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简介：张晓风，1941年生，江苏铜山人，生于浙江金华。八岁后赴台，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并曾执教于该校及他处，现任台湾阳明医学院教授。她笃信宗教，喜爱创作，小说、散文及戏剧著作有三、四十种，并曾一版再版，并译成各种文字。六十年代中期即以散文成名，1977其作品被列入《台湾十大散文家选集》。余光中曾称其文字“柔婉中带刚劲”，将之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又有人称其文“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皆评价甚高。
　　
　　张晓风散文：
　　·初 雪 ·步下红毯之后 ·孤意与深情 ·爱情篇 ·只因为年轻啊 ·春之怀古 ·衣履篇
　　
　　
　　
　　
　　
　　初 雪
　　
　　 诗诗，我的孩子：
　　
　　 如果五月的花香有其源自，如果十二月的星光有其出发的处所，我知道，你便是从那里来的。
　　 这些日子以来，痛苦和欢欣都如此尖锐，我惊奇在它们之间区别竟是这样的少。每当我为你受苦的时候，总觉得那十字架是那样轻省，于是我忽然了解了我对你的爱情，你是早春，把芬芳秘密地带给了园。
　　 在全人类里，我有权利成为第一个爱你的人。他们必须看见你，了解你，认识你而后决定爱你，但我不需要。你的笑貌在我的梦里翱翔，具体而又真实。我爱你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事实上没有人能忍得住对孩子的爱情。
　　 你来的时候，我开始成为一个爱思想的人，我从来没有这样深思过生命的意义，这样敬重过生命的价值，我第一次被生命的神圣和庄严感动了。
　　 因着你，我爱了全人类，甚至那些金黄色的雏鸡，甚至那些走起路来摇摆不定的小树，它们全都让我爱得心疼。
　　 我无可避免的想到战争，想到人类最不可抵御的一种悲剧。我们这一代人像菌类植物一般，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我们的童年便在拥塞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海船里度过。而你，我能给你怎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既不能回到诗一般的十九世纪，也不能隐向神话般的阿尔卑斯山，我们注定生活在这苦难的年代、以及苦难的中国。
　　 孩子，每思及此，我就对你抱歉，人类的愚蠢和卑劣把自己陷在悲惨的命运里。而令，在这充满核子恐怖的地球上，我们有什么给新生的婴儿？不是金锁片，不是香摈酒，而是每人平均相当一百万吨TNT的核子威力。孩子，当你用完全信任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否看得见那些残忍的武器正悬在你小小的摇篮上？以及你父母亲的大床上？
　　 我生你于这样一个世界，我也许是错了。天知道我们为你安排了一段怎样的旅程。
　　 但是，孩子，我们仍然要你来，我们愿意你和我们一起学习爱人类，并且和人类一起受苦。不久，你将学会为这一切的悲剧而流泪——而我们的世代多么需要这样的泪水和祈祷。
　　 诗诗，我的孩子，有了你我开始变得坚韧而勇敢。我竟然可以面对着冰冷的死亡而无惧于它的毒钩，我正视着生产的苦难而仍觉做然。为你，孩子，我会去胜过它们。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过生命，你教会我这样多成熟的思想和高贵的情操，我为你而献上感谢。
　　 前些日子，我忽然想起《新约》上的那句话：“你们虽然没有邮过他，却是爱他。”我立刻明白爱是一种怎样独立的感情。当油加利的梢头掠过更多的北风，当高山的峰巅开始落下第一片初雷的莹白，你便会来到。而在你珊瑚色的四肢还没有开始在这个世界挥舞以前，在你黑玉的瞳仁还没有照耀这个城市之先，你已拥有我们完整的爱情，我们会教导你在孩提以前先了解被爱。诗诗，我们答应你要给你一个快乐的童年。
　　 写到这里，我又模糊地忆起江南那些那么好的春天，而我们总是伏在火车的小窗上，火车绕着山和水而行，日子似乎就那样延续着，我仍记得那满山满谷的野杜鹃！满山满谷又凄凉又美丽的忧愁！
　　 我们是太早懂得忧愁的一代。
　　 而诗诗，你的时代未必就没有忧愁，但我们总会给你一个丰富的童年，在你所居住的屋顶上没有屋子这个世界的财富，但有许多的爱，许多的书，许多的理想和梦幻。我们会为你砌一座故事里的玫瑰花床，你便在那柔软的花瓣上游戏和休息。
　　 当你渐渐认识你的父亲，诗诗，你会惊奇于自己的幸运，他诚实百高贵，他亲切而善良。慢慢地你也会发现你的父母相爱得有多么深。经过这样多年，他们的爱仍然像林间的松风，清馨而又新鲜。
　　 诗诗，我的孩子，不要以为这是必然的，这样的幸运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的。这个世界不是每一对父母都相爱的。曾有多少个孩子在黑夜里独泣，在他们还没有正式投入人生的时候，生命的意义便已经否定了。诗诗，诗诗，你不会了解那种幻灭的痛苦，在所有的悲剧之前，那是第一出悲剧。而事实上，整个人类都在相残着，历史并没有教会人类相爱。诗诗，你去教他们相爱吧，像那位诗哲所说的：
　　 他们残暴地贪婪着，嫉妒着，他们的言辞有如隐藏的刀锋正渴于仗血。
　　 去，我的孩子，去站在他们不欢之心的中间，让你温和的眼睛落在他们身上，有如黄昏的柔霭淹没那日间的争扰。
　　 让他们看你的脸，我的孩子，因而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让他们爱你，因而彼此相爱。
　　 诗诗，有一天你会明白，上苍不会容许你吝守着你所继承的爱，诗诗，爱是蕾，它必须绽放。它必须在疼痛的破拆中献芳香。
　　 诗诗，也教导我们学习更多更高的爱。记得前几天，一则药商的广告使我惊骇不己。那广告是这样说的：“孩子，不该比别人的衰弱，下一代的健康关系着我们的面子。要是孩子长得比别人的健康、美丽、快乐，该多好多荣耀啊。”诗诗，人性的卑劣使我不禁齿冷。诗诗，我爱你，我答应你，永不在我对你的爱里掺入不纯洁的成分，你就是你，你永不会被我们拿来和别人比较，你不需要为满足父母的虚荣心而痛苦。你在我们眼中永远杰出，你可以贫穷、可以失败、甚至可以潦倒。诗诗，如果我们骄傲，是为你本身而骄傲，不是为你的健康美丽或者聪明。你是人，不是我们培养的灌木，我们决不会把你修剪成某种形态来使别人称赞我们的园艺天才。你可以照你的倾向生长，你选择什么样式，我们都会喜欢——或者学习着去喜欢。
　　 我们会竭力地去了解你，我们会慎重地俯下身去听你述说一个孩童的秘密愿望，我们会带着同情与谅解帮助你度过忧闷的少年时期。而当你成年，诗诗，我们仍愿分担你的哀伤，人生总有那么些悲怆和无奈的事，诗诗，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你感觉孤单，请记住你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曾一度相系，我会努力使这种系联持续到永恒。我再说，诗诗，我们会试着了解你，以及属于你的时代。我们会信任你——上帝从不赐下坏的婴孩。
　　 我们会为你祈祷，孩子，我们不知道那些古老而太平的岁月会在什么时候重现。那种好日子终我们一生也许都看不见了。
　　 如果这种承平永远不会再重现，那么，诗诗，那也是无可抗拒无可挽回的事。我只有祝福你的心灵，能在苦难的岁月里有内在的宁静。
　　 常常记得，诗诗，你不单是我们的孩子，你也属于山，属于海，属于五月里无云的天空——而这一切，将永远是人类欢乐的主题。
　　 你即将长大，孩子，每一次当你轻轻地颤动，爱情便在我的心里急速涨潮，你是小芽，蕴藏在我最深的深心里，如同音乐蕴藏在长长的萧笛中。
　　 前些日子，有人告诉我一则美丽的日本故事。说到每年冬天，当初雪落下的那一天，人们便坐在庭院里，穆然无言地凝望那一片片轻柔的白色。
　　 那是一种怎样虔敬动人的景象！那时候，我就想到你，诗诗，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初雪，纯洁而高贵，深深地撼动着我。那些对生命的惊服和热爱，常使我在静穆中有哭泣的冲动。
　　诗诗，给我们的大地一些美丽的白色。诗诗，我们的初雪。
　　
　　
　　步下红毯之后
　　
　　楔子
　　
　　 妹妹被放下来，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脚肥肥白白的，站不稳。她大概才一岁吧，我已经四岁了！
　　 妈妈把菜刀拿出来，对准妹妹两脚中间那块泥，认真而且用力的砍下去。
　　 “做什么？”我大声问。
　　 “小孩子不懂事！”妈妈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说的，这样小孩子才学得会走路，你小时候我也给你砍过。”
　　 “为什么要砍？”
　　 “小孩生出来，脚上都有脚镣锁着，所以不会走路，砍断了才走得成路。”
　　 “我没有看见，”我不服气地说，“脚镣在哪里。”
　　 “脚镣是有的，外婆说的，你看不见就是了。”
　　 “现在断了没有？”
　　 “断了，现在砍断了，妹妹就要会走路了。”
　　 妹妹后来当然是会走路了，而且，我渐渐长大，终于也知道妹妹会走路跟砍脚镣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知为什么，那遥远的画面竟那样清楚兀立，使我感动。
　　 也许脚镣手铐是真有的，做人总是冲，总是顿破什么，反正不是我们壮硕自己去撑破镣铐，就是让那残忍的钢圈箍入我们的皮肉！
　　 是暮春还是初夏也记不请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楼上去，萧先生把一份契约书给我。
　　 “很好，”他说，他看来高大、精细、能干，“读你的东西，让我想到小时候念的
　　冰心和泰戈尔。”
　　 我惊讶得快要跳起来，冰心和泰戈尔？这是我熟得要命，爱得要命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觉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这样卖断了，扣掉税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觉得吃了亏。
　　 我兴匆匆地去找朋友调色样，我要了紫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光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样，她是为朋友的书调色，调的草绿色，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
　　 “我们那时候一齐出书，”有一次康芸微说，“文星宣传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挂出来了。”
　　 那事我倒忘了，经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奇怪的是我不怎么记得照片的事，我记得的是我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楼上，请他们给我看新书发售的情形。
　　 “谁的书比较好卖？”其实书已卖断，销路如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你的跟叶珊的。”店员翻册子给我看。
　　 我拿过册子仔细看，想知道到底是叶珊卖得多，还是我——我说不上那是痴还是幼稚，那时候成天都为莫名其妙的事发急发愁，年轻大概就是那样。
　　 那年十月，幼狮文艺的未桥寄了一张庆典观礼券给我，我台湾去了。丈夫也有一张票，我们的座位不同区，相约散会的时候在体育场门口见面。
　　 我穿了一身洋红套装，那天的阳光辉丽，天空一片艳蓝，我的位置很好，运动会的表演很精彩，想看的又近在咫尺，而丈夫，在场中的某个位子上，我们会后会相约而归，一切正完美晶莹，饱满无憾。
　　 但是，忽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了南京……
　　 不是地理上的南京，是诗里的，词里的，魂梦里的，母亲的乡音里的南京（母亲不是南京人，但在南京读中学）依稀记得那名字，玄武湖、明孝陵、鸡鸣寺、夫子庙、秦淮河…… 不，不要想那些名字，那不公平，中年人都不乡愁了，你才这么年轻，乡愁不该交给你来愁，你看表演吧，你是被邀请来看表演的，看吧！很好的位子呢！不要流泪，你没看见大家都好好的吗！你为什么流泪呢？你真的还太年轻，你身上穿的仍是做新娘子的嫁服，你是幸福的，你有你小小的家，每天黄昏，拉下紫幔等那人回来，生活里有小小的气恼，小小的得意，小小的凄伤和甜蜜，日子这样不就很好了吗？
　　 不是碰故园之思，它太强，不要让三江五岳来撞击你，不要念赤县神州的名字，你受不了的，真的，日子过得很好，把泪逼回去，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一开始就不能收回……
　　 我坐着，无效地告诫着自己，从金门来的火种在会场里点着了，赤膊的汉子在表演蛙人操，仪队的枪托冷凝如紫电，特别是看台上面的大红柱子，直辣辣地逼到眼前来，我无法遏抑地想着中山陵，那仰向苍天的阶石，中国人的哭墙，我们何时才能将发烫的额头抵上那神圣的冰凉，我们将一步一稽额地登上雾锁云埋的最高岭……
　　 会散了，我挨蹭到门口，他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你怎么了？”走了好一段路，他忍不住问我。
　　 “不，不要问我。”
　　 “你不舒服吗？”
　　 “没有。”
　　 “那，”他着急起来，“是我惹了你？”
　　 “没有，没有，都不是——你不要问我，求求你不要问我，一句话都不要跟我讲，至少今天别跟我讲……”
　　 他诧异的望着我，惊奇中却有谅解，近午的阳光照在宽阔坦荡的敦化北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那紫色小巢。
　　 他真的没有再干扰我，我恍恍惚惚地开始整理自己，我渐渐明白有一些什么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直潜藏在我自己也不甚知道的渊深之处，是淑女式的教育所不能掩盖的，是传统中文系的文字训诂和诗词歌赋所不能磨平的，那极蛮横极狂野极热极不可挡的什么，那种“欲饱史笔有脂髓，血作金汤骨作垒，凭将一脏热肝肠，烈作三江沸腾水”（注）的情怀……
　　 我想起极幼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别离，那时家里有两把长刀，是抗战胜利时分到的，鲨鱼皮，古色古香，算是身无长物的父亲唯一贵重的东西，母亲带着我和更小的妹妹到台湾，父亲不走，只送我们到江边，他说：
　　 那把刀你带着，这把，我带着，他年能见面当然好，不然，总有一把会在。”
　　 那样的情节，那样一句一铜钉的对话，竟然不是小说而是实情！
　　 父亲最后翻云南边境的野人山而归，长刀丢了，唯一带回来的是他之身。
　　 不是在圣人书里，不是在线装的教训里，我了解了家国之思，我了解了那份渴望上下拥抱五千年，纵横把臂八亿人的激情，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
　　 随便抓了一张纸，就在那空白的背面，用的是一枝铅笔，我开始写《十月的阳光》： 那些气球都飘走了，总有好儿百个罢？在透明的蓝空里浮泛着成堆的彩色，人们全都欢呼起来，仿佛自己也分沾了那份平步青云的幸运——事情总是这样的，轻的东西总能飘得高一点，而悲哀拽住我，有重量的物体总是注定下沉的。
　　 体育场很灿烂，闪耀着晚秋的阳光，这时下月，辛亥革命的故事远了。西风里悲壮的往事远了……中山陵上的落叶已深，我们的手臂因渴望一个扫墓的动作而酸痛。
　　 我忽然明白，写《地毯的那一端》的时代远了，我知道我更该写的是什么，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
　　 《十月的阳光》后来得了奖，奖金一千元，之后我又得过许多奖，许多奖金、奖座、奖牌，领奖时又总有盛会，可是只有那一次，是我真正激动的一次，朱桥告诉我，评审委员读着，竟哭了。
　　 我不能永远披着白沙，踏着花瓣，走向红毯尽处的他，当我们携手走下红毯，迎人而来的是风是雨，是风雨声中恻恻的哀鸣。
　　——但无论如何，我已举步上路。
　　
　　
　　孤意与深情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有一阵，报上猛骂一个人，简直像打落水狗，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其实说“请教”是太严肃了些，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辈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他绝口不提那人的“人”，却盛赞那人的文章，说：
　　 “自有白话文以来，能把旧的诗词套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此人当数第一！”
　　 “是‘才子之笔’对吗？”
　　 “对，对，对。”
　　 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放下电话，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
　　 “我告诉你，”他忽然说，“大凡骂人的人，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
　　 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细细推想，也不是毫无道理。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传》，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
　　 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衬着银发发亮，师母一向清丽绝俗，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
　　 “救风尘写了没？”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
　　 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救风尘》，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
　　 “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他曾感叹地说，“实在是悲剧啊！”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救风尘”的事，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
　　 “唉——难啊——”
　　 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
　　 “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打谱太重要了，后来赵先生死了，现在要写，难啊，平剧——”
　　 我心里不禁悲伤起来，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这戏写得好，”他把话题拉回《白蛇传》，“是田汉写的。后来的《海瑞罢官》也是他写的——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来了！”老师又说。
　　 “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
　　 “这戏看了太多遍了。”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
　　 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不知道回家的路。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伤的是留下来的，师母，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说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是矛盾的，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
　　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生命，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浩瀚森森……
　　
　　
　　爱情篇
　　
　　两岸
　　
　　 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如两岸。
　　 如两岸——只因我们之间恒流着一条莽莽苍苍的河。我们太爱那条河，太爱太爱，以致竟然把自己站成了岸。
　　 站成了岸，我爱，没有人勉强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站成了岸。
　　 春天的时候，我爱，杨柳将此岸绿遍，漂亮的绿绦子潜身于同色调的绿波里，缓缓地向彼岸游去。河中有萍，河中有藻，河中有云影天光，仍是《国风•关睢》篇的河啊，而我，一径向你泅去。
　　 我向你泅去，我正遇见你，向我泅来——以同样柔和的柳条。我们在河心相遇，我们的千丝万绪秘密地牵起手来，在河底。
　　 只因为这世上有河，因此就必须有两岸，以及两岸的绿杨堤。我不知我们为什么只因坚持要一条河，而竟把自己矗立成两岸，岁岁年年相向而绿，任地老天荒，我们合力撑住一条河，死命地呵护那千里烟波。
　　 两岸总是有相同的风，相同的雨，相同的水位。乍酱草匀分给两岸相等的红，鸟翼点给两岸同样的白，而秋来蒹葭露冷，给我们以相似的苍凉。
　　 蓦然发现，原来我们同属一块大地。
　　 纵然被河道凿开，对峙，却不曾分离。
　　 年年春来时，在温柔得令人心疼的三月，我们忍不住伸出手臂，在河底秘密地挽起。
　　
　　定义以命运
　　
　　 年轻的时候，怎么会那么傻呢？
　　 对“人”的定义？对“爱”的定义，对“生活”的定义，对莫名其妙的刚听到的一个“哲学名词”的定义……
　　 那时候，老是慎重其事地把左掌右掌看了又看，或者，从一条曲曲折折的感情线，估计着感情的河道是否决堤。有时，又正经的把一张脸交给一个人，从鼻山眼水中，去窥探一生的风光。
　　 奇怪，年轻的时候，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定义，以及命运。年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过，人原来也可以有权不知不识而大刺刺地活下去。
　　 忽然有一天，我们就长大了，因为爱。
　　 去知道明天的风雨已经不重要了，执手处张发可以为风帜，高歌时，何妨倾山雨入盏，风雨于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一方共同承风挡雨的肩。
　　 忽然有一天，我们把所背的定义全忘了，我们遗失了登山指南，我们甚至忘了自己，忘了那一切，只因我们已登山，并且结庐于一弯溪谷。千泉引来千月，万窍邀来万风，无边的庄严中，我们也自庄严起来。
　　 而长年的携手，我们已彼此把掌纹叠印在对方的掌纹上，我们的眉因为同蹙同展而衔接为同一个名字的山脉，我们的眼因为相同的视线而映出为连波一片，怎样的看相者才能看明白这样的两双手的天机，怎样的预言家才能说清楚这样两张脸的命运？
　　 蔷蔽几曾定义，白云何所谓其命运，谁又见过为劈头迎来的巨石而焦的的流水？怎么会那么傻呢，年轻的时侯。
　　
　　从俗
　　
　　 当我们相爱——在开头的时候——我闪觉得自己清雅飞逸，仿佛有一个新我，自旧我中飘然游离而出。
　　 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从每寸皮肤，每一缕思维伸出触角，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凡。
　　 相爱的人未必要朝朝暮暮相守在一起——在小说里都是这样说的，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一眨眼便已暮年，而他们始终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凄美的回忆。
　　 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小说，我们要朝朝暮暮，我们要活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活在同一个空间，我们要相厮相守，相牵相挂，于是我弃放弃飞腾，回到人间，和一切庸俗的人同其庸俗。
　　 如果相爱的结果是我们平凡，让我们平凡。
　　 如果爱情的历程是让我们由纵横行空的天马变而为忍辱负重行向一路崎岖的承载驾马，让我们接受。
　　 如果爱情的轨迹总是把云霄之上的金童玉女贬为人间姻火中的匹妇匹夫，让我们甘心。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我们要活在一起下注。我们只有这一生，这只是我们唯一的戏码，我们要同台演出。
　　 于是，我们要了婚姻。
　　 于是，我们经营起一个巢，栖守其间。
　　 在厨房，有餐厅，那里有我们一饮一啄的牵情。
　　 有客厅，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朋友以及他们的高谈阔论。
　　 有兼为书房的卧房，各人的书站在各人的书架里，但书架相衔，矗立成壁，连我们那些完全不同类的书也在声气相求。
　　 有孩子的房间，夜夜等着我们去为一双娇儿痴女念故事，并且盖他们老是踢的棉被。
　　 至于我们曾订下的山之盟呢？我们所渴望的水之约呢？让它等一等，我们总有一天会去的，但现在，我们已选择了从俗。
　　贴向生活，贴向平凡，山林可以是公寓，电铃可以是诗，让我们且来从俗。
　　
　　
　　只因为年轻啊
　　
　　爱——恨
　　 小说课上，正讲着小说，我停下来发问：“爱的反面是什么？”
　　 “恨？”我环顾教室，心里暗叹，只因为年轻啊，只因为太年轻啊。我放下书说：这样说吧，譬如说你现在正谈恋爱，然后呢？就分手了。过了50年，你70 岁，有一天黄昏散步，冤家路窄，你们又碰到一起了，这时，对方定定地看着你说：“ｘｘｘ，我恨你！”如果情节是这样的，那么你应该庆幸，居然被别人痛恨了半个世纪。恨也是一种很容易疲倦的情感，要有人恨你50年也不简单，怕就怕你当时走过去说：“ｘｘｘ，还认得我吗？”对方愣愣地呆望着你说：“啊，有点面熟，你贵姓？”全班学生都笑起来，大概想象中的那场面太滑稽、太尴尬了吧？“所以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
　　 笑罢的学生能听得进结论吗？——只因为太年轻啊，爱和恨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一个字吗？受创来采访的学生在沙发上坐成一排，其中一个问道：“读你的作品，发现你的情感很细腻，并且总是在关怀，但是关怀就容易受伤，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看了她一眼，多年轻的额，多年轻的颊啊，有些问题，如果要问，就该去问岁月；问我，我能回答什么呢？但她的明眸定定地望着我，我忽然笑了起来，几乎有点轻佻的口气：“受伤，这种事是有的——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完完整整不受伤的自己做什么用呢？你非要把自己保卫得好好的不可吗？”她惊讶地望着我，一时答不上话来。
　　 人生在世，一颗心从擦伤、灼伤、冻伤、撞伤、压伤、扭伤乃至到内伤，哪能一点伤害都不受呢？如果爱和关怀就必须包括受伤，那么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基督不同于世人的，岂不就是那双钉痕宛在的受伤的手掌码？小女孩啊，只因为年轻，只因为一身光灿晶润的肌肤太完整，你就舍不得碰撞，就害怕受创吗？
　　
　　
　　春之怀古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浑炖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请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件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团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
　　 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集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汗，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活，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沙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量来为这季节命名——“春”。
　　 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箩与烟箩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中的春天。
　　
　　
　　衣履篇
　　
　　 ——人生于世，相知有几？而衣履相亲，亦凉薄世界中之一聚散也——
　　
　　⒈、羊毛围巾
　　
　　 所有的巾都是温柔的，像汗巾、丝巾和羊毛围巾。
　　 巾不用剪裁，巾没有形象，巾甚至没有尺码，巾是一种温柔得不会坚持自我形象的东西，它被捏在手里，包在头上、或绕在脖子上，巾是如此轻柔温暖，令人心疼。
　　 巾也总是美丽的，那种母性的美丽，或抽纱或绣花，或泥金或描银，或是织棉，或是钩纱，巾总是美得那么细腻娴雅。
　　 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容不下温柔和美丽了，罗勃泰勒死了，史都华格兰杰老了，费雯丽消失了，取代的查理士布朗逊，是００七，是冷硬的珍芳达和费唐娜薇。
　　 惟有围巾仍旧维持着一份古典的温柔，一份美。
　　 我有一条浅褐色的马海羊毛围巾，是新春去了壳的大麦仁的颜色，错觉上几乎嗅得到鼓皮的干香。
　　 即使在不怎么冷的日子，我也喜欢围上它，它是一条不起眼的围巾，但它的抚触轻暖，有如南风中的琴弦，把世界遗留在恻恻轻寒中，我的项间自有一圈暖意。
　　 忽有一天，我惯行的山径上走，满山的芦苇柔软地舒开，怎样的年年苇色啊！这才发现芦苇和我的羊毛围巾有着相同的色调和触觉，秋山寂清，秋容空寥，秋天也正自搭着一条苇巾吧，从山巅绕到低谷，从低谷拖到水湄，一条古旧温婉的围巾啊！
　　 以你的两臂合抱我，我的围巾，在更冷的日子你将护住我的两耳焐着我的发，你照着我的形象而委曲地重叠你自己，从左侧环护我，从右侧萦绕我，你是柔韧而忠心的护城河，你在我的坚强梗硬里纵容我，让我也有小小的柔弱，小小的无依，甚至小小的撒娇作痴，你在我意气风发飘然上举几乎要破躯而去的时候，静静地伸手挽住我，使我忽然意味到人间的温情，你使我怦然间软化下来，死心踏地留在人间。如山，留在茫茫扑扑的芦苇里。
　　 巾真的是温柔的，人间所有的巾，以我的那一条。
　　
　　⒉．背袋
　　
　　 我有一个背袋，用四方形碎牛皮拼成的。我几乎天天背着，一背竟背了五年多了。
　　 每次用破了皮，我到鞋匠那里请他补，他起先还肯，渐渐地就好心地劝我不要太省了。
　　 我拿它去干洗，老板娘含蓄地对我一笑，说：“你大概很喜欢这个包吧？”
　　 我说：“是啊！”
　　 她说：“怪不得用得这么旧了！”
　　 我背着那包，在街上走着，忽然看见一家别致的家具店，我一走进门，那闲坐无聊的小姐忽然迎上来，说：
　　 “咦，你是学画的吧？”
　　 我坚决地摇摇头。
　　 不管怎么样，我舍不得丢掉它。
　　 它是我所有使用过披包里唯一可以装得下一本辞源，外加一个饭盒的，它是那么大，那么轻，那么强韧可信。
　　 在东方，囊袋常是神秘的，背袋里永远自有乾坤，我每次临出门把那装得鼓胀的旧背袋往肩上一搭，心中一时竟会万感交集起来。
　　 多少钱，塞进又流出，多少书，放进又取出，那里面曾搁入我多少次午餐用的面包，又有多少信，多少报纸，多少学生的作业，多少名片，多少婚丧喜庆的消息在其中伫足而又消失。
　　 一只背袋简直是一段小型的人生。
　　 曾经，当孩子的乳牙掉了，你匆匆将它放进去，曾经，山径上迎面栽跌下一枚松果，你拾了往袋中一塞。有的时候是一叶青橛，有的时候是一捧贝壳，有的时候是身份证、护照、公车票，有的时候是给那人买的袜子、薰鸡、鸭肫或者阿斯匹林。
　　 我爱那背袋，或者是因为我爱那些曾经真真实实发生过的生活。
　　 背上袋子，两手都是空的，空了的双手让你觉得自在，觉得有无数可以掌握的好东西，你可以像国画上的隐士去策杖而游，你可以像英雄擎旗而战，而背袋不轻不重地在肩头，一种甜蜜的牵绊。
　　 夜深时，我把整好的背袋放在床前，爱怜地抚弄那破旧的碎片，像一个江湖艺人在把玩陈旧的行头，等待明晨的冲州撞府。
　　 明晨，我仍将背上我的背袋去逐明日的风沙。
　　
　　⒊．穿风衣的日子
　　
　　 香港人好像把那种衣服叫成“干湿褛”，那实在也是一个好名字，但我更喜欢我们在台湾的叫法——风衣。
　　 每次穿上风衣、我曾莫名其妙的异样起来，不知为什么，尤其刚扣好腰带的时候、我在错觉上总怀疑自己就要出发去流浪。
　　 穿上风衣，只觉风雨在前路飘摇，小巷外有万里未知的路在等着，我有着一缕烟雨任平生的莽莽情怀。
　　 穿风衣的日子是该起风的，不管是初来乍到还不惯于温柔的春风，或是绿色退潮后寒意陡起的秋风。风在云端叫你，风透过千柯万叶以苍凉的颤音叫你，穿风衣的日子总无端地令人凄凉——但也因而无端地令人雄壮：
　　 穿了风衣，好像就该有个故事要起头了。
　　 必然有风在江南，吹绿了两岸，两岸的杨柳帷幕……
　　 必然有风在塞北，拨开野草，让你惊见大漠的牛羊……
　　 必然有风像旧戏中的流云彩带，圆转柔和地圈住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棠残叶。
　　 必然有风像歌，像笛，一夜之间遍洛城。
　　 曾翻阅汉高祖的白云的，曾翻阅唐玄宗的牡丹的，曾翻阅陆放翁的大散关的，那风，今天也翻阅你满额的青发，而你着一袭风衣，走在千古的风里。
　　 风是不是天地的长喟？风是不是大块血气涌腾之际搅起的不安？
　　 风鼓起风衣的大翻领，风吹起风衣的下摆，刷刷地打我的腿。我瞿然四顾，人生是这样的辽阔，我觉得有无限渺远的天涯在等
　　
　　⒋．旅行鞋
　　
　　 那双鞋是麂皮的，黄铜色，看起来有着美好的质感，下面是软平的胶底，足有两公分厚。
　　 鞋子的样子极笨，秃头，上面穿鞋带，看起来牢靠结实，好像能穿一辈子似的。
　　 想起“一辈子”，心里不免怆然惊，但惊的是什么，也说不上来，一辈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半生又是什么意思？七十年是什么？多于七十或者少于七十又是什么？
　　 每次穿那鞋，我都忍不住问自己，一辈子是什么，我拼命思索，但我依然不知道一辈子是什么。
　　 已经四年了，那鞋秃笨厚实如昔，我不免有些恐惧，会不会，有一天，我已老去，再不能赴空山灵雨的召唤，再不能一跃而起前赴五湖三江的邀约，而它，却依然完好？
　　 事实上，我穿那鞋，总是在我心情最好的时候，它是一双旅行鞋，我每穿上它，便意味着有一段好时间好风光在等我，别的鞋底惯于踏一片黑沉沉的柏油，但这一双，踏的是海边的湿沙，岸上的紫岩，它踏过山中的泉涧，踱尽林下的月光。但无论如何，我每见它时，总有一丝怅然。
　　 也许不为什么，只为它是我唯一穿上以后真真实实去走路的一双鞋，只因我们一起踩遍花朝月夕万里灰沙。
　　 或穿或不穿，或行或止，那鞋常使我惊奇。
　　
　　⒌．牛仔长裙
　　
　　 牛仔布，是当然该用来作牛仔裤的。
　　 穿上牛仔裤显然应该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但令人讶异的是牛仔布渐渐地不同了，它开始接受了旧有的世界，而旧世界也接受了牛仔布，于是牛仔短裙和牛仔长裙出现了。原来牛仔布也可以是柔和美丽的，牛仔马甲和牛仔西装上衣，牛仔大衣也出现了，原来牛仔布也可以典雅庄重的。
　　 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得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七十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
　　 真是有点疯狂。
　　 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
　　 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长裙时候的自己。
　　 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
　　 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穿我该穿的衣服。
　　 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涨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份。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管那四十二坪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甚至不隶属于大化，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化。
　　 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名之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腥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得要发疯。
　　 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扮演我被同情或羡慕的角色，我又成了有以名之的我。
　　 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牛仔长裙——以及身系长裙时的自己。
　　
　　⒍项链
　　
　　 温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那句话是痖弦说的。
　　 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项链，也许本来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一种东西，但它显然又是必要的，它甚至是跟人类文明史一样长远的。
　　 或者是一串贝壳，一枚野猪牙，或者是埃及人的黄金项圈，或者是印第安人天青色石头，或者是中国人的珠圈玉坠，或者是罗马人的古钱，以至土耳其人的宝石……项链委实是一种必要。
　　 不单项链，一切的手镯、臂钏，一切的耳环、指环、头簪和胸针，都是必要的。
　　 怎么可能有女孩子会没有一只小盒子呢？
　　 怎么可能那只盒子里会没有一圈项链呢？
　　 田间的蕃薯叶，堤上的小野花，都可以是即兴式的项链。而做小女孩的时候，总幻想自己是美丽的，吃完了释迦果，黑褐色的种子是项链，连爸爸抽完了烟，那层玻璃纸也被扭成花样，串成一环，那条玻璃纸的项链终于只做成半串，爸爸的烟抽得太少，而我长大得太快。
　　 渐渐地，也有了一盒可以把玩的项链了，竹子的、木头的、石头的、陶瓷的、骨头的、果核的、贝壳的、镶嵌玻璃的，总之，除了一枚值四百元的玉坠，全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可是，那盒子有多动人啊！
　　 小女儿总是瞪大眼睛看那盒子，所有的女儿都曾喜欢“借用”妈妈的宝藏，但他们真正借去的，其实是妈妈的青春。
　　 我最爱的一条项链是骨头刻的（刻骨两个字真深沉，让人想到刻骨铭心，而我竟有一枚真实的刻骨，简直不可思议），以一条细皮革系着，刻的是一个拇指大的襁褓中的小娃娃，圆圆扁扁的脸，可爱得要命。买的地方是印第安村，卖的人也说刻的是印第安印儿，因为只有印第安人才把娃娃用绳子绑起来养。
　　 我一看，几乎失声叫起来，我们中国娃娃也是这样的呀，我忍不住买了。
　　 小女儿问我那娃娃是谁，我说：
　　 “就是你呀！”
　　 她仔细地看了一看，果真相信了，满心欢喜兴奋，不进拿出来摸摸弄弄，真以为就是她自己的塑像。
　　 我其实没有骗她，那骨刻项链的正确名字应该叫做“婴儿”，它可以是印第安的婴儿，可以是中国婴儿，可以是日本婴儿，它可以是任何人的儿子、女儿，或者它甚至可以是那人自己。
　　 我将它录胸而挂，贴近心脏的高度，它使我想到“彼亦人子也”，我的心跳几乎也因此温柔起来，我会想起孩子极幼小的时候，想起所有人类的襁褓中的笑容。
　　 挂那条项链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我和它，彼此都美丽起来。
　　
　　⒎红绒背心
　　
　　 那件红绒背心是我怀孕的时候穿的，下缘极宽，穿起来像一口钟。
　　 那原是一件旧衣，别人送给我的，一色极纯的玫瑰红，大口袋上镶着一条古典的花边。
　　 其他的孕妇装我全送人了，只留下这一件舍不得，挂在贮藏室里，它总是牵动着一些什么．，藏伏着一些什么。
　　 怀孕的日子的那些不快不知为什么，想起来都模糊了，那些疼痛和磨难竟然怎么想都记不真切，真奇怪，生育竟是生产的人和被生的人都说不清楚过程的一件事。
　　 而那样惊天动地的过程，那种参天地之化育的神秘经验，此刻几乎等于完全不存在了，仿佛星辰，我虽知道它在亿万年前成形，却完全不能重复那分记忆，你只见日升月恒，万象回环，你只觉无限敬畏。世上的事原来是可以在浑沌噩然中成其为美好的。
　　 而那件红绒背心悬在那里，柔软鲜艳，那样真实，让你想起自己怀孕时期像一块璞石含容一块玉的旧事。那时，曾有两脉心跳，交响于一副胸膛之内——而胸膛，在火色迸发的红绒背心之内。对我而言，它不是一件衣服，而是孩子的“创世纪”，我每怔望着它，就重温小胎儿的腹中来不及地膨胀时的力感。那时候，作为一个孕妇，怀着的竟是一个急速增大的银河系。真的，那时候，所有的孕妇是宇宙，有万种庄严。
　　 而孩子大了，而那里自顾自地玩着他的集邮册或彩色笔。一年复一年，寒来暑往，我拣衣服的时候，总看见那像见证人似的红绒悬在那里，然后，我习惯地转眼去看孩子，我感到寂寥和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