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前一周，举报的事爆发了。
　　
　　沈静漪是在办公室门口听到的。她端着水杯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来两个女老师的对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门没关严，漏出来的字句像针一样扎进她的耳朵。
　　
　　“听说林老师去教育局了。”
　　
　　“举报什么？”
　　
　　“说她违规补课，收受学生财物，私生活不检点。”
　　
　　“不至于吧？她才来几个月。”
　　
　　“谁知道呢，大城市来的人，谁知道是什么底细。”
　　
　　沈静漪站在门外，水杯里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没有推门进去，转身回了宿舍。她把水杯放在桌上，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她想起林春燕每次抬头看她的目光—那种她读不懂的复杂。现在她读懂了。
　　
　　那不是敌意。是恐惧。
　　
　　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久了，看到光的第一反应不是向往，是怕被灼伤。
　　
　　沈静漪没有去找林春燕对质，没有去找老周解释，她甚至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她听到了什么。她只是把每天的工作做得更仔细了—教案写得再详细一些，作业批改的评语再多写几个字，课后辅导的时间再延长半个小时。她想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因为举报，是因为她本来就该这样做。
　　
　　但事情没有平息。
　　
　　三天后，老周把沈静漪叫到办公室，表情像吞了一只苍蝇。
　　
　　“沈老师，局里来人了，想找你谈个话。关于……关于一些反映。”
　　
　　沈静漪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一男一女坐在会议桌对面。男的四五十岁，姓吴，县教育局纪检科的，说话不紧不慢，像是在念一份格式文件。女的姓刘，全程板着脸，手里握着笔，本子上写写画画，从不抬头。
　　
　　吴科长说：“沈老师，我们接到反映，说你支教期间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以奖励为名向学生赠送物品，涉嫌收买；第二，私自为学生购买教辅资料，违反规定；第三，与学生存在私下接触，有违师德。”
　　
　　沈静漪问：“反映人是谁？”
　　
　　吴科长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那我可以请律师吗？”
　　
　　吴科长愣了半秒，大概没想到一个中学支教老师会说这种话。他咳了一声：“沈老师，我们现在只是初步了解情况。你先配合调查，把情况说明一下。”
　　
　　沈静漪说了。她把来青城山支教的初衷、教学安排、与学生的日常接触，全部如实说了一遍。说到给江临买真题集的事，她停顿了一下。
　　
　　“那是我作为老师的个人行为，没有收过学生任何回报。如果这种行为违反了规定，我接受批评。但我需要说明的是，那本真题集的价格是二十八元，不是什么贵重物品。我送给他的原因是他学习刻苦，值得鼓励。”
　　
　　刘科长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沈静漪读出了其中的内容—不是审视，是好奇。
　　
　　谈话结束后，吴科长说：“我们会进一步调查。在此期间，请沈老师先暂停教学工作。”
　　
　　沈静漪回到办公室，林春燕正坐在工位上批改作业。她看到沈静漪推门进来，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贴到作业本上，肩膀微微耸起，像是做好了被质问的准备。
　　
　　但沈静漪什么都没说。她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收拾了东西，走了。
　　
　　那天晚上，她把宿舍里的东西收拾了一遍。衣服叠好放在箱子里，书码齐摞在桌上，《百年孤独》放在最上面，安眠药压在书下面。她把牛皮纸信封从枕头下面抽出来，犹豫了很久，没有放进行李箱，而是压回了枕头下。
　　
　　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泡的正上方，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她想起妈妈说过的话：“静漪，你太要强了，要强到没有人敢靠近你。”
　　
　　妈妈说得对。她离婚是因为太要强，她来支教是因为太要强，她被人举报还是因为太要强。她太想证明什么了—证明自己即使失去了婚姻也可以过得很好，证明自己即使不是科班出身也可以教好学生，证明自己即使被全世界误解也可以问心无愧。
　　
　　但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证明就能证明的。
　　
　　手机震了一下。
　　
　　她拿起来，是一条短信。号码没有存过，但那个号段的归属地是省城。
　　
　　“沈老师，不要怕。我会帮你。”
　　
　　没有署名。
　　
　　沈静漪盯着那条短信，脑海里浮现出江临的脸，但她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江临一个高中生，能帮她什么？她想了想，觉得可能是许知行。她在省城做教育集团的朋友，上次吃饭时她随口提了一句支教的事，他当时说“有什么事跟我说”。也许是他在教育局有关系，提前听到了风声。
　　
　　她没回那条短信，也没多想。
　　
　　处理的结果是一周后出来的。
　　
　　那天早上，校长办公室的门被敲响，进来的是林春燕的丈夫，一个在外地做生意的男人。他带着一沓文件和一个律师，说林春燕的举报是捏造的，因为“我妻子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一直在吃抗抑郁的药物”。他拿出了一份省城三甲医院的诊断证明，上面写着：重度抑郁症，伴有被害妄想倾向。
　　
　　吴科长看完那份诊断证明，沉默了很久。刘科长合上笔记本，说了两个字：“撤案。”
　　
　　林春燕当天就被丈夫接走了。
　　
　　沈静漪站在办公室窗口，看到林春燕被丈夫搀扶着上车。她瘦得像一根竹竿，风一吹就要倒，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出来的。上车前她回头看了一眼教学楼的方向，目光里有什么东西，沈静漪没看清，但她觉得那是一种告别—不是跟这所学校告别，是跟她在这里度过的八年青春告别，跟她曾经站在讲台上意气风发的自己告别。
　　
　　后来沈静漪从老周那里听说了林春燕的事。她在这所中学教了八年英语，年年都是优秀教师，年年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没有人知道她过着怎样的日子—丈夫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她一个人带着体弱多病的孩子，在学校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八年来从未请过一次假。她的抑郁症确诊三年了，但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她害怕被人知道，害怕被当成异类，害怕失去这份她唯一还能抓住的工作。
　　
　　她那句“这个女人会抢走你的一切”不是恶意，是病。
　　
　　沈静漪在林春燕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她丈夫的，字迹潦草，有些字涂改了好几次，有些行写到一半就断了，像是写信的人不断在清醒和混沌之间切换。信里有一句话让沈静漪红了眼眶：
　　
　　“我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忘记怎么爱一个人，因为我连自己都不爱了。”
　　
　　沈静漪把那封信折好，放在林春燕的桌上，用她的杯子压住。
　　
　　她希望林春燕的丈夫会回来帮她收拾东西。
　　
　　她也希望有一天，林春燕会好起来，会重新站在讲台上，会对台下的学生说：“大家好，我姓林，林春燕。从今天起，由我来教你们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