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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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垣曲一中“反党集团”揭秘
　　
　　 一九六二年山西省垣曲一中为了偏面追求升学率，提前三个月进行毕业考试，把七个毕业班350余名学生的成绩由高到低排队，重新编班。前五个班叫做“升学班”，后两个班称为“回乡班”。重新编班后因材施教：前五个班正常复习，后两个班则学习农村应用文、珠算和记帐。学校为“回乡班”编写的农村应用文教材中包括“祖宗牌位的写法”，“春联的写法”、“婚嫁喜联的写法”、“挽联、悼词、路条的写法”、“财神爷、灶王爷、土地爷神位的写法”，还有孩子夜哭怎样写“天皇皇地皇皇”等等。王心盘、樊重华等一部分老师在教师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学校领导就对他们施以高压。这些老师不服，尤其是王心盘老师竟然步行300华里到晋南专署所在地临汾，找到分管教育的副专员李辉控告。李副专员马上派人来垣曲查处。县教育局长李希孟来到一中了解情况后，决定坚决纠错，毕业班学生各回原班。一中副校长武治国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代表学校领导作了检讨。武副校长是个结巴子，又把“编”念成“biāi”,把“班”念成“bài”——垣曲人把女性生殖器就叫“bài”——检讨中“编班”这个词又特别多。他一会儿一个“biāi、biāi、biāi、biāi——bài唉”，一会儿一个“biāi、biāi、biāi、biāi—bài唉”，整个会场爆笑不断。
　　 按说老师们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学校领导对于失败、丢面子岂能善罢甘休！他们挥舞手中的权柄，另辟蹊径，着手报复：他们偷偷地搜集这些老师以及与其接近的学生们的所谓“罪状”，炮制了一个十八师生“反党集团”的黑材料，报送县教育局和公安局。县公安局如临大敌，立即派出干警到一中进行侦查。
　　 有一天晚饭后，我在樊重华老师兼做宿舍的办公室里看书复习，韩桂菊老师（女）找去，给我说“姚新民，车书记叫你到他那儿去一下。”
　　 我到团委书记车民政办公室。车说：“有人找你问些事，你跟我来。”他把我引到教导主任宁儒究办公室（宁不在），说：“你在这等一下。”他就走了。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戴大盖帽的人，问我：“听说——你和樊老师王老师关系不错？”
　　 我问：“哪个王老师？”
　　 大盖帽说：“就是教物理的王老师。”
　　 我说：“我不爱学物理，和王老师很少接触。樊老师教俄语，我一直是俄语课代表，和樊老师接触的多。”
　　 大盖帽说：“和这些老师接触中，你发现他们有哪些对社会不满的言论?”
　　我说：“他们都是教我们好好学习，没说过其他的。”
　　 大盖帽循循善诱道：“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很狡滑，很隐蔽。象前些时候，东塬上一个生产队，麦场里的麦秸集被人放火点着啦。我们去后，到这头看，那头的被点着啦，我们赶到那头，这头的又被点着啦。”
　　 我马上说：“樊老师他们还去点东塬上的麦秸集来？ 这我可不知道。”
　　 大盖帽说：“我们只是打个比方，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并不是说樊老师他们真的去点麦秸集。”
　　 “噢——”我表示恍然大悟。
　　 大盖帽说：“你太年轻，太单纯，容易上当受骗。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发现了反动言论要及时向领导报告。”
　　 我答应行，就叫我走了。
　　 大盖帽还讯问了不少师生，最后无果而作为悬案，对涉案人员长期监控。
　　我初中毕业后，听风传一中出了个“反党集团”。紧接着上级领导就对有关老师采取了遣散和降级使用的政策。樊重华老师（山西大学毕业）被调到城关高小教书，后来调回老家夏县，“文革”中因“反党集团”的所谓历史问题，受到批斗；王心盘老师被调到平陆农村教书，在“文革”中因“反党集团”问题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农村，直到1980年才得以平反；其他受牵连的老师也被陆续调离。从此垣曲一中的师资水平大降，教育质量锐减，元气大伤。
　　 一九六三年初，公安人员曾到二中向班主任王乾定了解我们这些“反党集团”成员有什么“新活动”。王老师就是这样知道的。要不，他一个三青团骨干分子，怎么能看到公安案卷？王老师如获至宝，企图以此来压服我，可不曾想“掏麻雀反而掏出蛇来”，他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政治身份叫我无意间知道了，我又告诉给了刘惠生，这要是传开来，了得！！！他说我参加过“反党集团”，但没有证据，而我说他是三青团分队长，却是铁证！所以，他必欲置我于死地，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事。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仍任垣曲一中党支部书记的宋振华为了整臭还留在一中任教的“反党集团”成员乔志成老师，就指示其亲信把他们一九六二年炮制的“反党集团”的材料抄成大字报张贴示众。原来很神秘，人们还以为真有什么“反党集团”呢，这时看了大字报，才恍然大悟：哈哈，原来就是个这！这哪里是“反党集团”？
　　 一九七一年“一打三反”运动时，垣曲县委在古城招待所（原一中初中部）办学习班，把一中炮制“反党集团”这一政治事件，当作迫害教师和学生的典型案件，予以追查。一中党支部书记宋振华和化学教师高倚和受到隔离审查。
　　 据高交待，六二年时学校领导指派他暗地里监视樊重华和李策勋二位老师（高的办公室兼宿舍在樊、李中间），高交出了监视记录本，上面记的全是：某月某日早饭（或午饭、或晚饭）后，学生某某某到樊（或李）家，樊（或李）问：“吃的什么饭？”某学生答：“米（或馍馍菜）淇。”凡看过“记录本”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这都是些什么玩艺呀！高老师也有苦衷，他何尝愿意干这等鸡偷狗盗的差事，但他在解放前是三青团骨干分子，历史不清，领导能分配给他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对他来说是受到了何等的信任啊！他受宠若惊，岂敢不从。
　　 同时查清，由于高有历史问题，公安局怕三青团骨干分子和“反党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就又秘密安排历史教师谭××暗中监视高倚和。——真格是部署严密，用心良苦啊！
　　 学习班的负责人是原县委书记潘文蔚和原一中党支部书记李万程。我当时在临汾西郭煤矿当医生，他们叫我写一个控诉材料，我写成后寄去。学习班嫌我写的不精练，他们修改后寄给我，我誊写后又寄回。后来得知是常小英代表我们这些受迫害的学生在批判你大会上发言。至此，所谓“反党集团”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然而，这个本来就子虚乌有的“反党集团”，毁了多少人的一生啊！昧着良心亲手制造了这一悲剧的宋振华、车民政们，你们就不感到亏良心吗？！为什么时至今日，连一句“对不起”的话，都没有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