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抉择
　　
　　凌晨五点，天色微明。
　　
　　江城市郊的一处老旧居民楼里，周浩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热水，手指还在微微发抖。他的左脸颊肿得老高，嘴角有一道干涸的血痕，但眼神已经平静下来。
　　
　　王建国坐在他对面，抽着烟，一言不发。房间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眼睛发酸。这处房子是他年轻时分的单位宿舍，三十年了，早就没人住，但一直留着。墙皮剥落，家具陈旧，灯泡昏暗，但胜在隐蔽—没人会想到，市纪委副书记在这里藏着一个人。
　　
　　“王书记，谢谢您。”周浩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王建国摆摆手：“别谢我。要谢，谢你自己。账本藏得好，没让他们找到。要是找到了，你今天就是具尸体。”
　　
　　周浩沉默了一会儿，问：“他们是谁？王啸虎的人？”
　　
　　王建国点点头：“应该是。这种事，他不会自己动手，花钱雇几个亡命徒，干了就跑。就算抓到，也咬不到他。”
　　
　　“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算了？”王建国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周浩，你父亲是我的老同事，他死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但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现在是保命的时候。账本在哪儿？”
　　
　　周浩犹豫了一下，说：“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
　　
　　“好。等会儿蒋书记来，你告诉他。账本只能交给他，不能给任何人。明白吗？”
　　
　　周浩点点头。
　　
　　窗外渐渐亮起来。晨光照进这间破旧的屋子，照在剥落的墙皮上，照在摇晃的灯泡上，照在王建国花白的头发上。周浩看着那光，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钓鱼的情景。那时候，父亲还年轻，头发还是黑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每次钓到鱼，父亲都会说：“看，这就是收获。做人要有收获，但不能贪，贪了就钓不到鱼了。”
　　
　　他不贪，但父亲呢？父亲贪吗？周浩不知道。他只知道，父亲死了，死得不明不白。
　　
　　门被敲响，三短两长—暗号。
　　
　　王建国站起来，走到门后，问：“谁？”
　　
　　“我。”
　　
　　门打开，蒋晓声走进来。他穿着便装，头发有些乱，眼睛里布满血丝，显然也是一夜没睡。看到周浩，他快步走过来，握住他的手：“受伤了？严重吗？”
　　
　　周浩摇摇头：“没事，皮外伤。”
　　
　　蒋晓声仔细看了看他的脸，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周浩，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
　　
　　周浩看着他，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这个人，是市委书记，是这座城市最高的领导。但他此刻的样子，不像领导，倒像一个普通的父亲，在为别人的孩子担心。
　　
　　“蒋书记，不怪您。是我自己要留下的。”
　　
　　蒋晓声点点头，在他对面坐下。王建国递过来一根烟，他摆摆手：“戒了。”
　　
　　“什么时候戒的？”
　　
　　“去年。小宇说抽烟对身体不好，让我戒，我就戒了。”
　　
　　王建国笑了笑：“你儿子管你管得严。”
　　
　　“管得严好。有人管，才不会出事。”
　　
　　这话里有话。周浩听着，心里忽然有些明白—蒋晓声不是在说抽烟，是在说别的。
　　
　　“周浩，”蒋晓声看着他，目光很认真，“账本在哪儿？”
　　
　　周浩沉默了几秒，说：“在殡仪馆。”
　　
　　蒋晓声愣了一下：“殡仪馆？”
　　
　　“对。父亲追悼会那天，我把账本放在他的骨灰盒下面了。没人会去翻骨灰盒，他们想不到。”
　　
　　蒋晓声和王建国对视一眼，都沉默了。这个年轻人，比他想象的聪明，也比想象的狠。把账本放在父亲的骨灰盒下面，这是怎样的心思？
　　
　　“好地方。”王建国说，“没人会想到。但问题是怎么拿出来？殡仪馆那边，肯定有人盯着。”
　　
　　蒋晓声想了想，说：“我来想办法。今天就去，以祭拜的名义。你陪我去，周浩不用去，太危险。”
　　
　　周浩想说什么，被蒋晓声抬手制止了：“你听我说。账本拿出来后，你不能再待在江城。我安排你离开，去外地，或者出国。等事情了结了，再回来。”
　　
　　周浩看着他，眼眶有些发酸：“蒋书记，我走了，您怎么办？那些人，不会放过您的。”
　　
　　蒋晓声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平静：“周浩，我当官二十多年，什么没见过？那些人，能把我怎么样？我是市委书记，是省管干部，他们动不了我。你放心走，这边有我。”
　　
　　周浩还想说什么，王建国插话：“听蒋书记的。你留下，帮不上忙，反而添乱。账本交给我们，你走，两全其美。”
　　
　　周浩沉默了。他知道他们说得对，但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父亲死了，他要跑，留下蒋晓声一个人面对那些豺狼。
　　
　　“蒋书记，您保重。”他终于说。
　　
　　蒋晓声点点头，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养伤。等风头过了，回来给我打电话。”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建国，这边交给你了。殡仪馆那边，我安排好就联系你。”
　　
　　门关上后，周浩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阳光透过破旧的窗帘，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但他心里，一片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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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九点，市殡仪馆。
　　
　　蒋晓声的车停在门口。他下车，整理了一下衣服，往里走。小陈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束白菊花。
　　
　　告别厅里很安静。周正华的骨灰盒还在原处，上面盖着党旗，前面摆着鲜花和水果。蒋晓声走到前面，深深鞠了三个躬，把白菊花放在旁边。
　　
　　小陈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蒋晓声在骨灰盒前站了一会儿，像是在默哀。然后，他伸出手，轻轻掀开党旗的一角—骨灰盒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迅速抽出信封，塞进西装内袋，把党旗重新盖好。
　　
　　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钟。
　　
　　他转过身，神色平静，走出告别厅。小陈迎上来，问：“书记，回去吗？”
　　
　　“回去。”蒋晓声说，“去市政府。”
　　
　　车驶出殡仪馆。蒋晓声坐在后座，手按在胸口，能感觉到那信封的存在。隔着西装，隔着衬衫，他仿佛能看见那些字，那些数字，那些名字—那是周正华用命换来的东西，也是他蒋晓声从此再也无法回头的东西。
　　
　　车窗外，江城的街景飞速掠过。那些高楼，那些店铺，那些行人，都像往常一样，忙碌而平静。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一刻，一场风暴的中心，正在悄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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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三点，省委工作组驻地。
　　
　　蒋晓声坐在吴天洪的房间里，面前摊着那本账本。吴天洪一页一页翻看，表情越来越凝重。曹正刚坐在旁边，不时在本子上记录什么。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翻纸的声音。
　　
　　账本很厚，有三百多页，记录了新盛集团从2010年到2017年所有的土地交易—哪块地，多少钱拿的，多少钱变的，经手人是谁，签字人是谁，清清楚楚。有些页上，还有周正华手写的备注：“刘×批”“王×签字”“孙×经手”……
　　
　　这些人名，吴天洪大多认识。刘国强，省长。王啸虎，新盛集团董事长。孙德胜，江北区区长。还有一些市里的、区里的干部，都是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物。
　　
　　翻到最后，吴天洪停住了。那一页上，记录的是E-01地块的变更过程—从生态绿地到商业金融，从评估28万到市场价40万，从专家论证到政府批文，每一个环节都有记录，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签字。而签字的那些人，此刻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安然无恙。
　　
　　吴天洪合上账本，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他看着蒋晓声，目光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是震惊，也是沉重。
　　
　　“晓声同志，这份材料，你从哪里得到的？”
　　
　　“周正华的儿子，周浩。他父亲生前寄给他的，让他转交给我。”
　　
　　吴天洪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这份材料的分量吗？”
　　
　　“知道。”
　　
　　“你知道交出去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吗？”
　　
　　“知道。”
　　
　　吴天洪看着他，忽然问：“你不怕？”
　　
　　蒋晓声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平静：“吴秘书长，我怕。我有人，有儿子，有家庭。我怕出事，怕他们受牵连。但我更怕的，是有一天，我儿子问我：‘爸，你知道那些事，为什么不报告？’我回答不上来。”
　　
　　吴天洪沉默了。他看着蒋晓声，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他来江城之前，了解过这个市委书记—清华毕业，在省建设厅干过十年，口碑很好，但没什么背景，属于那种“能干但不上不下的干部”。但现在，他发现这个人，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晓声同志，”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这份材料，我收下了。但我不能保证，交上去之后，会有什么结果。有些人，职位太高，关系太深，不是一份材料就能扳倒的。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就好。”吴天洪转过身，看着他，“那你告诉我，你希望什么结果？”
　　
　　蒋晓声想了想，说：“我希望，该死的人死，该抓的人抓，该判的人判。我希望，那些被截留的钱，能还给村民。我希望，周正华的死，能有一个交代。就这些。”
　　
　　吴天洪点点头：“好。我尽力。”
　　
　　他走回桌前，拿起那份账本，看着蒋晓声：“从今天起，这件事由省里接手。你回去，正常工作，什么也别做。需要你的时候，会找你。记住—什么也别做，是对你最好的保护。”
　　
　　蒋晓声站起来，点点头，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吴天洪叫住他：“晓声同志，有句话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当官？”
　　
　　蒋晓声愣了一下，想了想，说：“我父亲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记着他这句话，就当到现在。”
　　
　　门关上后，吴天洪看着那扇门，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出深深的皱纹。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说过类似的话。但现在，他说不出口了。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他见得太多了—太多的腐败，太多的黑暗，太多的无能为力。
　　
　　但今天，他见到了一点光。那光很微弱，但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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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八点，省城。
　　
　　刘国强的家里，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凉拌黄瓜、西红柿蛋汤。这是他的标准晚餐，二十年不变。
　　
　　但今天，他一口也吃不下。
　　
　　对面坐着的，是王啸虎。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账本落到吴天洪手里了。”王啸虎说，“下午蒋晓声送去的。”
　　
　　刘国强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问：“内容知道吗？”
　　
　　“知道一些。我的人看过复印件，记录了新盛集团所有的土地交易，每一笔都有。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孙德胜的名字，都有。”
　　
　　刘国强闭上眼睛，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你打算怎么办？”
　　
　　王啸虎看着他，目光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刘省长，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您—您打算怎么办？”
　　
　　刘国强睁开眼睛，看着他：“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到了这一步，谁也跑不了。您是省长，我是商人，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船沉了，大家一起死。所以，得想办法，不能让船沉。”
　　
　　刘国强沉默了一会儿，说：“什么办法？”
　　
　　王啸虎往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账本在吴天洪手里，但吴天洪不是一个人。他上面有省委，省委上面有中央。他敢不敢往上交，交了之后怎么处理，都是问题。咱们得在他交之前，做点事。”
　　
　　“做什么？”
　　
　　“两条路。一是让吴天洪闭嘴，把账本拿回来。二是让上面的人开口，把这事压下去。”
　　
　　刘国强看着他，目光变得锐利：“让吴天洪闭嘴？你想干什么？杀人灭口？”
　　
　　王啸虎摇摇头：“不是杀人，是让他知道利害。他吴天洪不是圣人，也有软肋。查过了，他有个儿子在国外读书，每年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经不经得起查？”
　　
　　刘国强沉默了。他知道王啸虎的意思—用把柄换把柄，用威胁换沉默。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屡试不爽。
　　
　　“第二条路呢？”
　　
　　“第二条路，是找上面的人。您在省里干了这么多年，认识的人多。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让他出面，把这事压下来。就说账本是假的，是诬陷，是周正华临死前想害人。只要上面不追究，吴天洪一个人，翻不起浪。”
　　
　　刘国强想了很久，终于说：“第一条路，太冒险。万一出事，谁都跑不了。第二条路，可以试试。我认识一个人，在中纪委工作过，现在退下来了，但说话还有分量。明天我去找他，探探口风。”
　　
　　王啸虎点点头：“好，那就这么定了。”
　　
　　他站起来，准备走，又回头：“刘省长，这件事，关系到咱们所有人的命。您上点心。”
　　
　　门关上后，刘国强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看着那四菜一汤。菜已经凉了，油凝成一层白白的膜。他看着那层膜，忽然觉得很恶心。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省城，夜景璀璨，灯火通明。那些灯光，是他熟悉的，是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但现在，他看着那些灯光，心里只有一种感觉—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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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江北村。
　　
　　陈老三的小卖部门口，聚集了十几个人。都是村里的老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他们不说话，只是抽烟，或者发呆。
　　
　　陈老三蹲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支烟，烟雾在夜色中袅袅升起。他看着那些人，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下午，村里来了通知—区里说，补偿款的事正在处理，让村民不要再上访，不要再闹事，耐心等待。但等什么？等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
　　
　　张寡妇从人群后面走过来，在他旁边蹲下，轻声问：“老三哥，你说咱们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陈老三看着她，看着她憔悴的脸，看着她怀里熟睡的孩子，心里一酸。这个女人，丈夫死了三年，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就指着那点补偿款过日子。要是钱追不回来，她怎么办？
　　
　　“能。”他说，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坚定，“一定能。”
　　
　　张寡妇看着他，眼眶红了：“老三哥，我信你。”
　　
　　陈老三没说话。他看着远处黑黢黢的田野，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人活着，总要信点什么。信老天爷，信菩萨，信政府，信自己。不管信什么，有信，就能活下去。”
　　
　　他信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必须让张寡妇信，让村里人信。因为只有信，才能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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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十一点，市纪委的秘密谈话室里，王建国正在审阅一份材料。那是法医补充的尸检报告—周正华尸体上，除了溺水导致的肺部积水，还有一处不明显的钝器伤，在后脑勺。法医的结论是：不排除生前遭受过外力打击。
　　
　　王建国放下报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些画面—周正华的车冲断护栏，坠入江中；那辆跟在后面的黑色SUV；被人篡改过的监控录像；还有今晚闯进周浩家里的两个黑影。
　　
　　这些画面，像拼图碎片，正在慢慢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但还有一块最重要的碎片，没有找到—证据。
　　
　　他睁开眼睛，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是我。周浩那边，加派人手，二十四小时守着。不能再出事。”
　　
　　挂了电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江城，夜色已深，只有零星的灯火还亮着。远处，长江在月光下泛着暗灰色的光，像一条沉默的巨蟒。
　　
　　他想，周正华就死在那条江里。临死前，他在想什么？是害怕，是绝望，还是某种解脱？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周正华的死，不会是结束，而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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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一点，蒋晓声家的书房里，灯还亮着。
　　
　　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文件—那是他刚起草的辞职报告。写得很短，只有一页纸，但每一个字，他都想了很久。
　　
　　“省委组织部：本人蒋晓声，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江城市委书记职务。在任期间，工作中有不足之处，请组织批评指正。感谢组织的培养和信任。蒋晓声，2018年3月20日。”
　　
　　他看着这份报告，心里五味杂陈。辞了，就解脱了，不用再面对那些明枪暗箭，不用再担心家人安全，不用再夜夜失眠。但不辞，就得继续扛下去，扛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亮的光。
　　
　　他拿起那份辞职报告，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拿起打火机，点燃了它。
　　
　　火苗舔舐着纸张，一点一点吞噬那些字。他看着火焰，看着纸张变成灰烬，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轻松。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再也没有退路了。
　　
　　窗外，天色渐渐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而这一天，将是江城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