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点回家
　　 下乡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的春节前夕，刚刚下乡三个多月的我们，已经在公社的号召下，决定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了，并且做了一些过年的准备。但在临近春节的一个星期，不知哪位女同学突然变卦了，说什么也要回家去。这种想法一说出来，就象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染了青年点中的每个同学，都立刻积极响应起来，考虑到公社和大队领导可能会出面阻止，便于当晚做了些准备，第二天天还未亮，偷偷地沿着村子后面的一条小道出发了。
　　 由于秋收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各种粮食都已经从场院打完，分到了各家各户。我们知青只分了一些过年时可以吃的所谓细粮，如大豆、糜子米等，这也是生产队准备让我们带回家去的，因为这是下乡的第一年，国家给我们每个知青的定量600斤粮食是从国家粮站按月领取的，第二年秋收后才真正的从生产队里分粮食呢。我们就各自拿上自己的这些粮食，或背或扛的踏上了回家的行程，我和大赵则更是别出心裁，找了一条扁担，把我俩的粮食放到一起，决定抬着回去，就这样，一行7人，迈着欢快的步伐，迎着剌骨的北风匆匆的上路了。
　　 因为怕有人追来阻止，没敢走大路，按老乡昨晚的指引，顺着一条他们平时上山放羊的一条小道而走的。这样就要沿着整条山脉走出20多里地后，再拐向可以走马车的大路，那时就已经进入了别的公社地面，再也不会怕有人追赶我们了。其实现在想来，谁追你呀，但当时同学们却稚气的可以，都深信不疑。
　　 决定走的时候，每个人都最大限度的往口袋里装着粮食，大有争取全部背回之势。大赵和我一共拿了87斤，几位女同学最少的也拿了30多斤，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些粮食拿回去，会给家中过年的时候带来更多的喜悦，没有一人想到这半路上要是背不动怎么办？毕竞是五十多里的路程啊。
　　借着从未离家这么长时间，一股回家心切的冲动，大家一鼓作气走了五、六里地，虽然天气很冷，但是人人却汗水涟涟。这时天也已经大亮了，有个女同学提意休息一会，一听有人提意，立刻全部响应，这一点大家也总是一致的。相继放下粮食口袋，往上一躺，一个接着一个的喊，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实际上这一歇不要紧，真正的累便演出开始了。
　　 休息了半个小时左右，我说走吧，不走是到不了地方的，我们必须得在下午三点钟以前赶到我们要去的车站——红村乘降所，在那里坐上火车。当同学们再次把粮食口袋背扛上肩头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那种感觉可就和刚出来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粮食口袋往肩上一放，就象一个沉沉的小磨压在了身上，身子丝忽说什么也挺不直了，走上几十步，就觉得受不了了，换肩膀的换肩膀，把口袋调个的调个，一会拿到胳肢窝夹着，一会再挪到脖子后扛着，我和大赵的扁担也断了，只得分开来各扛扛各的。大家是各种姿式，各种招法全部用上，但始终没有选对一个姿式而使背扛时间坚持得更久一点。
　　 同学们一边练习柔道式的折腾，一边向不时路过的当地社员问路，生怕再把路走错了，那岂不是更要雪上加霜，多受一些折磨。大家就这么喘着、叫着的又走了三、四里路，又挺不住了，有一人往道上一坐，其它人也就立刻扑、扑地全坐道上了。坐了一会，起来还得走。就这样走走停停，走的距离是越来越短，歇的时间是越来越长。有的女同学已经实在扛不动了，就问我们男同学要不要她们的粮食，谁要给谁一半，她自己宁可不要也不再背了。虽然知道这是玩笑话，但也没有一个男同学敢声明要她们粮食的，不用说是她们的，就是道上不认识的人真白给点也不会要的，因为我们也照样背不动了。大家都期望着越少越好，恨不得扔点，谁还敢想那些意外之财，再给自己加码呢。
　　 最后，有人又想出一个办法，采取分段传送的办法，男同学50米，女同学25米，大家一站一站的传。传了两轮，不行，再自己传自己的，一段一段的传，传了一会，也不行，两个人抬着一袋走，走不远扔下再回来抬另一袋，还是不行。这时的男同学不但要背自己的，还得替女同学背，多背一次，她们就能坚持多走一块距离，要不就坐在地上歇起来没完，就是不想走了。此时此刻，我们才真正的明白‘路远无轻载’的这个道理。
　　 当同学们终于走出村落，来到大凌河东岸，远处铁路和红村乘降所已经清楚地进入大家的眼帘。大家兴奋的心情一下子激动起来，人人都向打了鸡血似的来了力气，背上了自己的口袋，向河面冲去。我们只要穿过这不到二里的河床，越过那条早以冻得相当结实的河面，后面的苦累就可以说基本解脱了，因为剩下的就是坐车、坐车、坐车，在换过三次车以后，不到晚上九点，就能轻松地到家了。
　　 可是，当我们刚刚走过河面，正兴冲冲地为马上就要完成这次艰难之旅而高兴的时候，驮载着大家希望的那趟列车却光当光当地进站了。由于此处是乘降所，列车在此只停一分钟，离我们当时所处的距离虽然还不到一里地远。即便这样，就是飞也来不及了。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走了，刚鼓起来的力气瞬间就没有了，全都象泄了气的皮球立刻躺在了硬邦邦的沙土地上。
　　 坐上这趟车，不到晚上九点就能到家，可以躺在暖暖的被窝里睡觉了。坐不上这趟车，那就得坐晚上九点半钟那趟了。这还不算，更可恨的是，晚上九点半钟的那趟车在这里是不停车的，要想坐上那趟车就得到前面有侯车室的小站——能家车站去坐，要命的是，那里离这里还有九里多地，这九里多地可叫我们怎么走哇！
　　 大家在河滩那冰凉冰凉的湿土地上，足足躺了有两个小时，最后才不得不咬牙爬起来，一点一点的把各自的粮食口袋，又象先前那样几步一歇，背一会，扛一会，有时还放到铁轨上拖一会，顺着铁路向能家小站挪去。当我们到达能家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此时离列车到达的时间还不到20分钟，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九里地的距离，我们整整用了四个多小时，才完成了这次痛苦的挪移。
　　 坐上了火车，随着火车有节奏的咔咔声，同学们全都沉沉的睡着了，做起了自己的美梦，到了该下车的车站，没有一个人醒来。要不是列车员在我们上车时，看到我们的狼狈样，多问了几句，从中了解了一些来龙去脉，在到站后把我们全部喊了起来，又不知会坐到哪里，发生多少变故呢。大家又经过了一宿的时间，换了三次车，倒了三次口袋，第二天早晨八点多钟，我们七人才终于到家了。
　　 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同学们始终记忆犹新不能忘怀，有时聚到一起的时候，每每提起还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