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元月七日是著名诗人公刘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在这深山老林，为我尊敬的、多灾多难的启蒙尊师写下这些文字，以表怀念。
　　
　　
　　1974年夏末，我被派往当时举世闻名的昔阳大寨，辅导文学创作。集聚在那儿的都是全国有名的大家，哈巴狗似地向大寨献殷勤，表忠心。有一天正在二招食堂吃午饭，不知是谁悄悄地说了一声，“公刘来了！”尽管声音很小，但很响亮，人们忽地一下站起来了，就象羊群看到狼一样，不知是惊奇，惊慌还是惊吓，说不出的情绪围绕着餐厅。
　　我拨过人群，走出餐厅。公刘老师站在门口，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快给我找电话，要告诉小麦，我已安全到达昔阳。”我知道刘老师是一位尊老爱幼、人情味很浓的诗人。他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天晚上，必须给她洗脚，再把老人家背到床上睡下，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母亲去世后，他和女儿小麦相依为命，痛苦地煎熬在不正常的社会氛围中，不管去什么地方，下车第一件事，就是电话告知自己的下落。
　　和小麦通话后，我把他安置在一招住下。他告诉我，是来写关于大寨的电影剧本的。我突然记起，在太原的时候，他不只一次地给我说过，他要写一个象《阿诗玛》那样的反映大寨的电影剧本（当年他整理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后，紧接着就写了《阿诗玛》电影剧本）。他说得很坚定，很有信心，说他要和别人不一样地写大寨，把大寨真正实质的东西写出来。我终于明白了，他是来实现他的宿愿的。问我能不能从中调停，和有关人员见见面，说说自己的意图和想法。
　　当晚，我就见了说话算数的政界的头面人物。得到的回复是冷若冰霜的警告：“大寨象唐僧肉，很多坏人都往大寨钻。”我尴尬地说，这是公刘，他一定能写得很好，《阿诗玛》就是他写的。主管的官员说：“公刘？母刘也不行！”就这样，公刘老师在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声中，冷落在白眼和讥讽中，没人敢接近，更没人出面接待。
　　使我吃惊的是，对这种境遇，公刘毫不在意，好象意料之中，又似乎习以为常。
　　于是，虎头山下，松溪河畔，昔阳大寨的大圪崂小岔，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当时同行的还有徐明德（徐现任《杨子江》诗刊执行主编）。在河滩的大石头旁，河沙的坎窝里，玉米地的塄塄上，我们毫无顾忌地谈天论地，说东道西，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当然谈得最多的是诗，说到高兴处，公刘老师那象战马嘶鸣般的笑声，和徐明德嘹亮的军歌声，不断引来如云如雾的参观人群的惊奇的目光，把那紧崩如弦的政治气氛也缓解了许多，那些烦恼和忧虑都随着松溪河水的哗哗声流走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看到了诗人的另一个侧面，且不说他的言行，是对当时那森严、惊恐的气氛，是嘲笑，是蔑视，单从戏谈怒骂中，他知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那是不屑说的，惊人的是，他对自然世界也那么热衷和迷恋，他随意在路边采下一棵不知名的小草，问道：“这是什么草？”我和小徐摇摇头，他又采下一根，问这是什么草，我们又摇摇头。他说： “这样不行啊，诗人的知识应该多一些才好。接着，他抚展了草叶，娓娓说道，这草属于什么本什么科，学名叫什么，别名叫什么，几月吐芽，几月开花，什么颜色，花有几瓣，好象比神农氏还清楚。
　　我们来到公路旁的一个悬崖下，他指着一层岩石问，这是什么岩？我心里想，我是学地质的，这可难不住我。当我粗略地说出岩石的名字和它的岩相成分的时候，他在认真听着，然后点点头说：“这是一层煤矿的标志，这层岩石下二十米左右，有一层两米厚的煤，而且煤质较好。”我惊讶了，我叹服了，他说得一点不错！后来我去周围调查了一圈，也验证了他的说法。
　　这种欢快而难得的际遇，很快就结束了。当地政府通知我：“公刘必须赶走，一天都不能多停！”第二天早上，天刚刚蒙蒙亮，我和小徐含着泪把他送上去太原的汽车。我们没有握手告别，只是凝视着对方复杂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