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山区贫困人口的救助，其实从没中断过，最初是零星救济，重点是特困户，五保户还有孤寡老人。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救济面逐渐扩大，变成整村整组救助。救济方式很单纯，政府统一发给贫困人口棉衣棉裤，还有部分棉鞋和帽子，主要是解决群众的越冬问题。缺少口粮的人家，按人均补给一定数量的救济粮。这种政策实行了几年，刚开始效果很好，到后来，问题就出现了。一到冬天，全村男女老少全是清一色的军用棉衣棉裤，像是到了军营，其他季节仍然是老样子。粮食只是补助性质的，中间增加了运输费，装卸费，管理费等种种支出，有限的资金变成群众手中的粮食，已经不多了。
　　 九十年代开始，取消了许多中间环节，改为现金方式救助，按村、组、户的贫困程度制定标准，把现金发放到群众手中，让其自行购买缺少的衣物和粮食。这种形式大多数村民比较欢迎，但从整体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关键是有些村民花钱不是地方，拿着救济金请客吃饭，甚至赌博找女人。没过两年，这种方式也被迫取消。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提出了“扶贫扶志”的口号，政府集中大量的资金，帮助群众修水窖，建养殖暖棚，搞劳务输出，扶贫开始走上正道。几年间，有不少村民通过政府扶持，养羊、集雨节灌，外出打工，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带动了一大批人开展多种经营。
　　 但从总体上来看，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山区自然条件恶劣，气候干旱，降水稀少，不论怎么折腾，都逃不出环境的制约。一些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村民，不愿待在贫山沟里，举家搬迁到内蒙古、新疆或者就近的川滩地区，留下的大多数人，生活仍然贫困，没有出头之日，没有发展前途，没有生活保障，成了排除在改革开放之外的一道难题。都说现在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房产，买小车，坐飞机，出国旅游，甚至炒股，已是国人的正常消费。但山区的这些贫困人口，关心的是怎样活下去，怎样让下一辈不再挨饿受冻，娃们能上学念书娶上媳妇。
　　 这种现状引发了二十一世纪初西部地区扶贫攻坚的大讨论，究竟采取哪种方式才能让群众彻底摆脱贫困，才能让国家的扶贫资金真正发挥效益，最终走出扶贫，返贫，再扶贫，再返贫的怪圈。
　　 讨论是没有止境的，但扶贫的行动不能停，关系到山区群众的生存问题，停下来简直就是杀人。从新世纪开始，扶贫的管理已经从农口部门一家，向发改委、国土，财政以及企业转移，扶贫方式也从当初的一刀切变成先搞试点，再大面积推广，最关键的一点，国家明确要求扶贫资金不再投向原来的山区，而是把群众整体搬迁到适合人类生存，社会基础完善，有水，有地，有电，能上学，能就医，能外出打工，交通、通讯、信息都比较便利的川滩地区。
　　 这一举措，引发了山区的一场社会变革，千百年来，移民迁徙，有政府组织的，比如充军发配等，都带有惩罚性，自动搬迁的，大都是生活所困，迫于无奈，才背井离乡，去寻找新的家园。如今的举村搬迁，却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亲民计划。尽管难度很大，但不这样花大气力，投入大的财力物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区的贫困问题。
　　 这项工程牵涉面大，带来的矛盾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