是假装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那种孤独。
　　
　　她太了解那种孤独了。
　　
　　寒假的钟声敲响那天，沈静漪收拾好东西准备回省城。她站在校门口等大巴车，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背上背着一个双肩包。冷得跺脚，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一小片雾。
　　
　　江临推着自行车从校门里出来，车后座上绑着一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看起来装了不少东西。
　　
　　“沈老师，你坐大巴？”他问。
　　
　　“嗯。”
　　
　　“哪个车站？”
　　
　　“县城。”
　　
　　他看了一眼她的行李箱，又看了一眼自己的自行车，犹豫了零点几秒。
　　
　　“我送你去车站。”
　　
　　“不用，没多远。”
　　
　　“顺路。”
　　
　　沈静漪看了看他，他没看她，他低头检查了一下蛇皮袋上的绳子，绳结打得很紧，像他这个人一样，把一切都控制在有条不紊的范围内。
　　
　　那是他们第一次并排走路。
　　
　　青城山的冬天，路上行人很少。风从山谷里灌进来，带着湿冷的潮气，吹得人脸生疼。沈静漪走在他的右边，她注意到他一直走在靠马路的那一侧，每当有车经过，他会往她的方向微微侧一下身体，像一个下意识的保护动作。这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到像呼吸一样不需要经过思考—她突然想到，他可能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走路的，走在奶奶的外侧，用自己瘦小的身体挡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车辆。
　　
　　走了大约十分钟，江临开口了。
　　
　　“沈老师，你下学期还来吗？”
　　
　　沈静漪愣了一下。
　　
　　“为什么这么问？”
　　
　　“你本来就是借调的，”他说，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个事实，“借调期一年，下学期结束你就该回省城了。”
　　
　　沈静漪没有回答。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他说的是对的—她是省城某重点中学的借调老师，一年期满就要回去。但“回去”两个字从江临嘴里说出来，感觉像一把刀，轻轻地、准确地扎在某一个地方。
　　
　　“你呢？”她反问，“你以后想考哪里的大学？”
　　
　　“省城。”
　　
　　“为什么省城？”
　　
　　江临沉默了几秒钟。
　　
　　“因为省城有最好的大学。因为省城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我想离海近一点。”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风吹散了，但沈静漪听清了。
　　
　　“青城山没有海，”他说，“但我以后想去一个有海的城市。”
　　
　　“省城也没有海。”
　　
　　“但省城有去海边的火车。”
　　
　　沈静漪转过头看他，他没有看她，他望着前方，目光落在地平线尽头那些连绵的山峦上。冬天的山是灰蓝色的，远看像一道淡淡的墨痕，山的后面是什么，他现在不知道，但他决定去了再说。
　　
　　她想说，海的尽头不是陆地，是另一个海。但她没说，因为那是一个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证明的道理，而她还没有资格替他说。
　　
　　到了车站，江临帮她把行李箱搬上大巴车的行李舱。他搬东西的动作很利索，一只手拎起行李箱，另一只手扶着行李舱的门沿，弯下腰，把箱子推进去，放得端端正正。然后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站在车门口看着她。
　　
　　“沈老师，路上注意安全。”
　　
　　她点点头，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大巴车发动了，她透过车窗看到他站在原地，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和灰色的旧棉袄，推着那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蛇皮袋，站在冬日的寒风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但没有倒下的树。
　　
　　车开出一段距离后，她看到他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走进了一家小卖部。透过小卖部的玻璃窗，她看到他买了一包盐和一小袋米，放进蛇皮袋里。他没有买别的，没有买肉，没有买菜，只有盐和米。他走出小卖部的时候，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理，跨上自行车，骑向了与车站相反的方向。
　　
　　沈静漪看着他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色的小点，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她转过头，看着前方的路，路两旁的树飞快地向后退去。她突然想，那条路他也走过很多次—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十二公里山路，他骑了六年。
　　
　　六年来，他身后从来没有追上来一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