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获有司马光这样知名度的人物，并不太多。他幼年击瓮救友、中年以后奉诏编修《资治通鉴》、晚年以残病之躯尽罢王安石主持的“熙丰新法”三件史事，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至于人品性格，司马光律已励人，主张“诚”、“一”、“中”、“正”，更是传为千古佳话。
　　
　　近日，我在悉心拜读了宋衍申先生所著的《司马光大传》后，更是从一些细微末节中发掘了一些令我受益的精髓，由于自身才疏学懒，往往难以深入领悟，只就其点滴收获记载如下，以期日后重读亦能警示自身！
　　
　　（一）求学之道
　　第一，司马光属于较早开发智力的教育类型。还在他呀呀学语时，他的父母就开始教他识字了，稍长，便教读唐诗、《急就篇》、《颜氏家训》、《高氏小史》一类启蒙书，看来，这与西方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还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三岁的美国小孩指着礼品盒上的“O”大声说：“妈妈，我认识这个字，读‘O’！”他的妈妈并未表扬他，而是连忙审问：“这是谁教你的？”在得知是幼儿园的阿姨所教之后，将这位阿姨告上了法庭，原因是：据美国法律规定，为了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四岁之前，不能教小孩子认字。相比之下，哪种方法可取，看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二，有关寄宿的问题，司马光父亲的观点是“孩子们朝夕相处，群处而自治，长进得快”，因此司马光七岁就读了寄宿制小学。
　　
　　第三，司马光的启蒙老师常讲的一句话是“人一能之，吾十能之，人十能之，吾百能之”，这话要谨记慎行。
　　
　　第四，司马光曾在国子监求学，我很欣赏那种学术氛围——自由、宽松，“一个题目往往有几位直讲上台唱对台戏，各抒己见，无拘无束”，学生的学习也比较自由，“完成规定的课业后，可自选任何书籍攻读”，“亦可与先生讨论”。议论时政，在学生中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已在自觉达成“天下之人议天下之事”的共识，由于司马光聪明好学，虽然年龄小，但发言踊跃，往往可以看到他广征博引，滔滔不穷讲解。
　　
　　第五，所谓“名师出高徒”，司马光曾受到过很多知识渊博，才能卓著的恩师的教导。司马光在尊贤学馆读书时的刘先生“是进士出身，致仕的知县，可以与达官贵人平起平坐”，而梅尧臣是他在国子监读书时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的教学方法值得我学习，“每有诗作写出，司马光必设法抄来吟诵、体会”。
　　
　　第六，那时候，国子监将习字和作文定为必修课。司马光喜汉隶和魏碑，习得一手方正、淳厚的近似魏碑的方扁字，就是后来在修《资治通鉴》时，留下来堆满了两个房间的草稿纸，每张纸上除了涂抹的墨迹之外，每个字竟全是方方正正、一丝不苟的。至于国子监中的作文课“最被重视，一篇好文章会迅速传遍国子监”，并且老师们要求学生学写各种体裁，而且“都要过关”。
　　
　　第七，及长，司马光成年后，凡是没有公务缠身之际，必用来全心读书。他曾有一段时间在家乡为双亲守，这时便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让他读书写文章了。而且，读书有所得时便同他哥哥司马旦讨论或与志同道合之人切磋。司马光尤嗜读史书，每读到穷兵黩武之处，必掩卷长思。看来，古之学者，无不是善思之人啊！
　　
　　司马光入崇文院担任官职后，更是“不舍昼夜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图书之中”，又因为是恩师庞籍的提拔，他认为“只能用自己加倍的用功进行学术研究来报答知已之恩”，并“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有针对性的专攻一个课题，他选准了《孝经》，最终取得了学术上的一次成功。为他后来修编《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施教之道
　　在司马光学成之后，他也曾应邀或主动参与过教学工作。
　　
　　第一，司马光的教学别具一格。他曾被好友阵翱邀去县学讲学。一次，他见县学正殿供奉着孔子及他的十个弟子：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的塑像，谓之“十哲”。而其他在《论语》中有名字的弟子，县学里也为他们塑了像，分置左右两厢。司马光看到，“正殿供品，香火最盛；左右两厢差了许多，显得有些冷清”，不以为然，遂当着县学生们的面，与孟翱展开了一场对古人的评论，“十哲之中，孔夫子谓宰我朽木不可雕……”，即表明，“十哲”也有过失，而“十哲之外，孔夫子所称誉者尚多”，得出对古人，应持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全面分析的结论：“各有所贤，亦各有所非”！如此别开生面的教学，在今天怕是难得一见啊！难怪，县学生们，不用组织，便展开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历史作物讨论，在县城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热潮。至此，孟翱水道渠成地提出，让学生各作文一篇！真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之后，司马光一一看过，且将批语写得工工整整！
　　
　　第二，司马光还是一位热心于教学的老师。他对读书、写书乐此不疲，对讲书也兴趣盎然，“每当读书有所得，便到县学讲演”，“他对典籍之熟，对历史人物、事件见解之中肯、独到，令人折服”，作为学生，如能得如此之师，真是一大幸事啊！
　　
　　第三，司马光对于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端敢于揭发。他对于科举制度曾提出过中肯的建议，在此我只就其中选拔教师一事谈谈，他提出，教师应“由朝廷委托州长官负责选拔德行好，学问好，有教学经验的人充当”。早在近千年前的北宋，司马光就提出教师要实行聘任制了！
　　
　　（三）为官之道
　　
　　司马光求学心切，可做官为宦之事，却看得颇淡。宋朝制定了“恩荫”的体度——凡是够级别的官吏，可任子孙为官。有一年，这份皇恩降到了司马光头上，他却一再地推辞，并指出恩荫制度的弊端。但他后来中进士之后，外出为官，也不重官职，只重为进行尽忠，为百姓谋利，在他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岁月中，这成为了他为官的宗旨。
　　
　　第一，初次为官，司马光就显示了他非凡的才能与无畏的胆略。他“一到任，便深入下层，了解民情，结交朋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场的弊病——“众官皆养尊处优的太平官”，而他自己则立下“宁犯天条，不违民意”的决心。为官之初就进谏皇上，写下了他生平第一篇奏章。后来他写的无数春意无不在关注民生，体察民意，并且“不仅揭露了问题，还精研深思设计了改革的方案”。
　　
　　他的胆略是建立在对朝廷无限忠诚之上的，司马光在《遗表》中曾写道：“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人无贤愚，莫不知之，而讫无一人敢发口言者。”此句读来，我似乎能明白司马光这一名字为何能流芳千古了！
　　
　　第二，司马光也的确是一位极有魄力的人。对于镇压、惩办王则起义势力，司马光提出“只办首恶，不问胁从”的论断，连朝中老臣文彦博都赞其曰：“深谋老算也！”
　　
　　第三，司马光还是位至仁至信之人，这犹如在官场明哲保身之流中竖起的一面不倒的旗帜。他曾因恩师庞籍的失庞而受到牵连，由汴京贬往郓州任通判，但他没有半点埋怨，而是尽心治理，乃至“州境大治”。
　　
　　第四，对于，管理方面，司马光也自有一套理论，他在《知人论》中曾指出：“人君急于知人，缓于知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君的责任就是“用人”，而非诸事亲力亲为，并列举了古仁君的做法。
　　
　　（四）生活之道
　　
　　在紧张的求学和繁忙的工作之余，司马光也是一位志趣高雅的学者文人。
　　
　　第一，工作之余，司马光也不忘出外游历一番呢！他曾随父兄“观钱塘江潮、泛太湖之舟、临虎丘剑池”。后来，初到洛阳之时，为联络志同道合者，常常纵情山水，及至耽误了《资治通鉴》的修撰工作，引起政敌非议才无奈作罢。友人范镇到洛阳来看望他，司马光又不得不陪着他游嵩山，游华山，游龙门口，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到他的家中来。
　　
　　第二，司马光还有一大嗜好是赏花。他常常携同诸位好友，在洛阳的名园中赏花，有时就在花间设宴，一边品评酒香，一边品评花朵。“说司马光是花迷，一点也不过分。”书中如是说。
　　
　　第三，司马光与苏轼也是好友。苏轼爱喝茶也会品茶，司马光常常与之一起边品茶边赋诗，可见也是一位对茶道颇有造诣的人！
　　
　　第四，司马光有许多友谊深厚的朋友。其中首推邵雍。这个人没有官品，但他们却是最为志同道合的友人——“两人见面时和诗明志，不见面时传诗言志”。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话是应验在司马光身上的。与王安石的分分合合便尽在其中了，他们曾经是朋友，后来变成了政敌，及至王安石死后，司马光无限深情地苏轼说：“论文章学问，介甫（王安石字）乃吾辈之佼佼者；论能力介甫亦不在你我之下。”他与范镇亦如此，做学问上观点相同，政见上却往往相异，却不妨碍他们维系后半生的友谊！
　　
　　掩卷沉思，我的脑海中还涌动着许多能启迪我的智慧、鞭策我的行动的内容，诸如他的作风之严谨，待人之诚恳，工作之勤勉……真想捧读他所奉献给世人的巨著《资治通鉴》来成就一番“神交古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