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的第一个老师姓冯，叫冯乐书，本县小赵村人，是个慈眉善目蓄着胡子的老头子。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也带到我们村上学。他们两个不愿意上早操，冯老师就用脚踢他们屁股，走一步踢一脚，他们一边呜呜哭着一边跟着上操的队伍跑步。
　　 那是50年代初，学校里有20岁左右的小伙子大姑娘，也有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我姐姐比我大13岁，都是和我一起上学。
　　 我们这些孩子，经常不是到西沟里玩水，就是到地里的柿子树上摘软柿子吃。冯老师经常到西沟、到地里去找我们。他腰微弯着，两只手张开往前忽扇着，象赶鸡赶鸭子似的，嘴里反复说着“快回快回，回去上课啰。”我们也就蹦蹦跳跳跟他回学校去了。
　　
　　 第二个老师姓赵，叫赵书楼，有40来岁，本县安窝村人。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谁迟到一会就用教鞭打手心。每天早上上学很早，尤其是冬天，早上上学天黑还要打灯笼。经常有迟到的，都被打得眼泪哗哗流，但不敢哭。赵老师大楷写得很漂亮，他很重视学生写仿。那时用的是麻纸，墨磨得不浓就要洇。赵老师给每个学生写一份“影典”，夹在白纸下边我们影着写。一张纸横五个字竖四个字。写完大楷，又在大楷中间横着竖着写小楷，横写三行，竖写四行。
　　 那时没有钟表，用点香计算时间，一柱香一节课。我们一边上课一边用眼睛瞟着那柱香，希望香早点着完好下课玩耍。
　　 赵老师后来和我村一个寡妇结了婚，但时间不长，有一天来了几个公安人员把赵老师五花大绑抓走了，传说他是一个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赵老师被抓走时，很多大龄女学生呜呜哭，哭得泪人儿似的。后来赵老师被枪毙了。听大人说，赵老师是五福涧惨案的制造者，罪大恶极。五福涧在黄河边，快解放时几十个民兵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国民党军队用铁丝从他们每个人手心穿过，把几十个民兵连在一起扔到了黄河里。又传说，赵老师有个同学是***大官，得知赵老师被判死刑后，给垣曲县政府写来一封“保书”，——那时候死刑犯只要有得力的人保，就能不杀而释放——但县政府接到“保书”时，赵老师已被押到南河滩执行枪决，县政府赶快派人到南河滩传达不枪毙的命令，人还没到枪就响了。
　　
　　 赵老师被抓后，来了个席老师，叫席冠儒，本县城关人。席老师有40来岁，高高的个子，光头，大圆脸，络腮胡子。席老师多才多艺，会画画，会木刻，会雕塑。他用一块玻璃或玻璃纸，在上面画上画，在暗处把画着画的玻璃或玻璃纸放在前边，用手电一照，画上的人就放大，影在了墙上，说这就是幻灯，同学们好奇地争着看；他把土和成泥，捏成各种各样的人物，拿到联学区展览；他在木板上刻各种图形，刻好后在上面抹上颜料，放上白纸用笤帚扫平，再用手掌按一遍，把白纸取下，白纸上的图形和木板上刻的恰好一反，有花有鸟有人物；他还给村里的人刻了不少名章。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学木刻。把大钉子头上砸扁，用斧头截成三角形，在磨石上磨快，找来柿木或梨木、枣木的木块，在平石头上加水把木块磨平，画一个图形，把木块的平面放上去，在木块顶上用力砸一砸，图形就印到了木块上，把有图形的线条留下，把空白处刻去，一个木刻就成功了，就可以印到纸上了。我也给别人刻了不少图章。我不懂技法，就是右手握住刀，把刀尖放在木块上，刀刃朝前，用左手的大拇指挨住刀背往前推刀——右手掌握方向，左手用力。这大约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席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就调走了。他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回家务农。后来我到城关上高小和初中，有时见他在路口下棋，我问候他，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席老师妻子后来和他离了婚，他晚年生活很凄惨。
　　
　　 席老师调走后，来了赵德文老师。他是本县河堤村人。赵老师刚从初师毕业，才十九岁。这时一些大龄的学生已经不上学了，只有比我大一岁的王青山就算最大的学生了。
　　 赵老师爱书法，每天都用毛笔蘸水在一块石头上练习；也经常写字帖让学生影着写。他写的笔划粗细不匀，尤其那一捺起笔很轻落笔很重，看起来很不谐调。以前的老师几乎就没有教我们唱过歌，象“雄赳赳，气昂仰，跨过鸭绿江” 、“天山顶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嘿，全国各族人民都解放”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都是从下乡干部那儿或是从大人那儿学来的。赵老师教了我们不少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跑马溜留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那时不知道歌名，后来才知道歌名叫《康定情歌》 。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同学们总是把“月亮弯弯”这一句唱不好。赵老师还教我们《找朋友》等很多游戏。
　　 我还到赵老师家里去过一次。那是1956年放暑假时，他叫王青山、安虎江和我三人去送他。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行李。从我村往东南走过很多曲曲弯弯的路，下一道大坡，到峪子村，再顺着河滩往黄河边走。那条河叫班涧河。河是在两山之间斗折蛇行，一会儿河水绕到这边山跟前，一会儿又绕到那边山跟前。一段很短的路却要过很多次河。我们都是旱鸭子，一进河水，就觉得两岸往上游倒退，感到天旋地转。赵老师就拉着我们过河。到河水流入黄河处，我们顺着黄河岸边往上走三里地就到了赵老师的家——河堤村。一会儿饭熟了，赵老师妻子和母亲给我们一人端了一大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饭：下面是小米干饭，上面是细面条，面条上边有浇的稍子（萝卜切成小四方块，炒时汤多点）。上边的面条我们叫稍子面，但下边却有小米干饭，我们心里纳闷却不敢问。我们三人坐在房檐下吃。每人一大钵碗，谁也吃不了，但又不敢说吃不了，最后我们发愁得都哭起来。赵老师母亲问哭什么，我们说饭吃不完了。赵老师母亲说：“吃不完就剩下嘛。这还值得哭？”他们全家人都笑了，我们也破涕为笑。回来后我给大人说这件事，大人说：“以后不管到谁家，人家给你端的饭你估计吃不了，要提前给人家说，叫人家拨出些来。”
　　 那年暑假，王青山十一周岁，我和安虎江还不到十一周岁。
　　 赵老师一直教到我1957年7月初小毕业。
　　
　　 这四个老师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