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谷保芳来了，来到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做了一场演讲。演讲主要意思是说，他是来谢罪的，站着说可以让大家清楚地看见一个当年残害了无数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的形象。
　　演讲没有完全顺利地进行下去，因为听讲的年轻学生不干了。不干的理由很简单，当主持人说当天是盐谷保芳85岁生日时，一些学生给了掌声，而另一些学生不同意给掌声，觉得他是个罪人，并且质问他当年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盐谷保芳没正面回答，小声说，当时只是服从了命令。演讲是演不下去了，两种意见的学生现场进行了辩论，直到学院的领导打了圆场，才结束了不成功的演讲。
　　
　　我是赞成年轻学生的。
　　因为他们敢于思考，敢于给掌声，敢于质问。
　　简单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想了想，如果邀请或者命令我去听这样的演讲，会不会去？敢不敢给予掌声？敢不敢进行质问？答案很简单，如果邀请，是不会去的，所以不存在掌声和质问。如果是当局的命令，肯定要去，质问不可能有，掌声也不会给。原因也很简单，他是个鬼子，曾经对国人野蛮过。
　　问题就在这儿，给掌声和予质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的态度如何？
　　
　　如果时间回到六十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战争正以人类历史上的空前野蛮程度进行着。但邪恶终是敌不过人类的正义追求，1945年8月，当秋天要来的时候，全球法西斯战争全面失败了。战后，德日的战争罪犯分别在由盟国组成的法庭上被判有罪，以至于极刑。
　　盐谷保芳的身份，现在看来，是个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士兵，演讲的当日整整85岁了，也是个老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战争罪犯，战后，他并未站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因此，他应该有正常做人的一切权利，在演讲中，可以有掌声，只要听者愿意给。
　　问题是，演讲者是个曾经残害过同胞的军国主义士兵，而听众却是曾经被残害者的同胞甚至后人。这有点尴尬，甚至于滑稽。我不怀疑盐谷保芳来华的动机，他真的忏悔了。我也不怀疑演讲的组织部门，不同国度和民族之间需要民间的交流。但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愿意要这样的交流。如果忏悔，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或者自己的国家，没有必要到被侵略地来。如果交流，可以和其他的日本国民进行，甚至建立深厚的民间友谊。
　　
　　掌声也给了，可以不用也不必后悔。
　　质问也有了，其实不是无知的莽撞。
　　
　　历史就是历史，一切都过去了。作为两个毗邻的国家，作为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该和睦相处，以将来为重。
　　但历史不能忘记，他毕竟存在过。全球的法西斯战争，是人类上的极端耻辱。作为战争的双方，无论胜国败国，都应该思考，尤其是二战中的德意日轴心国家，应该深刻反思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并引以为戒，避免给人类带来灾难。德国是反思过了，而且很深刻。日本国没有那么深刻的反思，有其原因。原因自不必说，但作为我们的邻国，应该有所防范。
　　
　　其实很简单，譬如个体的人，不欲受辱，必先强健自己的体魄。中华民族，不欲再水深火热，就增强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其实也不必仇恨，大和民族也不是华族的天然敌人。因为一场侵略与被侵略的战争，而仇恨一个民族，未免狭隘。也不必偏激，诸如抵制外货之类，也似乎幼稚。
　　
　　从民间的情绪来讲，仇视日人和日货甚至沾边的一切，有悖常理，也不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但对于盐谷保芳之类的忏悔中国行，怎么看都不舒服。
　　
　　不舒服的还有一些事，譬如华人请求日本政府战争赔偿诉讼，说这事，并没有鄙视诉讼者的意思。但远赴日本，请求日本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进行战争赔偿，有些怪异。如果在中国法庭上呢？我们的法律没有如此的规定，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说到底，是国家的影响力。昨晚看到，纽约的一个民间组织，向德国一检察机关起诉拉姆斯菲尔德，要求其承担虐囚的刑事法律责任，觉得有趣些。
　　
　　前些年的一件事，很是耻辱，就是日本企业员工珠海集体买春。在金钱面前，失去尊严，成为性奴，本是不该，但同到在日本人面前成为性奴，似乎反应更强烈一些。我的这样，心理看来也不正常。
　　
　　无意鄙视谁，对于日本，对于历史，对于现在，以为不应幼稚或者偏激，看得远一些，每个人身上的责任都很重。
　　对于盐谷保芳之流，鼓了掌的，就鼓了，他也是个老人，算是额外的尊敬。质了问，就质了，算是若干年后仍然的愤怒。
　　
　　盐谷保芳，别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