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连续三天没睡好觉。
　　
　　自从把评估报告底稿交给蒋晓声，他就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回放那些画面—父亲生前的样子，追悼会上的花圈，蒋晓声接过信封时严肃的表情，还有那些在人群中若隐若现的陌生面孔。
　　
　　他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
　　
　　早上出门，对面街角停着一辆银灰色面包车，车窗贴着深色膜，看不清里面。晚上回来，那辆车还在，换了个位置，但还是在街角。他去超市买东西，收银员多看了他两眼；他去公司上班，前台小刘说有人打电话找他，问是谁，小刘说对方没说，只问了句“周总在吗”就挂了。
　　
　　这些事，单独看都很正常，但连在一起，就让他脊背发凉。
　　
　　父亲的信里说：“拿到账本后，立刻出国，不要再回来。”他没听。他觉得自己不能走，走了就是认输，走了就对不起父亲。但此刻，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
　　
　　“周总，有人找。”助理敲门进来，声音有点紧张。
　　
　　周浩抬起头：“谁？”
　　
　　“他说他叫王建国，市纪委的。”
　　
　　周浩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市纪委？父亲死后，纪委的人找过他一次，问了几个问题，都是例行公事。这次又来，什么事？
　　
　　“请他进来。”
　　
　　王建国进门时，周浩仔细打量了他一眼。五十出头，中等身材，穿一件深灰色夹克，头发花白，眼睛里布满血丝，看起来很疲惫，但目光很亮，像鹰一样。
　　
　　“周总，打扰了。”王建国伸出手，“我是市纪委副书记王建国，来了解一些情况。”
　　
　　周浩握住他的手，感觉那只手粗糙有力，不像机关干部，倒像干过体力活的。
　　
　　“王书记，请坐。喝茶还是咖啡？”
　　
　　“白开水就行。”王建国在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周浩的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很讲究—红木办公桌，真皮沙发，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本地一个书法家写的“诚信为本”。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长得郁郁葱葱。
　　
　　助理端来白开水和茶，退出去，带上门。
　　
　　王建国开门见山：“周总，你父亲的事，我很遗憾。他是个好干部，我们共事多年，我一直很敬重他。”
　　
　　周浩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在等，等对方说出真正的来意。
　　
　　“前几天，你见过蒋书记？”王建国的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聊天。
　　
　　“……见过。”
　　
　　“在殡仪馆？”
　　
　　“是。”
　　
　　“你给了他一样东西？”
　　
　　周浩的心又跳了一下。这件事，只有他和蒋晓声知道，王建国怎么知道的？
　　
　　“王书记，您想问什么，直说吧。”
　　
　　王建国看着他，目光里有一丝赞许：“好，那我直说。你父亲留下的账本，你看过没有？”
　　
　　“没有。”
　　
　　“内容知道多少？”
　　
　　“只知道大概。父亲在信里说，账本记录的是新盛集团这些年所有的土地交易内幕。具体怎么记的、记了哪些人，我没看过，不清楚。”
　　
　　王建国点点头，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慢慢放下，才说：“周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危险？”
　　
　　周浩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
　　
　　“你父亲的死，不是意外。”王建国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下来，“他是被人害死的。害他的人，现在正在找你。他们知道你手里有东西，想抢在你交出去之前拿到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周浩沉默了。他想起那辆银灰色的面包车，想起那些莫名的电话，想起前台小刘说“有人找你”时的表情。
　　
　　“王书记，我该怎么办？”
　　
　　王建国看着他，目光里有种复杂的东西—是同情，也是警惕，还有某种说不清的沉重。
　　
　　“账本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不要告诉我具体位置。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王建国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周总，我今天来，是蒋书记的意思。他让我转告你几件事。第一，账本暂时不要动，等合适的时机再拿出来。第二，这段时间，尽量少出门，少接触人，有什么事直接给蒋书记打电话，不要通过其他人。第三—”
　　
　　他转过身，看着周浩：“如果有人找你麻烦，不要硬扛，保命要紧。账本可以不要，人不能出事。明白吗？”
　　
　　周浩点点头，眼眶有些发酸。自从父亲死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所有人见了他，都是客客气气的，说些“节哀顺变”“保重身体”之类的套话。只有蒋晓声和王建国，是真心在帮他。
　　
　　“王书记，谢谢您。”
　　
　　王建国摆摆手：“不用谢。你父亲是我的老同事，帮他儿子，是应该的。”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那辆银灰色的面包车，我已经让人查过了，是套牌车，查不到来源。你小心点，他们可能还会来。”
　　
　　门关上后，周浩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他看着那光斑，忽然觉得很冷，冷到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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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市政府大楼，刘国强的办公室。
　　
　　刘国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眉头紧皱。对面沙发上，坐着省纪委的刘志远。
　　
　　“志远，你说王啸虎那边，到底什么意思？”刘国强把文件放下，看着刘志远。
　　
　　刘志远往前探了探身子：“刘省长，王总的意思是，周正华的事基本稳住了，省里定了调子，不会再有反复。但蒋晓声那边，有点麻烦。他手里好像拿到了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不清楚。王总的人在查，还没查出来。但能肯定的是，周正华的儿子周浩，最近见过蒋晓声两次。第一次在殡仪馆，第二次是前几天，周浩让人给蒋晓声送了个信封。”
　　
　　刘国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是省长，五十岁出头就坐到这个位置，仕途一片光明。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不能出任何差错。
　　
　　“蒋晓声这个人，你了解多少？”
　　
　　“调查过。”刘志远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材料，“蒋晓声，1968年生，江城本地人。父亲蒋维民，退休干部，2015年去世。母亲早年病故。妻子李静，省医院护士。儿子蒋宇，高三学生。本人清华建筑系毕业，在省建设厅工作十年，2013年调任江城，2016年任市委书记。履历干净，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家庭背景普通，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
　　
　　刘国强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履历干净，说明不好对付。这种人，要么是真正的清官，要么是藏得特别深。你判断，他是哪一种？”
　　
　　刘志远想了想：“应该是前一种。我们调查过他这几年的工作，口碑很好，干部群众评价都不错。江北村的村民，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是‘几十年没见过的好官’。”
　　
　　“好官？”刘国强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好官有时候比贪官更麻烦。贪官有把柄，可以抓；好官没把柄，只能躲。问题是，能躲多久？”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省政府大院，绿树成荫，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这个院子，他待了十五年，从处长干到省长，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但此刻，他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不安。
　　
　　“志远，你回去告诉王啸虎，让他收敛一点。这段时间，不要再搞什么动作。周正华刚死，工作组刚下去，风口浪尖上，出了事谁也保不住他。”
　　
　　“明白。”刘志远站起来，犹豫了一下，又说，“刘省长，还有一件事。孙德胜那边，好像有点动摇。他昨天去找王总，说话吞吞吐吐的，像是有什么想法。王总让我问问您，要不要……”
　　
　　他做了个手势，没说完。
　　
　　刘国强转过身，看着他：“要不要什么？”
　　
　　“要不要……敲打他一下？”
　　
　　刘国强沉默了几秒，说：“敲打可以，但不能太过。孙德胜是区长，是省管干部，出了事，上面会追责。而且他现在是关键时期，要是被逼急了，反咬一口，大家都麻烦。你告诉王啸虎，对孙德胜，要软硬兼施，既要让他害怕，也要让他觉得有退路。明白吗？”
　　
　　“明白。”
　　
　　刘志远走后，刘国强在窗前站了很久。他看着院子里那些树，那些草坪，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刚到省里时的情景。那时候他还年轻，满腔热血，一心想着为人民服务。现在，他坐在省长的位置上，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利益关系、各种权力斗争、各种复杂的人情世故。有时候，他也会问自己：这一切，值得吗？
　　
　　但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或者说，他不敢去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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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四点，江北区政府。
　　
　　孙德胜的办公室里，气氛压抑得像要滴出水来。
　　
　　他对面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区财政局局长马明，五十多岁，矮胖，秃顶，一脸愁容；一个是区国土局局长胡建平，四十出头，瘦高，戴眼镜，表情僵硬。
　　
　　“说吧，到底有多少窟窿？”孙德胜靠在椅背上，声音疲惫。
　　
　　马明咽了口唾沫，翻开手里的账本：“孙区长，我仔细算了算，从2015年到2017年，征地补偿款一共拨付8.7个亿，区里截留的‘工作经费’是8700万。这笔钱，有3000万用在了征地拆迁的宣传、动员、协调上，有2000万用来奖励带头签协议的村民，还有……”
　　
　　他顿了顿，没往下说。
　　
　　“还有什么？”
　　
　　“还有3700万，转到了新盛集团的账上。是……是按照您批的条子。”
　　
　　孙德胜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他当然知道那3700万去了哪里。那是王啸虎给他的“回报”，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把柄。
　　
　　“转出去的钱，有没有凭证？”
　　
　　“有。”马明从账本里抽出一张纸，“这是转账记录，有您签字的批条，有银行的回单。孙区长，这些东西，要是让工作组查到……”
　　
　　孙德胜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胡建平在一旁轻声说：“孙区长，要不咱们想办法把账平了？从别的地方挪点钱过来，补上这个窟窿？”
　　
　　孙德胜睁开眼睛，看着他：“挪？从哪儿挪？区财政的账，你比我清楚，哪一笔钱不是有主儿的？挪了这里，那里就空了。工作组那些人，是吃干饭的？他们一查，什么都出来了。”
　　
　　胡建平不说话了。
　　
　　马明怯怯地问：“孙区长，那咱们怎么办？”
　　
　　孙德胜沉默了很久，终于说：“你们两个，回去把所有账本整理好，该销毁的销毁，该藏好的藏好。尤其是那些转账记录，不能留。明白吗？”
　　
　　两人对视一眼，点点头。
　　
　　“还有，”孙德胜看着他们，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今天的话，只有咱们三个知道。要是漏出去，谁也跑不了。明白吗？”
　　
　　“明白。”
　　
　　两人走后，孙德胜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见王啸虎的情景。那时候他刚当上区长，意气风发，王啸虎还是个包工头，见了他点头哈腰。第一次给他送钱，他没收；第二次，也没收；第三次，收了。从那以后，他就上了这条船，下不来了。
　　
　　十年了。他在这条船上捞了多少钱？五百万？八百万？他自己也算不清了。但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有求必应的感觉，一呼百应的感觉，走到哪里都有人恭维的感觉。这种感觉，比钱更让人上瘾。
　　
　　但现在，船要沉了。
　　
　　他拿起电话，想打给王啸虎，但想了想，又放下了。王啸虎能帮他什么？帮他跑路？帮他顶罪？都不可能。王啸虎只会让他继续扛着，扛到扛不住为止。
　　
　　他想起蒋晓声的话：“在一个月之内，把问题解决了。”当时他觉得这是压力，现在想想，这也许是机会。要是真能把窟窿补上，把账平了，把那些钱退回去，也许还能全身而退。
　　
　　但3700万，怎么补？
　　
　　他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找王啸虎，让他把那3700万退回来。那些钱本来就是从他那儿来的，现在退回来，天经地义。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王啸虎的号码。
　　
　　“王总，是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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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七点，“听雨苑”会所。
　　
　　王啸虎听完孙德胜的话，沉默了很久。包厢里的灯光很柔和，照在紫檀木的茶案上，照在那些名贵的茶具上，照在墙上挂着的字画上—一切都是那么精致，那么高雅，那么让人心旷神怡。
　　
　　但孙德胜的心，却沉到了谷底。
　　
　　“德胜啊，”王啸虎终于开口，声音很平静，“你知道那3700万去了哪里吗？”
　　
　　孙德胜摇摇头。
　　
　　王啸虎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那些钱，有1000万给了省里，有1000万给了市里，有1000万给了区里，剩下的700万，是我自己的。你让我退，我怎么退？退给谁？退给省里的，省里会认吗？退给市里的，市里会收吗？退给你，你敢要吗？”
　　
　　孙德胜沉默了。
　　
　　王啸虎转过身，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悯：“德胜，咱们合作十年了，我一直拿你当朋友。朋友之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有难了，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扛吧？”
　　
　　孙德胜的心凉了半截。他知道王啸虎的意思—3700万，不可能退；就算退，也退不回来。那些钱，早就分了，花了，打点关系了，变成了一张张无法追回的白条。
　　
　　“王总，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王啸虎走回茶案前，重新坐下，给他斟了一杯茶：“德胜，你听我说。这件事，没那么可怕。工作组来，查的是周正华，不是咱们。只要咱们稳住，不乱动，不乱说，他们就查不出什么。等他们走了，一切照旧。”
　　
　　孙德胜看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但什么也看不出来。那张脸，还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那么让人信赖—就像十年前第一次见面时一样。
　　
　　“德胜，”王啸虎拍拍他的手背，“你放心，有我王啸虎在，就没人能动你。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船沉了，谁也跑不了。所以，我会拼命保住这条船。”
　　
　　孙德胜点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好茶，极品大红袍，但他喝不出味道。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条船，真的能保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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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十一点，省委工作组驻地。
　　
　　吴天洪的房间还亮着灯。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材料，是今天从市里调来的—江北新区所有项目的立项文件、规划批复、用地审批、评估报告。他一份一份翻看，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什么。
　　
　　门被敲响。曹正刚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材料。
　　
　　“吴秘书长，还没睡？”
　　
　　“你不也没睡？”吴天洪抬起头，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查到什么了？”
　　
　　曹正刚在他对面坐下，把材料递给他：“今天调来的账本，有点意思。江北区财政局的账，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拨付、使用、结余，清清楚楚。但仔细对，就能发现问题—有一笔3700万的款项，名义上是‘征地拆迁工作经费’，转到了区里的一个临时账户上。但那个临时账户，三个月后就注销了。钱去了哪儿，查不到。”
　　
　　吴天洪接过材料，仔细看了一遍，眉头皱起来：“临时账户的负责人是谁？”
　　
　　“一个叫马明的人，区财政局局长。我让人查过他的背景，和孙德胜是老乡，关系很近。”
　　
　　“孙德胜……”
　　
　　吴天洪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江城，夜色已深，只有零星几盏灯还亮着。远处的长江，在月光下泛着暗灰色的光，像一条沉默的巨蟒。
　　
　　“正刚，你怎么看？”
　　
　　曹正刚想了想，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普通的违规操作，截留补偿款，私设小金库，这种事基层常见。另一种是……”
　　
　　他顿了顿，没说下去。
　　
　　“另一种是什么？”
　　
　　“另一种是利益输送。那3700万，不是进小金库，是进了某个人的口袋，或者某个企业的口袋。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
　　
　　吴天洪沉默了一会儿，说：“继续查。明天调那个临时账户的所有往来记录，看钱转到了哪里。还有，查一下孙德胜的关系网，尤其是他和新盛集团的关系。”
　　
　　曹正刚点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吴秘书长，您说，周正华的死，和这些事有关系吗？”
　　
　　吴天洪看着他，目光深邃：“正刚，有些问题，现在不能问。问了，就收不住。咱们的任务是查项目，不是查命案。命案，有公安那边管。明白吗？”
　　
　　曹正刚点点头，推门出去。
　　
　　门关上后，吴天洪在窗前站了很久。他看着窗外的夜色，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他在官场三十年了，见过太多案子，太多人，太多事。他知道，有些真相，查得越深，越危险。但有些真相，不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他想起周正华生前最后一次见他的情景。那是两个月前，周正华来省里开会，会后专门来找他，聊了一个多小时。说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新城项目的进展，征地补偿款的发放，规划变更的审批。但临走时，周正华说了一句话：“吴秘书长，有些事，我要是说出来，您能保住我吗？”
　　
　　当时他没在意，以为周正华是开玩笑。现在想想，那也许是一句求救的话。
　　
　　可惜，他没听懂。可惜，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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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两点，江北村。
　　
　　陈老三的小卖部早就关了门。村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几声狗叫，划破夜的寂静。
　　
　　但陈老三没睡。他躺在里屋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在地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光斑。他看着那光斑，脑海里反复想着白天的事。
　　
　　下午，村里来了两个人，说是区里派来的，要找村民代表谈话。他被叫去了，在一间临时借用的民房里，和那两个人面对面坐着。那两个人，一个四十出头，一个三十左右，都穿着便装，说话客气，但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
　　
　　“你们村的补偿款，是从谁手里领的？”
　　
　　“街道办。”
　　
　　“领了多少？”
　　
　　“每亩8.06万。”
　　
　　“你们知道应该领多少吗？”
　　
　　“知道，12万。”
　　
　　“那差的钱，你们觉得是谁扣的？”
　　
　　陈老三当时犹豫了一下，说：“不清楚，可能是上面扣的吧。”
　　
　　那两个人对视一眼，没再追问。但临走时，那个四十出头的人说了一句话：“陈老三同志，你要是有什么证据，可以交给我们。我们是省里派来的，专门查这件事。”
　　
　　省里派来的？陈老三心里一动。他把那两个人送走后，回到小卖部，把那沓复印好的发放台账又翻出来，看了又看。
　　
　　交？还是不交？
　　
　　交了，万一那些人不可靠，把证据弄丢了，或者反过来害他，怎么办？不交，蒋书记那边又说了要等，等到什么时候？
　　
　　他想起蒋晓声那天晚上说的话：“大家不要再静坐，等我消息。”他信了，也劝村民们信了。但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村民们开始躁动，开始怀疑，开始有人骂他是“叛徒”“和当官的一伙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窗外的狗叫声停了，夜更静了。陈老三翻了个身，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去。但脑子里那些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压都压不住。
　　
　　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四周都是推土机和塔吊，但没有一个人。他大声喊，没有人应。他拼命跑，跑不出那片荒地。最后，他看见父亲从远处走来，穿着那件旧中山装，表情严肃。他跑过去，想抓住父亲的手，但父亲忽然消失了，只剩下那件中山装，挂在塔吊的钩子上，在风中飘荡。
　　
　　他惊醒过来，浑身是汗。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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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七点，蒋晓声家的厨房。
　　
　　李静正在做早饭—小米粥，煮鸡蛋，拌黄瓜，蒸红薯。这是蒋晓声的习惯，几十年不变。他说，吃这些，让他想起小时候，想起父母，想起那个简单干净的年代。
　　
　　蒋晓声坐在餐桌前，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但眼睛没在看，而是在发呆。昨晚他又失眠了，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工作组的问题，孙德胜的表情，周浩的信，陈老三的期待。这些事像一团乱麻，缠在一起，理不清，剪不断。
　　
　　“吃饭了。”李静把粥碗端到他面前。
　　
　　他放下报纸，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小米粥很香，煮得刚刚好，但到他嘴里，没味道。
　　
　　“小宇呢？”他问。
　　
　　“还在睡。昨晚复习到一点多，让他多睡会儿。”李静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晓声，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又失眠了？”
　　
　　“没事，最近事多。”
　　
　　“事多也得休息。你是市委书记，不是铁人。”李静给他夹了一筷子黄瓜，“吃点清淡的，清清火。”
　　
　　蒋晓声点点头，吃了几口，忽然问：“李静，你说，我要是出了事，你和小宇怎么办？”
　　
　　李静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看着他：“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问问。”
　　
　　李静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晓声，你听我说。咱们结婚二十年，你做什么事，我从来没拦过。你要当清官，我支持；你要查案子，我也支持。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我—不管出什么事，都要保护好自己。你还有家，还有儿子。你要是没了，我们怎么办？”
　　
　　蒋晓声看着她，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这个女人，跟了他二十年，从省城到江城，从处长到书记，从未抱怨过。她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儿子教育得品学兼优，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但现在，这个最坚实的后盾，也在害怕。
　　
　　“你放心，”他拍拍她的手，“我不会有事。”
　　
　　李静看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但什么也看不出来。那张脸，还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那么让人信赖—就像二十年前第一次见面时一样。
　　
　　但她知道，这张脸的背后，藏着很多她不知道的事。那些事，他不说，她也不问。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他是市委书记，有些事不能说；她是他的妻子，有些事不该问。
　　
　　“吃饭吧。”她说，“粥凉了就不好喝了。”
　　
　　蒋晓声端起碗，一口一口喝着。小米粥的温度，从嘴里一直暖到心里。他想，这就是他拼命想要保护的东西—家的温暖，平凡的生活，简单干净的幸福。
　　
　　但这些东西，能保住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往前走，走一步，看一步。能走多远，算多远。
　　
　　窗外的阳光，渐渐明亮起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