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遭遇三青团（2）
　　
　　 在高一第二学期上到一半时，成金仓回家不上学了。在班里，成金仓的数学最好，我的语文拔尖。从高小到初中再到高中，我们俩是在一个被窝里拱过来的，是最要好的朋友。成金仓不上学了，王老师感到很可惜，他也知道我和成金仓最要好，就派我去叫成金仓。
　　 成金仓家在成家坡（白水村），要走五十里路，我就借我姨妹的自行车骑着去了。事情也真凑巧。路过王茅村时，遇到初中同学文艺瑞，在他家吃过饭走时，发现自行车轮胎的气不足了。文艺瑞领我去找气筒，就遇见了初中同学马超群的父亲（以下称“马父”）。
　　 马超群在初三时得了重病，住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没治好，死了。马超群住院期间，我经常到医院看望马超群，就这样认识了马父。马父拉着我非叫到他家里坐一坐。马母按照来人先做饭的习惯，忙着烧火做饭。
　　 我们这儿农村都是堂屋靠后墙放一张桌子，叫“爷婆桌”，桌后墙上贴一张写着祖宗牌位的红纸，叫“爷婆斋”。“爷婆桌”两边各放一把椅子供人坐。
　　 我和马父在桌子两边坐下。
　　 我当时才十七岁，和一个大人实在没有话说。我告诉马父我正在上高中，马父便问我：“你们学校有个教数学的老师叫王乾定，不知道你认识不?”
　　 我说：“咋不认识?就是我们班主任。”
　　 马父又问：“教得怎样?”
　　 我说：“不错。”
　　 马父说：“王乾定是我娃姨父哩。”
　　 我说：“噢——还是亲亲哩。”心里说，万幸万幸，我贵贱是没有说王老师的坏话！
　　 没有话说了，就沉默了一大会儿。沉默着显得很尴尬，没话就得找话说。
　　 马父就说：“王乾定他老人死得早，家里可穷啦。上学还是他哥哥供的哩。”
　　 我点着头，“噢噢”应承着。
　　 马父又说：“他现在是红旗老师啦啥的，现在不讲究了嘛，解放前他还不是三青团的区分队长。”
　　 我心里说，原来如此！嘴上却说：“没听说过。我们当学生的也不过问这些。”
　　 这时马母端上饭来。我刚在文艺瑞家吃过饭，实在不饿，让来让去我倒掉一半，吃了半碗。给车胎打足气，我就又骑车赶路。
　　 到药堰庄，别人告诉我，走小路很近，翻过北边岭就到了成家坡。没想刚下过雨，岭上的小路很湿，黄土泥粘在车轮上，把护轮瓦塞得死死的，车轮子一下也转不动。三四里的陡坡路都是我背着自行车走完的。
　　 这是我第二次来成金仓家。他家三口人：母亲，哥哥成金城和他。他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杳无音讯。全家务农，经济十分困难。他不上学了，我心里也很难受，但爱莫能助。我劝说他复学的语言显得十分地苍白无力，只不过是朋友尽心，走了走过程而已。所以我只能是无功而返。（第二年成金仓考取了运城农校，毕业后任教师，后任一个七年制学校的校长。七十年代中期患肝硬化去世。）
　　 我回到学校，把情况报告给王老师，王老师表示惋惜，却也无奈。
　　 在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我把马超群父亲说的王老师解放前是三青团区分队长的事，悄悄地给文虎生说了，并说：“这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可不能告诉别人。”
　　 文虎生是大曲庄人，大曲庄离我家南丁村在一条岭上，相距五里地，解放初大曲庄随南丁村，所以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玩耍。他哥也是党员，给我父亲称呼叔，经常在一块开会，两家关系也不错。后来上高小上初中，我都路过他家门口。逢星期放假一起回家，一起返校，初中毕业时还在一个班里呆过。因此我对他十分信任。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十分信任”上——文虎生当时正积极要求入团，他竟然把我给他说的话告密给了王老师，以此来表示他积极要求进步！王老师因此对我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要利用他班主任的权力置我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