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过早的走进新落成的甘肃大剧院，而是安静地站在门口,似乎在等待久违的朋友。是的，我与余秋雨先生神交已久，自90年代我便在《收获》上读他的文章，后来我又先后买了他结集出版的《文化苦旅》等几本书。进出剧院的人显得稀疏了许多，想必先生已经到位，我这才走进剧院。舞台正中四个红色的楷书大字“国学与文化”映入眼帘，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崇拜与敬畏。余老师款款走来，热烈的掌声骤然响起。
　　
　　“有人说我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男人。甘肃是我的一个出发地，我开始文化苦旅是从甘肃出发的，敦煌是第一站；大家知道我是浙江余姚人，那是我的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据我考证，我们余家的祖先是羌族，出发地是甘肃的武威，古时叫凉州。所以说，到了武威，我就算回家了。”他还说，兰州是一座屹立在黄河边上的有魅力的城市，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余老师这样的开场白，立刻将我们的距离拉近，觉着有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亲近。在整个讲课中余老师围着中国文化侃侃而谈，处处显示出一个文化学者的智慧和渊博的国学知识。说到中国文化，余老师说，这个问题可以非常大，也可以非常小，是每一个人必须知道的事情。从政府官员来看，文化就是宣传加舆论；从体制来讲，文化就是文联加作协；在家长看来就是文凭。大和小都是表面的划分。对一个人来说，最终的身份应该是文化身份。他还说，不同国家民族的差异也是文化上的差异。先生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文化应该是约定俗成的精神价值和习惯的生活方式。他从瑞典学者荣格说到鲁迅，说《阿q正传》。他说阿q正传是写国民性的，《浮士德》是写德国的国民性。从整个文学史来看，文学的任务就是改良人格。
　　
　　先生还谈到唐朝，他说唐朝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上至皇亲国舅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作诗，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值得我们仰望的时代，那时人们的幸福值很高，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我们永远的记忆。
　　
　　在讲到国学的历史渊源，他说4200年前，中国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夏朝开始进入成熟的文明期。他还从世界四大文化的演变，说到中国文化的特殊传承。他说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几千年都能叫国人耳熟能详，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他说，公元前5世纪左右，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下子都产生了，如老子、苏格拉底、孔子、孟子等。他不无感叹地说，在这个具有历程碑的时代，中国人没有缺席。他说，在公元后500年左右，发生了一件事，北魏孝文帝，就在汉文化命悬一线的时候，下令推广汉文化，允许通婚，那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变成中华文化，这一重要过程是由孝文帝完成。
　　
　　在谈到中华文化的利弊上，与我印象深刻的是三个缺点，即缺少公共意识、法制意识、创新意识。其次他还谈到生态文化、民粹文化。都是很有见地的。他说，中国文化要进步就要降低对文本文化的选择，中国的前途在呼唤生态文化。不知不觉中时间已到了中午12时，讲课在遗憾中结束。走出剧院，秋雨淅沥着，撑着伞在雨中行走，一遍遍回味着大师的讲话，不觉中走过了车站。索性走在雨中，雨点敲击着头顶张开的伞，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就像远古先民轻盈的脚步，伴我一道前行，像先生睿智的话语在耳边絮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