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的风铃
　　文　朱世杰
　　
　　 往事，如同挂在岁月窗口上蒙尘的风铃，大多时候被忽略不计，但只要有微风拂过，它依然能发出一串串撞击耳膜的脆响，让我们注目它的存在！
　　
　　 －－－题记
　　
　　 上学
　　
　　 ３０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做梦都想着上学。每次看见哥哥姐姐们背着书包，三个一群四个一伙，那得意的劲头，让我羡慕得心痒痒的。打从哥哥上学起，他似乎更瞧不起我，把几本书看得像宝贝似的，翻都不让我翻。有一次，我一不小心把他的语文书撕破了一角，他把状告到父亲那里，父亲居然让我跪在哥哥旁边，看着他学习。最可气的是，他人还没落屋，声音就飘进了门：“我要做作业的。”一做起作业来，家里摘菜、洗碗、打猪草等零细活，父亲都摊派给我承包了。
　　
　　 那时候，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我最初学到的知识，是三姐一点一滴传授的。歇房门前是天井，墙下有两条石凳，我就坐在石凳上，前面摆条木凳当课桌。写字的铅笔因为太短（都是哥哥用剩下的），捏在手上只能看见笔尖。三姐一手拿着书，一手拿根黄荆条当教鞭，摇头晃脑，踱来踱去。看她那陶醉的样子，我总担心她会退后一步会掉进排水沟里。三姐的手很灵巧，她把细细的高粱杆裁剪成一般长，用线索紧紧串起来，教我数数，教我学加减。三姐是早早定了娃娃亲的，在她未来婆婆家住，偶尔回家帮忙干点农活，我上学后，三姐回家的次数日见稀少。
　　
　　 上学第一天，我遭遇平生的第一次羞辱，是因为我母亲。书包是母亲手缝制的，边角的布料五颜六色，正反两面是大红的灯心绒棉布，中间用一条黑带子隔开。书包拿到手，我还觉得蛮好看，背起书包屁颠屁颠往外跑，没跑多远，就听见伙伴们的耻笑声：“猴子红屁股咯！猴子红屁股咯！”我个子矮，书包带子又长，一跑起来，书包“啪、啪”地拍打着我的屁股，阳光照耀下，正反两面的红布就特别显眼。母亲总是这样，为我缝制的衣物又长又大，说这样可以多穿几年。为此，我和母亲抗议过，但抗议无效，结果还吃上父亲几“栗子崩”。
　　
　　 印象中的父亲，特别蛮横不讲理。他是家里的绝对权威。他给我下了个死规定：每天早晨上学之前，必须打上一篮子猪草回来。堂哥教我数学，也是班主任，他见我上学老迟到，就找我父亲询问：“三爷，是上学重要还是打猪草重要？”父亲说：“上学重要。”堂哥继续问：“既然上学重要，为什么还要羊羊每天早上打猪草呢？”父亲说：“那我不管，反正他每天上学前，我家的猪要见到吃的。”父亲的逻辑很简单，但很实用。
　　
　　 现在的孩子上学幸福多了，每天还有点零花钱，我那时候能吃饱就能保证１００分。有一回，好不容易攒个５角钱，在书包、抽屉、口袋里轮换藏着掖着，后被三姐发现借了去，之后居然忘记了还，还是我厚着脸皮催讨几次才给我。现在“ＸＸ小学”的名字没有改，但校址挪了地方，一栋四层的教学楼，外加草坪的操场，圆弧型的跑道，很是气派。我上学那会，６０多个同学挤在一间土坯墙的教室里，窗户没有安装玻璃，全部用薄膜贴上。一到刮风下雨，窗子边的同学得用一只手撑着薄膜上课。谁要是成绩不好，老师就惩罚他，把他安排在窗子边下就座。
　　
　　 堂哥已经当了多年的小学校长，回家几次和他聊起学校的事，他不无担心：学校现在６个年级，总共只有１２０多个学生，一个老师差不多只带１０个学生，而且生源还在逐年减少。堂哥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样下去，或者有一天，连“ＸＸ小学”的名字也将不复存在了。
　　
　　
　　 接柴
　　
　　 接柴在我们家乡是一项老传统。我村组的柴禾山比较远，砍担柴不容易，谁家要是有人一大早上山，留在家里的人把中餐早早准备好，然后站在村外翘首望着。远远看见自己的亲人下山了，就赶紧跑过去，两人替换着把柴禾挑回家。这项传统历史悠久，接过亲人肩上的重担，替亲人分担路途上的劳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夫妻、兄弟、父子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融合的一种载体，既而一代代传承下去。
　　
　　 每个村小组都有自己的山林，不能相互跨山去砍柴，否则，被别村的人发现，就有权没收你的镪担、砍刀等。那年代，小组与小组之间经常打群架，多半是因为争夺自留山的地盘。但在我的印象中，真正意义上的血肉交锋场合并不多，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扯都有些亲戚裙带关系。我记得，每当矛盾激化前的当天晚上，隔壁村的二舅像做贼一样，悄悄摸进我家里，和父亲关在屋里嘀嘀咕咕商量着什么。
　　
　　 母亲一直体弱多病，几个姐姐都早早嫁人，哥哥１３岁小学刚毕业，就跟大姐夫学艺，早出晚归。家里更多是我和父母一起生活，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父亲若是从山上挑担柴回来，肯定指望不上我去接他，所以大多时候，他要么回来早一些，要么晚一些，错过同村人挑柴回来的高峰期。父亲是个要强爱面子的人，他习惯用行动来代替语言的表白。母亲做好中饭后，一般就上床躺着，再就是催促我几声：“伢啊！去看看你老子回来没有。”
　　
　　 远远看见父亲的身影出现在山路间，我也学着别人那样，赶紧跑过去，不过我不是去接柴（我也挑不起），而是替他拿点衣服、毛巾之类的小东西。父亲看见我，总是很高兴，那荡漾在汗水之间、如同折射在水珠表面之上阳光般的微笑，是我印象中见过父亲最可亲、可近的一面。当然，挂在柴禾上的杨梅、山楂之类的野果，统统都归我所有。
　　
　　 现在家乡的村民早已不上山砍柴了，煤气代替了柴火，又洁净又方便。用村里人的话说：有那闲功夫，还不如打上几圈麻将更来劲。家乡山林的植被越来越好，到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可惜的是，田地荒芜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满畈的农田，再也见不到季节性的成片的碧绿和金黄，而是蓬蒿铺径、野草丛生。村里富裕的劳动力，基本流向了外面打工，留守的多半是一些孤寡妇幼。只有过年过节办喜事，兄弟们才难得聚会在一起，偶尔谈起这粮食的收成，总有些担忧：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又回到原来饿着肚子过日子呢？这还真不好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看电影
　　
　　 说起“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的时代，农村最热门的娱乐活动，当属于看电影了。虽然放来放去，不外乎《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几部老影片，可只要一听说哪个村子晚上放电影，过箩估（一种方言语气）！用倾巢出动、万人空村来形容当时的热闹情形，丝毫不算过分。
　　
　　 最兴奋、最忙碌的肯定是我们这帮小家伙。一年也没几次这样凑热闹的机会，不兴奋？才怪！问题是，你得事先确定好哪个大人带你去。山村的夜晚，山路弯弯，到处黑咕隆咚的，万一你走失了，谁负责？快乐是要付出劳动代价的，所以天一黑，小家伙们就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各忙各的，谁也顾不上谁，一旦靠上了谱，就赶紧搬两条凳子在村口守着－－－一是为自己准备，一是为大人准备。
　　
　　 父亲对看电影一直不怎么感兴趣，哥哥宁可带别的小孩，也不愿意带我，原因是我看电影不安分，喜欢到处跑，害得他经常到处找我。被哥哥训斥了几次，我也学乖了许多。渐渐地我发觉，这不是哥哥不愿意带我的主要原因。哥哥这人，特别爱臭美，每次出门看电影之前，特地把洗干净的压在枕头下面的衣服拿出来换上，还抹着水梳理一下头发，看电影时，就爱往姑娘们多的地方站。我在他旁边，一般不吭声，他看女人，我看电影。要是哪天他欺负我，我就到处叫嚷着他喜欢哪个女的，他就追着喊着要打我。
　　
　　 有一次，在几里外的村子看电影，哥哥说出去走动下，让我站在原地方等他。电影快散场了，他还没回来，我就到处去找他，没找着，等我再回到原地方，人都快走光了，也没见他影子。这下我慌了，直到连放电影的摊子都收拾好了，我才确信哥哥已经走了，我只能独自摸黑回家。
　　
　　 我一路哭着走回家。人在最无助的时候，似乎只有哭，才能稍微削减一下从头凉到脚的恐惧。呼啸的山风夹杂着若有若无的不知名的虫叫声，萦绕在我的耳边，让我联想起梦境中见过的各类鬼魅身影。我走得越快，身上冒的冷汗越多。我怎么老是觉得脚后始终跟着一个人（也许是鬼），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我不敢回头，按我们当地的说法，人的两肩和头顶各有一盏灯，鬼怕灯火，所以不敢靠近你，若是你回头或者抬头，灯就被你的呼吸给吹灭了。
　　
　　 听大人们说起，后背垴是野鬼出没最多的地方，只要你夜晚路过这里，鬼就在你身边四处游荡，不时在你背后撒上一把土，“沙沙”地响，引诱着你回头左右看。我记得堂哥早晚经常是一个人往返家和学校之间，或者我对他最初、最原始的崇拜，是源于他胆子大、不怕鬼。我是打死不会回头的，从进入后背垴的路口开始，我就撒开脚来拼命地跑，摔倒了也顾不上痛。回屋以后，赶紧把门闩得死死的，一头钻进被窝里，也顾不上父亲和哥哥的问话。刚躺一会，哥哥一声尖叫，一把把我拉起来，说我尿床了，我爬起来一看，原来是身上的冷汗把被子浸湿了。
　　
　　 偶尔跟儿子聊起当年看电影的趣事，儿子很是不解：“换了是我，才没那么勤快呢，跑那么远去看电影，还是夜里。”是啊！８０年代中期开始，电视逐渐普及开来，再没几个人热衷于赶夜路去看露天电影了，连小镇上的电影院也演变成服装市场。一台电视，转换不同的频道，可以满足家里人各自喜爱的节目，这的确比看一场电影方便、实用得多。现在村里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都已安装了ＡＤＳＬ宽带，虚拟的网络世界，更是让孩子们着迷，一放学，三、五小伙伴聚在一起，打杀之声不绝于耳。
　　
　　 儿子从电视和网络上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特别快，经常在我面前炫耀一些新名词，弄得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总觉得现在的孩子，对一些家乡的、乃至整个民族的传统的风俗习惯、人文历史等等，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全盘否定。这到底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还是一种文明的退却呢？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绝对是幸运的，包括我。从孩童时代到中年岁月，３０年来，我有幸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