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注意到在你的文章里，很多地方提到“仰望”这个词。史铁生也在《病隙随笔》里说过：“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看来他是把仰望和信仰结合起来看的。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吗？你认为“仰望”或者说“信仰”和一个写作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在我的辞典里，“仰望”其实是一个精神词汇，是承载光照的一种精神姿势，它是将世俗的肉躯朝永恒和无限尽情张望的精神性行为，它是通往天堂的一扇世俗窗口，所以，我同意史铁生所说的：“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不过，在我的理解中，必须再加上一个精神词汇才能与信仰接通，那便是“飞升”，飞升比仰望更高、更干净。它已经完全超离了泥土的污浊而达至内心的畅美之境，而神秘的音乐也由这里开始奏响。但飞升的前提首先是仰望，可以这么说，没有经过“精神仰望”的“精神飞升”是不真实的。
　　其实，精神也跟肉体一样有它自身的需要，这跟树苗向天空伸展、河流往大海奔流一样自然，可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肉体的需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满足，并被肆意地张扬，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疆土，至于精神和灵魂的需求显然已经被人们全然忘光了。这可以以那些从事精神领域创造的艺术家、文学家、诗人的创作为证，连他们也是以最大的创作热情来应和着这个时代整体上已趋粗俗的“肉身的繁荣”。之所以整个时代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倾向，我想人们一定是将自己的生命视作为瞬息即逝的纯生物性存在，将自己的从生到死的过程也等同于生物性过程，他们普遍上相信现实就是最高的真实，肉身即是最终的依据，这样，必然会出现“及时行乐”“对酒当歌”的肉身狂欢的现象，必然会将一切崇高的、永恒的东西都作了物质性的简单换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切沦为虚空。
　　而信仰的基本前提是：一定要有永恒事物的存在。这显然已是踏入了神秘之境，对于这方领域我们是不可轻易言说的，历史上的那些圣哲早已经提醒过我们。但它却是我们生命意义的终极依据，而且，永恒的种子早已播撒到了每个人的心中，只有内心有光的人才能找到光，而信仰正是将自己的一束微光与永恒之光交互融汇之后才发生的精神现象，然后，将已经赢得的精神事物不断地向世俗生活渗透，从而催醒了肉身的自觉，正如泰戈尔所云：“当他们感到永生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永生不死的王国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每一领域。”我同时相信，这也肯定是一个蒙受神恩的过程。
　　而每一个试图将自己的文字加以流播的写作者在此必须是清醒的，必须有所承担。那些相信自己的文字一经抛出便与己无关（这种话我已听说过无数次）的作家，我认为是不道德的，他应该为自己曾经写下的每一段语言负责，因为那些文字已因他而获得了生命，只要它一诞生，便不断地在昭示着永恒和短暂、崇高和低鄙、优雅和粗俗的激烈抗争，昭示着最终的胜出者。
　　而许多读者便是通过对这些文字的阅读来完成自身人格的建构，每一段文字的被阅读，便意味着每一寸精神的渗入，这些在无形世界里边完成的事情比外部的影响要远为深刻，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从事文字创作的写手要求是很高的，那些功成名就者更是如此，他们个人的精神指向，往往容易形成为群体的精神指向。而一个将自己的作品视作婴儿一般来呵护的作家是更能够让人放心一些的，只要他不是出于纯粹的自恋。在此，信仰就变得极其重要。于是，他们必须向内心挺进，无畏的挺进，以不断地开掘出那内心之光，我的确信是：一个内心漆黑的人无法给出光明，而一个能自我照亮的人才能照亮他人。
　　
　　2、你在《文人英雄的光芒》一文里写道：“卢梭是由最底层的平民凭着自学和奋斗走到欧洲文化的颠峰、凭着心灵的力量战胜整个时代的人物”，又在《强劲的开篇》里说过阅读卢梭的《忏悔录》是对你的灵魂“进行全面打击的第一场巨大的风暴”，可见卢梭作为十九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卡莱尔心中的“文人英雄”之一对你的震撼之深。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文人英雄梦呢？你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有没有可能诞生像卢梭这样的文人英雄和能够象风暴一样震撼人们灵魂的文学巨著？
　　
　　答：我想，每一个醒着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底里都应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吧！至于这个梦指向哪里则因人而异，在这方面，我很少谈自己，因为看清楚自己是一生的事，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无法穷尽自己灵魂的深度。在此，我显然也无力将它轻易袒示，否则，那种袒示也必将是不真诚的。但有一点无疑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个从生活的最底层走到文化的颠峰，以一己的心灵战胜整个时代的人，卢梭对我个人的人生启示和精神鼓舞必将在我的往后人生中一一得以兑现和证实；换句话说，卢梭已经成了我个人生命当中的一股内部动力，但它却来自于外，所以，我才说他是一场风暴，以狂野的形象参与了我的灵魂。
　　这个时代总体上看来，是让人悲观的，但悲观却历来是人类的精神母体之一，我有时候甚至怀疑，最优秀的精神成果大多诞育于悲观：佛陀和耶稣诞生于悲观，孔子和屈原诞生于悲观，鲁迅和卡夫卡诞生于悲观------所以，我们有理由对这个时代提出自己的那份期待。这个时代十分特殊，它已到了精神的最底层，已是一个没有了梦境的时代，所有的梦境需要的是被创造；所有觉醒的灵魂都已开始了仰望；这是个不信神、精神干旱已久的时代，人们几乎是在翘首以待意义的降临；而我们到了最深渊的地方，也就没有危险是隐藏的了，隐藏的仅仅是高度，只要我们在这个时代肯于不懈攀登，一种高度达到了照亮整个时代的文学巨著，也必将会诞生。用黑格尔的意思来讲就是，一种极端的倾向到了极致，那么，自它内部必然会生出最纯正的反拨。
　　这样，对作家本身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想，比作家的人文激情、思想勇气甚至是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更重要的第一个要求必然是：消化它，消化这个时代！而很多文学作品的先天贫血大都缘于与时代的割裂，活在生活的真空之中：向壁虚构，表达一己。一个有才华的，却热衷于表达自己而对时代保持沉默的作家最终还是成不了气候的。由卢梭、列夫·托尔斯泰、卡夫卡和曹雪芹等，我们可以得知，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会对自己的时代作出自己的个人应答的，当他的应答所达到的人性深度和精神高度获得所有时代的普遍认同时，杰作也就由此诞生。这种作品通常是一种全息式的文学，它是以“穷通变易”的宇宙观作为自己的哲学背景，又能在作品的每一条纹理里面都布满了时代生活的各种真实细节，在它们那里，对时代黑暗和苦难的直面和不撒谎是其基本特征。
　　而返观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它同样迫使着自己的作家对它发生兴趣，并要求他们深深地潜入其中、涵泳其中，品尝各种精神险情；其实，生活的底层性质、肉身的狂欢之舞，这个极度迷惘、思想迅速裂变的时代，已经为文学积存了最庞大无匹的精神能量，它的全面爆发是迟早的事情，这一切都确立了时代生活的独特性，自然也就为文学作品的题材提供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品质。留给作家去完成的就是精神上要求达到的某种高度，从而能够最迅猛有力地把握住了整个时代，对所有时代最优秀的精神作出了遥远的呼应。
　　读叔本华时，有句话曾经对我有过深深的触动，那话大意是这样的：在精神的探险中，谁能走得最远，与起点、智力甚至才华无关，唯一真正需要的品质是坚持。到了最后，每一步的坚持都可能会踏在前无古人、创造的灵境当中，因为此时，别的探险者都已止步，所以，他每走一步，都可以向世界宣布自己崭新的发现，但那种最后的坚持是那么的不易，其精神的坚韧和光照已经仿若是在闪电和火光之中行走了！那时，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英雄的诞生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也许，这种震撼人心的文学巨著已经在诞生了，我们需要的仅仅是静静的等待，等待尘埃落定，等待光华毕现，有句话说的好：“不是缺少优秀的歌唱，而是缺少优秀的倾听！”在伟大的作品完全降临之前，倾听，无疑是最好的姿势。我想，这不妨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个人对时代文学的某种期待吧！
　　
　　3、你常常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吗？你比较关注哪些作家，或者哪种文体的文学作品？
　　
　　答：我的阅读路径基本上是向古典延伸的，这种阅读算来应该是从我大学毕业开始，我那时候好象是突然悟得：将时间无谓地消耗在对时下五花八门的文学作品的阅读，而错过了已经时间淘洗过的无数文学精品是不明智的。我素来敬仰的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在读书方面的意见是：没有超过５０年的书不读。这一诫条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对当代文学的阅读量是极为可怜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当代的文学创作。也许恰好相反，对它的完美期待至今还是我阅读文学作品的基本动力之一，而且，对每一个仍在从事于严肃文学创作的坚持者，我一直怀有很高的敬意。我相信，文学，因为有了他们，才可能有未来。
　　同时，作为一个读书人，谁不渴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学盛世？由于我希望读到的是精品，可是很显然，在今天这样一个垃圾信息充斥的时代，想单纯地依靠自己的个人阅读去一一发现文学精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我对时下的畅销书、热门读物自然保有充分的警惕。于是，我对当下文学作品的阅读热情便只能来自于另外两种途径：
　　一是文学评奖。在一些优秀的民间文学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的前提下，这些文学奖项还是基本能够保证作品质量的。权威的如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国内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家如日本的大江、英国的奈保尔、中国的高行健等便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而在获奖之前的他们几乎很少能够直接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
　　二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信息量是最大的，尤其是一些优秀的批评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除了单纯的信息量以外，还能看到饱满的人文激情和崇高的精神指向，不仅看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还能看到飞扬的才华，在国内，年长的我最喜爱林贤治；年轻的我最偏爱谢有顺。有趣的是，他们都隐在南方。
　　至于你问到我对文体的关注，那么我怀疑自己更可能是文学阅读当中的野狐狸，因为我更感兴趣的是作家们留给我们的日记、信札、遗嘱、人生自传等，其根本原因是：比起文学，我更关心的是人，而作家们又几乎都是真正的人的典范，是人学的最好材料。
　　而能让我长久阅读并喜爱日笃的汉语作家基本上都已作古，尚活在人间的作家及其作品算来大概有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某些散文篇章、大陆作家张承志的小说、新加坡诗人陈瑞献的全部作品。
　　
　　4、在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屠格涅夫的《回忆录》里，在回忆《父与子》的创作过程时，他写道：“使我不安的是这个事实：我觉得到处都有的东西，在我们全部文学作品中却连一点迹象也看不见……”请问，你是否觉得在当代写作中也存在这个问题？能不能说说，你认为当代写作存在的弊病是什么、最应该克服的是什么？
　　
　　答：作为一个有着浓郁西欧情结的作家，我不知道屠格涅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文学作品中却连一点迹象也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是指什么，我倒宁愿希望这话是出自于列夫·托尔斯泰这个保守的斯拉夫主义者之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这“到处都有”如今却已“看不见”的东西很可能是指：长久的悠闲、淳朴的民心、乡野的诗意；这样，我就可以很快地回答：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除了托翁言及的以外，同时也丢失了每一个时代都应有的东西，它们是——崇高的心灵苦难、雄浑的历史沧桑以及气贯如虹的精神砥石。
　　但很显然，屠格涅夫所指的并非如此，这个现实主义的虔诚信徒，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更可能质疑的想必是：生活的某种真实为什么没有在文学中得以展现？难道文学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不是相等同的吗？象巴札罗夫身上的那种虚无主义意识难道是我幻想当中的幽灵吗？使屠格涅夫不安的极有可能是这类事实。如果事情正是这样，那么，我的回答是：在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不是缺少对虚无主义的描绘，而是虚无主义在文学当中的肆意弥漫！这种虚无主义不是来自于真实，而是来自于现实和对现实的幻想。
　　长久以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将“真实”庸俗化为可见、可触、可感的物质性存在。其实，相对于现实，真实更高，它在人类价值王国里有着至尊的席位，任何现实的喧嚣都不能动真实于分毫；而虚无主义却直接来自于现实、来自于精神生活的贫困，它是不真实的，但又是人们肉身狂欢现实的一种文学表达。而一切以真实为依据的歌唱，几乎都具有崇拜的性质，信仰便是这样从真实的内部自行涌出的，而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几乎都能达到对真实的某种确信，如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所以，我认为文学所宣告的应该是透过现实的皮相而达至真实的灵境，让信仰之光闪耀在思想的天宇，这也正是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够感动所有时代的原因。
　　这种虚无主义的精神情绪在文学当中的普遍存在正是我所认定的时代文学的主要弊病和必须加以克服的对象。但很显然，对现实人性的重新改造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克服只有从对一己的生活和生命展开深刻的反思开始，对自己的人格和精神进行无尽的探索和修炼，以克服虚无主义这杯精神的毒酒，让语言文字在作品当中的流淌变成人格和精神的自然延伸；然后对语言进行重新审视，完成从对语言的肆意践踏到对语言的深深敬畏，从而在量上节制，在质上提升，让语言在作品中的流淌具有史诗般的旋律和自然和谐的镇静。
　　而一些文学形式和语言的必要探索也是文学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不妨将既成的某些作品看成是形成文学沃土的一种必要准备、为巨著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语言肥料，在通往形式的途中，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努力，从而直抵创造的核心；而且，到了那个时候，命运可能还会象贼一样地溜了进来，过来寻找自己的合格使徒，并悄悄加手其中，让最伟大的人在人间诞生，然后闪电般地完成了最后的使命。
　　
　　5、作为一个出生于70年代的人，你如何看待这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的写作？
　　
　　答：说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时间并不敏感，我也从来不曾考虑过某个特定时代对我个人的意义，相反，我是将“一生等于永恒，一己等于无限”作为信念来持守的；席勒曾经说过：“在肉体意义上，我们应该是我们时代的公民，但在精神意义上，我们的责任和特权恰恰是摆脱民族及特定时代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切时代的同代人。”这也是我长久不悔时时恪守的精神警钟，它提醒着我生命的正确方向：必须趋向于宏大，而不能趋向于狭隘；必须往无限攀升，而不能屈就于死亡。
　　但一个人无法撤离自己的时代，就象他无法撤离自己的肉身一样，所以，当你将“时代和人”作为一个问题来问我时，我想我必须从信念当中迅速抽离，回到在某个特定时代以二、三十年的时间塑造出如何一个群体的问题上来。如果七十年代作家以已经崭露头角的如卫慧、棉棉等所谓的“美女作家”和宣称以“下半身写作”为口号的诗人群体为代表的话，那么，我的想法可能有些悲观，他们在文学领域里所做的我不会认为是一种建设，我宁愿把她们视为一群精神的颠覆者，是一群对“肉身狂欢”在文学中的身体力行者；她们剥去了人性的一切崇高，将其还原到了动物性的生存，这几乎是我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可悲倾向。
　　幸好在这些喧嚣的背后，另有更多在黑暗当中默默的坚守者，曾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优秀的精神火种，而我也确信这火种终将点亮整个广宇的星空。这一点确信是我在穿越了好几个民间思想部落后所深深意识到的，同时我还相信，在最短的几年内必然会出现一次崇高精神的纯正反拨和理想主义的伟大回归。确实，当代最有才华和秉赋的人中有相当一拨还处在精神的流亡之中。1996年的暑期，我曾在北方遇到一个异人，我还亲眼见到他将北京大学几位知名学者当场驳倒的精彩画面。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取胜，依靠的不是知识，而是信仰。而这位道行高深的思想者可能至今还隐藏在祖国大地的某个偏僻角落而不为人所知呢！
　　我引这么一个例子无非是为了说明，最优秀的思想成果很大程度是在黑暗和孤独中完成的，从与世隔绝的孤清里默默地积蓄能量到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这是个“由蛹化蝶”、由“潜龙在渊”到“飞龙在天”的过程。而过早的现身只会带来以后加倍的补偿。
　　应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次绝好的机会，都隐藏着一种伟大的可能，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也不例外，但要真正地走出一条天才之路，我想，必须要沉得住气，要给自己不断地加压，将自己视为人类的最后一个代表来珍视，树立最崇高的精神信仰，以接受生活和心灵的恒久磨难，从而在自己身上完成时代和心灵的双重激变，然后，一个优秀的剑客才会在江湖现身，才能激起最大的波澜。
　　
　　6、你怎样定位写作对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答：首先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生过将“写作”作为事业的念头，我更愿意将它看成是一种自然延伸、一种精神生命和人格理念的自然延伸和表达，所以，对于我来说，写作是生命的一种余事，它并不构成什么重大的意义。我也从来不想通过写作来达成什么，那些想借助文学来营造时势、想轰轰烈烈并一呼百应的人，我并不看好他们。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件寂寞的活儿、是戒骄戒躁、需要耐心和毅力的手艺，这样，弄得好的话，还能够打造出优美的灵魂呢。
　　我说写作是我生命的余事，所以它也自然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不因其是余事而可以忽视它，事实上，当灵感冲击着你时，一种文字的表达便成了神圣的律令。而且我还相信，写作也是人类实现与上帝平等的最好途径之一，因为写作是一种精神的劳作，它可以悄然抵达创造的核心；所以，通过它，人类还可以揭示出存在的更多奥秘。
　　我之所以不敢轻易将它定位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同时，也是由于我确信，一个成功作家诞生的不易。我有时候相信，写作是杜鹃泣血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离开与生活困厄的斗争就没有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孤独简直是他们的宿命，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劳动，确实毫无诗意可言。所以，我从来不敢以作家自视，我也奉劝每一位欲从事于写作的人多去想想司马迁、屈原和曹雪芹，想想伟大的作品是如何诞生的，然后再来问问自己的内心：必须从事于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