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理，等到我们明白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我的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福州鼓楼区一个街道办的副主任。六十年代中期，福州市要在北峰山区创办一个茶场，需要带队干部，父亲主动报名上山工作，那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最小才两岁。北峰茶场离市区虽然只有十几公里，但那个年代交通并不方便，茶场半个月才放假一次。我们母亲也有工作，因此照看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祖母身上。
　　
　　每到我们放寒暑假，父亲就会把我们兄弟带到他工作的茶场，让祖母轻松一段时间。我们在茶场漫山遍野跑，采野果子吃，抓昆虫玩。有时父亲也会让我们参加一些劳动，父亲专门为我制作了一把精巧的小锄头，让我在地里除除草，清清排水沟。后来我把这柄锄头带回家，在以后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中发挥了作用。
　　
　　因为我们两个姑母在印尼，我们家算海外关系复杂，父亲始终没有解决组织问题，一直担任副职。可是我们从没有听到父亲一句抱怨的话。他似乎天生的乐天派，只知道踏实勤恳的工作，没有更多的奢望和烦恼。父亲茶场知青很喜欢他，许多小年轻经常跑到我们家找父亲玩，父亲总是乐呵呵的和他们谈天说地。让我惊奇的是，从不参加体育运动的父亲，竟然是茶场篮球队的指导，每当篮球队参加比赛，父亲就承担起场上指导的角色，告诉队员们应该怎样进攻怎样防守。
　　
　　七十年代中期，印尼姑母在南后街给我们家买了一座木头老房子，我们终于有了比较宽敞的住处。后来农垦系统利用闲置的土地盖宿舍，父亲单位分了两次房子，我们也希望能住上那种有阳台有卫生间的单元房，父亲说，我们自己有房子，够住就可以了，不要再去争了。直到退休，工作几十年的父亲，竟然没有享受到单位分房的福利。父亲就是这样“傻”，这样与世无争。
　　
　　退休后，父亲更忙了。他每天买菜做饭，为家里的八张嘴忙碌操劳着。我们下班回家，就能吃上父亲烹饪好的美味饭菜，父亲的厨艺是无师自通的。逢年过节，他都会煮上满满一桌。等到我们自己当家，才知道那些年父亲从事的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家庭工程啊。
　　
　　 父亲有两个爱好，一个是下象棋。他比较少和人家下棋，他买了两本杨官麟的棋书，照着棋谱自己和自己下。父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打打小麻将。我们家老房子比较宽敞，农垦局几个退休干部喜欢来我们家打麻将。他们都是自带干粮，父亲多煮一点汤就行了。可那时我少不更事，不喜欢这种娱乐，看到他们打麻将，嘴里虽然没说，但心里不高兴。父亲一定感受到了，这让他每次打麻将，都有一点心理压力吧？等到我理解父亲时，我真想让他多打几次麻将。可是他已经中风了，再以后他就永远的走了。我很内疚，到现在还是很内疚，我才是真的很傻。
　　
　　父亲走了很多年了，我偶尔会梦见他，还是那么善良慈祥，与世无争。希望他在天堂里，可以和他的那些老同事们，经常开心的打打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