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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两大著名词人——苏轼和辛弃疾，他们的词都以豪放著称，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继柳永以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以“艳科”的传统格局，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和词境。由他开创的豪放一派，后被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并且辛派词人把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后苏轼和辛弃疾并称“苏辛”。虽然他们都是豪放派词人，但是在词风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缪钺说：“苏东坡词出于《庄》，而辛稼轩词则出于《骚》。”这句话，无疑是个恰当的概括。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早在欧阳修是文坛盟主的时候，就预言苏轼将来的成就会高过自己，并表示要把领导文坛的责任托付给他。果然，苏轼不负众望，在他主导文坛的那个时代，宋朝文学多方面的发展都到达了高峰。而其中苏词的历史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破除了以往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苏轼文集》卷六三）。他开创了“以诗为词”的表现手法。这样，诗化的词，使得词的审美价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在以往，词不过是音乐的一种附属品，充其量只是拥有美丽的艺术价值，而苏轼改革以后，使词拥有了自己更高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只依赖音符而存在。这里让人不由想起柳永，他一生致力于词，虽然推高了词的地位，虽然身为苏轼的前辈，然而与苏轼的影响相比，却略逊一筹。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奇逸缥缈，让人读来有种超现实的感受和想象。苏轼的很多词都让人有这样的感受，脱俗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超旷的豪放飘逸风格，他豪放之词风中，带着轻灵，但又不拘泥于红粉佳人之花前月下艳词，他是充满激情和生命力的，不是悲哀的，而是进取和直面人生难以圆满完美的事实的。在对词的雕塑中，诗的意境和表现手法扩充了其内涵。这种追求壮美的风格和丰富的意象，不得不使词从外表到内容都有了一个卓越的跨度。
　　 不仅如此，苏轼的词中还有很多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本来载道言志在文人墨客眼中都是诗的职责，但是自苏轼以后，词也拥有了此等作用。例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作于乌台诗案后两年，那时苏轼处境艰难，却无畏悲凉。“莫听穿林打叶声”，描写了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但是苏轼“莫听”，风雨之中照样“徐行”，他的同伴都狼狈不堪，只有他浑然不觉，这不就是他面对人生的风雨所摆出的豁达姿态么？“一蓑烟雨任平生”进一步把苏轼的人生坎坷展示了出来，但是他泰然自若，我行我素，不被摧残所折腰，这样超然的胸襟，也使这句词成了千古绝唱。下阙“也无风雨也无晴”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味道。人生的变故如同自然的雨晴，难以预测，而这首词所要表达的就是在面对任何变故的时候，都满怀着一颗顺其自然，乐观旷达的心。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短暂，命运易变，苏轼所追求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一种自然天地之间的洒脱。这种带有哲思的语言，不再仅仅属于诗才能表达的。苏词完整地呈现出苏轼积极面对挫折和把苦闷转变为自适的人格气魄，也让词有个真正的传颂价值。
　　 苏词中，词有了诗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但是苏轼并不是要把词完全的诗化，他还主张词“自是一家”（《苏轼文集》卷五三）。这样词的高度再次被提拔，让人读词如观人。那时秦观有首《满庭芳》，其中有句“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完全是模仿柳词词风之作，后来苏轼见到秦观，提及此事，秦观开始并不承认自己有模仿前人之嫌，苏轼说“销魂当此际”难道不是柳词的句法么，让秦观惭愧叹服。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苏轼是非常反对当时的词人一味的抄袭别人的风格，所谓作词，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一面，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既丰富了词人本身的写作水平，让其有所利益追求，又丰满了词体的多变。
　　 人们往往有悲壮出诗人词人的说法，因为在古代，大多有才忠良在壮志未酬，被人陷害之后就有满腔的忧愁无处诉说，转而化为诗词疏通。但是那样的诗词大多是郁郁寡欢的。苏轼是一个历史的特例，他一生飘摇，也遭受了政治上的挫败，但是他的词中却没有生无可恋的呻吟，反而放逸旷达高傲不羁，里面有种自然的大气。无论是其抒情词，咏物词还是农村词，都反映了苏轼顽强乐观，积极进取，超脱自然的人生观和词风。这种品性，来自儒道禅的融合，而豁达的态度，则更接近老庄无羁无绊，逍遥自在。纵然遭受仕途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却依然坦然地乐在天地之中。这也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的意境，若说苏轼之词出于庄，我想也是比较中肯的吧。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大思想家。他的蔑视礼法和权贵，放荡不羁，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但是庄子也是人，虽然他能神游于天地宇宙之间，但是在他隐退的表象下，依然可以看到他对社会明显的爱恨区别。这也是苏轼词所表达的一个人性侧面。庄子在精神上是逍遥自在的，人融入世间万物之中，生命就可以自然的留露出一种精神力量，在他看来，真正的生活就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世俗去规定和策划什么，天下雨，人就去迎接，天晴朗，人亦去享受即可。庄子文字汪洋恣肆，意象雄浑飞越，清新缥缈，想象丰富奇特，这些都在苏词上找到了继承，诗化的词就是一个最好的应证。然而说苏词出于庄，不仅包含文学格式上的影响，亦是思想哲学上的一种集成。
　　 苏轼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接受，他用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面对自己的仕途，有志于改革朝廷勇于进谏，可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抵制司马光废除新法，结果遭受排斥打击，屡遭流放。后遭乌台诗案，一贬再贬，直到他65岁才北归。在这样一段流离的人生中，道家对其的影响无疑成了他人生观塑造的哲学基础。儒家的入世建功立业已经日渐虚无，禅理的隐退也不是苏轼乐观沉着，坚定豁达的表达，只有到家老庄思想，成就了他保持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在苏轼被贬黄州后，也是乌台诗案之后，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的大气回肠，也写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抒情。这些千古名句，是苏轼老庄般的胸怀所给与的玉成。苏轼的胸襟是后世万千文人骚客所想拥有的，但是都无法完全达到苏轼的高度，在我看来，凡是后来的文豪想拥有苏轼这般旷世精神的，大多是人生颇受险恶，困境重重，但是自身的思想深受儒家熏陶，富则接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遇到逆境，他们虽然想要拥有苏轼的胸怀，但是却没有庄子思想的启示，继而无法达到苏轼这种逍遥天地的气魄。
　　 到了十二世纪下半叶，以辛弃疾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把词的创作推倒了历史的高峰。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因为从小长于金人占领区，所以那刻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复仇雪耻的民族英雄气概是与生俱来的。前文说到苏轼改变了自唐五代以来词多用来描写闺房青楼，寻欢作乐的意象，加入了日常生活，自然山水，人生哲理的词境。然而到了南宋辛弃疾笔下，词的意境再次被扩大，大量描写民族苦难，社会现实的词出现了。这不得不说是词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金戈铁马，战刀铠甲成了辛弃疾最常运用的意象，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些军事意象，连成一幅幅壮丽的画面，让沙场风起云涌，将士拼死厮杀的情景历历在目。与古人习惯内敛含蓄有些不同的是，辛弃疾经常以英雄自诩，我想任何一个诗人或者词人，都没有像辛弃疾这样膜拜历史英雄的。苏轼想到赤壁，不过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而辛弃疾则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霜天晓角·赤壁》）。壮士之心，淋漓尽致。辛弃疾对词境的开阔还明显地表现在其乡村词的描写中，只是后世传唱最为著名的都是他的历史爱国词。
　　 与苏轼不同的是，辛弃疾“以文为词”，融会了散文，词赋等各问题的长处，用史用经。他拥有炽热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政治理想，壮年之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智略和胆识勇气，除此之外，他还拥有随机应变的才干，刘宰后来称赞他为隆中诸葛。可以说开始辛弃疾的仕途还是顺利的，一方面他始终都满怀为国效忠视死如归的气节，一方面他确实有真才实干。可惜中年以后的辛弃疾却不得不面对不被信任，遭受歧视，报国无门的悲哀。那时南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甘心向金俯首称臣，而辛弃疾已经不能再用前人那样带着诗歌气息的词来表达内心的苦闷，将古文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甚至对话手法都加入了词的创作中。如《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原字残，从元刊本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有问有答，辛弃疾所追求的不再是美丽的诗化风格，而是厚重的文体风格。此外，辛弃疾还喜欢引经据典。“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二三子，便出于《论语》，不恨二句则出于《南史》，这便是他创作的“稼轩体”。
　　 虽然辛弃疾的文化词，使得词整个变得厚重了，但是反复地惆怅中，表达的都是他的爱国热忱和壮志未酬的痛苦。又比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辛弃疾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66岁，这个年纪的老人，心心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金戈铁马，想要做的依然是以身报国。他由千古英雄想到自己，从而把内心的苦闷扩大化，用不死心对待已经死去的政治前景，这样的失望困苦，无疑是在所难免的。于是又越发地苦苦不放心中的那份支离破碎。这类似于唠叨的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志，这用经用史的风格，与屈原的文章，真是异曲同工。
　　 屈原重视以史为鉴，具有浓厚的君主论。辛弃疾与他一样，都拥有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可是同样不被当局所重视和任用。回环往复，是《离骚》抒情方式的基本特征，诗歌中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诗人形象。实际上，我认为屈原在描写这个诗人的形象时，用尽了所能的美丽词汇，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人描写成了自己心目中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而这个人无疑就是屈原自己，这样让人不禁联想到辛弃疾习惯自诩英雄的性格。君王“终不察夫民心”，而他“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从而表现出诗人屈志忍辱、恪守节操、正道直行的高尚品德和爱国情怀。《离骚》已经是一篇“散文诗，叙事诗”，文里行间都充满了文体化的饱满。辛弃疾的以文为词恰好重现了这个艺术特色。
　　 屈原以美人香草自比，苦苦留守着那份炙热的坚持，就算统治者毫不重用，国家没有任何让自己施展抱负的地方，也无怨无悔地重复着内心的期盼。《离骚》中布满了屈原的忧愁，和无法自我开解的失望，让人读来不免腾起一股苍凉无奈的悲哀。并且他反复地重申自己的惆怅，自言自语，又把这份忧愁变为了难以抹去的愁云，如影随形。这种风格，在辛弃疾的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辛弃疾的军人豪情，对上统治者的苟且偷生，只能把本来在战场上博取功名的人生理想化为一场牢骚，由此看来，辛弃疾的词也可说出自《骚》了。
　　 这是辛弃疾词思想内容的特色，也是与苏轼词风的一大区别。
　　 苏轼与辛弃疾都是性情中人，只是苏轼天性自由旷达，而辛弃疾豪健悲愤。尽管他们都遭遇不平坦的仕途经历，但是个性的不同也就注定了他们看待问题的差异和词风上的迥异。苏轼奔放开朗，清新飘逸，辛弃疾则豪放之中带着苍凉沉郁。
　　 苏辛二人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国历史文坛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 人以“苏辛”并称，把他们推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