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周，沈静漪开始批改周记。
　　
　　她规定每个学生每周交一篇周记，内容不限，字数不限。大部分学生都在敷衍—菜不好吃，床板太硬，想回家。赵小萌写得认真一些，写了妈妈做的腊肉好吃，写了周末帮奶奶收玉米，写了想考大学但是不知道考什么专业。林凯写的是篮球，刘小北写的是数学题太难，周扬写的是吐槽食堂的包子馅太小。
　　
　　有一个人的周记她每次都会多看几遍。
　　
　　字迹工整到近乎刻板，每一个字的笔画都是一丝不苟的，横平竖直，转折处没有一丝犹豫。纸张边缘没有褶皱，标点符号位置精确，甚至连涂改都几乎没有—如果写错了，他会用一种极其细致的斜线划掉，而不是涂成黑疙瘩。
　　
　　那个人的周记从不写日常生活。他写读过的书—上周写的是《百年孤独》，“家族的第一人被困在一棵树上，家族的最后一人被蚂蚁吃掉。这个家族用了一百年才明白，命运写在羊皮卷上，从来不由人。”他写对时事的看法—那周他写的是关于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分配的报道，文章最后他写道：“天赋不应该被贫穷辜负，才华不应该被出生地局限。这个社会欠每一个努力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沈静漪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道红线，批注写的是：“说得好。但不应该是‘欠’，是‘有责任给’。欠是被动的亏欠，有责任给是主动的承担。我们要教会学生的不是抱怨命运不公，而是承担起改变命运的责任。”
　　
　　她翻到封面，看到名字：江临。
　　
　　沈静漪在教案本末页写了一行字：这个孩子不一样。写完又觉得多余，涂掉了。但涂得不彻底，那几个字的痕迹还在，像刻在木板上又被砂纸磨过的字痕，永远去不掉。
　　
　　晚自习结束后的教室空空荡荡，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声，像远处有人拉着一把大提琴最低的那根弦。沈静漪坐在讲台上批改最后一本周记—不是江临的，是赵小萌的，写的是英语作文，语法错误很多，但有一句话写得很真诚：“I want to be a teacher like Ms.Shen, because she makes me believe that I can be more.”
　　
　　沈静漪批注：Not “more”，but”the best of yourself”。
　　
　　她抬起头准备关灯离开，发现教室里还有一个人。
　　
　　江临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周记本，正在看她写的批注。他的脸隐没在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只有一只手露在光里，修长的手指翻着纸页，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停了一下。
　　
　　沈静漪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她看到他的手指在那页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抚摸什么。
　　
　　“江临，该走了。”
　　
　　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那是沈静漪第一次看清他的脸。十七岁，眉骨很高，鼻梁很挺，眼睛是深棕色的，在日光灯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他的脸很瘦，下颌线像刀裁的一样利落，但嘴唇的弧度是软的，像是不习惯笑的嘴唇，形状却天生适合笑。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世界，不远不近，不冷不热，恰到好处的距离。
　　
　　他站起来，把周记本塞进书包，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停了一下。
　　
　　“沈老师，你的批注写错了一个字。”
　　
　　沈静漪愣了一下。
　　
　　他指了指她教案本上被她涂掉的那行字。虽然涂掉了，但“不一样”三个字还能认出来。他说：“你是对的，不需要涂掉。”
　　
　　然后他走了。校服下摆在风里翻飞，走廊尽头的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她的脚边。
　　
　　沈静漪站在原地，手里握着红笔，笔尖在教案本上戳出了一个红色的圆点。墨汁慢慢洇开，像一滴正在扩大的血渍。
　　
　　她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个少年看穿了她。不只是看穿了她对那个批注的犹豫，而是看穿了她这个人。看她穿白衬衫是因为黑色太沉闷，看她用木簪是因为不喜欢头发的重量，看她写“静水深流”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那样的人—把所有情绪都压在下面，假装自己只有工作的容量。
　　
　　这才三周。三周，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就看穿了她用三十八年筑起的墙。
　　
　　这让她害怕。
　　
　　她关掉灯，走出教室，走廊上已经没有人了。只有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桂花的甜腥和某种说不清的凉意，像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