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在全国“文艺学”前沿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胡杨林社区·闻中-个人文章

一
　　　　对刚才蔡贻象和吴玄两位教授的讲话，我想做一点回应。
　　　　蔡贻象教授刚才提及阿多尔诺的那句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时候，补充了一句：“不写诗也是野蛮的。”为这句话我愿意向蔡贻象教授表示敬意。
　　　　我们在谈论审美乌托邦和文学性以及文学本质的话题时，却对建构乌托邦本身都表示蔑视和怀疑，这几乎就成了我们这次聚会的自我讽刺了！而阿氏的的原话就是对某种诗意或优雅力量的蔑视和怀疑。他这话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无非是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老调在20世纪的重弹。他们认为文学非但不能达成哲学所追求的“真”，而且还会败坏人类坚强淳朴的意志。他们怀疑文学对人性边界不断拓展的意义，不相信柔软的力量，优雅的力量，不相信文学和诗歌对脆弱人性的的有效援助。
　　　　他们摆出一副哲人的脸孔，又充满哲人的偏见。那么，试问：“不让诗人写诗，那想让这些诗性人物做什么？什么事会比他们原有的行为更富有意义？”让巴尔扎克当他的印刷厂老板？让卡夫卡全心做他的保险公司的雇员？让契诃夫乖乖做个称职的医生？而让沈从文继续当土匪，继续流浪？很显然，不让他们写诗才是野蛮的！
　　　　
　　　　是的，陈剑澜先生刚才所补充的“纳粹们是可以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的声音中展开屠杀的”，这些话语背景是对阿氏原话有力的辩护，很有挑战性。的确，这些纳粹士兵的文艺修养很高，而再高的文艺修养也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暴行。但从中是否可以推出“诗人们，别写诗了！写诗是无益于人性的改善的”呢？我看非也！剑澜先生这段话的意义，我想只能是做为一种善意的提醒——提醒我们在捍卫文学艺术的时候，要多多重视特定背景和现实境遇所强加给你的，也要警惕伟大的审美理想对日常的侵占和潜在的危险性。但也仅此而已。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一个恶人在经过审美熏陶和教育以后，仍然继续作恶，就像一个纳粹在《欢乐颂》的无比欢畅庄严的音乐中杀人，并不能怪罪于审美，这个责任不能由艺术来承担。因为这里已经涉入了复杂的人性领域，要知道，有时候，文艺并不总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审美教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道德问题）。面对嗜血的猛兽，第九交响乐是无用的。何况人与人的距离，很多时候比人与兽的距离还要遥远。文艺对人性的改善是一定的，但即使出现失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倒在奇怪这种逻辑：有些人一边在鼓吹文学的纯粹性和非承担性，一边又对它的审美教育充满迷信！
　　　　
　　　　所以，说到底，阿多尔诺所持的是一种悲观主义论调，他对文明甚至人性的前途是悲观的，这种激烈的态度，只能在狭隘的道德义愤中得到我们的理解。
　　　　我想引用自己在前段时日所写的一段话来呼应一下蔡教授：
　　　　“其实，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大难之后，在面对人性的废墟一片荒寒景象时，只有诗歌创造的繁荣才真正有助于人类精神之城的重建和文化信念的崛起，这种创造是重新寻找自信的途径。
　　　　反之，如果漠视诗歌写作和人性的重建，却只能是一种放弃，而不是一种建设，才是软弱的悲观主义者所为，是弱者的示弱之举。
　　　　因为诗歌是文化的核心部位，只有诗的繁荣，才能证明人类强大的创造力，从而有效地恢复自信，诗歌直接诞生于心灵，也必将影响着心灵，通过它的创造和阅读，可以使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富有爱心，更加柔软和滋润，也只有这种精神的渗入才能真正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那句话应该反过来讲更合理，那就是：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是在恶面前一无所为的悲观主义态度和卑躬屈膝的弱者行径。’”
　　　　
　　　　二
　　　　吴玄教授刚才一再申明文学不承担人文关怀的任务，不承担人类正面的理想。（“既不纯属乌托邦，也不反对乌托邦”；文学的性质呢？“既不是本质主义，也不是反本质主义，而是理性所不能概括的。”）
　　　　很抱歉，我对这话感觉很迷惑，我想请教吴教授的是，那么，文学它到底承担什么呢？我知道，其实你的意思很清楚，文学它什么也不承担，它只关心它的艺术性和单纯的美学品质！
　　　　我想，在唯美主义思潮之后，现在如果还有人轻易地把美与善割裂开来，已经不是时髦而是庸俗了。善出自于理性的意志，美出自于感性的情趣，而感性与理性都来自于人心，而人心如何分割？一切来自于人心的，必将由人来承担。人类群体的善和群体的恶，人类群体的美和群体的丑，都将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无可推诿。
　　　　当然，把善与美结合起来不是在突出文学教化意义，而是为了提醒一个作家应该持有的某种精神立场或人性立场；同时还在提醒，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我的确信是：只要是真正艺术的，它也必将是道德的。除非是伪艺术，才没有道德意义。
　　　　所以，文学必然会有所承担，而它的承担方式却是多元的，这种方式来自于作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基本信念。最低能的文学产品是完全无视艺术，来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这样的人，适合当传教士，而不是作家！
　　　　
　　　　三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可以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得以澄清。
　　　　文艺的起源是得益于人类的两次重要的解放：第一次解放是人从树上来到地下，解放了双手。从爬行动物变为直立行走的人，当所有的动物还在低头觅食的时候，人类已经仰首苍天了，这意味着人类已经从动物界中获得解放，它赢得了第一层自由，只是艺术还没有诞生；第二次解放是指人的大脑从纯实用中获得了超越，解放了精神，意味着人类已经由本能界迈入了目的界，可以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本来，就实用交流而言，声音和呼喊足矣，而人类却唱起了歌，这就是对实用的重大超越，纯粹的艺术由此诞生。后一次解放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它体现了人性，赢得了自由，从此岸的泥泞走向了彼岸的天空。
　　　　而只有这种非实用的艺术才能告知我们更多的人性秘密。
　　　　文学以它独特的思维，突破了狭隘的理性和纯粹的现实，为我们赢取了另外一个世界，同时赢回来的还有：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告诉了我们，人，不是自然简单的受动物，而是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强大的创造意志的族群。
　　　　而这两次解放其实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人类精神努力的方向，即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从纯实用中解放出尽可能多的自由来。必须有更多的歌声和诗篇来缔造这种可能。这我想，也是我们今日所谈的审美乌托邦的魅力之所在。
　　　　而阿多尔诺的这种态度恰恰是与人类的整体精神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的。
　　　　
　　　　但我认为，仅此还不能为文学赢回尊严，我们还必须把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区别开来。
　　　　要解决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其实早有现成答案，那就是宋人周敦颐在《通书》中所提出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我重提这一传统是为了表达这么一种理念：文学如果不能载道，或者不去载道，文学必不能获得艺术的独立性，从而赢取尊严。
　　　　“文以载道”中的“文”其实就是我们今日所言的的艺术性，或者说纯粹的艺术性，实形式美学的落脚点。只有把形式之“文”与精神之“道”联系在一起，文学才拥有自身的尊严和面颜。因为，单单从形式上，文学显然没有办法与其他艺术门类诸如雕塑，绘画，音乐等一较高下。于是，必须以形式为因，以形式为道路，以企抵达大道的境界。这样，从“文”到“道”的过程中，就在文学内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空间——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地涌出意义的空间，从而文字出现了速度和力量，它们与形式、时间等一同构成了美学上的秘密。当哲学家还在形而上学的门槛前徘徊不已的时侯，诗人已经在那儿迅速领取了自由出入的证件。
　　　　为什么要载道呢？不仅是美学上的原因，更是人性的原因。因为人是弱的，人从树上下来，就是为了更好地结盟，更好地援助，共同抵御一切敌人——既包括外在的，更包括内在的敌人！
　　　　亚里斯多德说：“孤独的不是神，就是兽。”确实，只要足够强大，必不会被孤独所伤。无论是神还是兽，他们都是强者，足可自卫，可以孤独。但人类很弱，用帕斯卡儿的话说，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所以，人类要结盟，要互相援助。
　　　　
　　　　这种援助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物质上的援助，比如一个农民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地果腹而耕作，一个织工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御寒而劳动等，其实，人类的分工，许多制度与法律就是为了保证这些援助的顺畅。
　　　　二是精神援助，写作就是归属于这种类型。人们通过文字的传播和阅读，鼓舞了意志，获取了智慧，赢得了勇气和自由，从而增强了生存的能力和信念，这才是文学的正途，而不能让它成为流播邪恶的通途。所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文字品质好坏的标准就是：你通过对它的阅读，是增强了信念，还是败坏了信念？是有了勇气，还是丧失了勇气？是让变得更加冷漠，还是让你拥有更多的同情和悲悯？我想，这应该是个基本尺度，也许它很内在，也很隐蔽，但这尺度却是必需的。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大师，比如托尔斯泰，陀斯托也夫斯基等人为什么会赢得我们普遍而又持久的敬仰，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决不会沉溺于艺术的幻觉中，而遗弃了道义的承担，象陀氏，即便是写恶，也是保持了清醒的人性立场，提供重要的精神出路，而不是写者本人也被恶的洪流卷走，甚至陷于纵恶的快感之中。这正是陀氏小说复调性质的意义。
　　　　而托翁更是一个极端，甚至在他晚年还悔其少作——否定自己早年创作的许多“艺术性”很强的作品。而晚期创作的《复活》就是一个“文以载道”的典型作品。他经常无视文学的艺术规律，强行打破情节的完整性而插入大段大段的议论和独白，来表达着他的生命理念。有人会说，这些都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追问的却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创造才能的杰出作家，他为什么要不顾自己熟谙的美学规则，而狂热地表达着与艺术无关，或者说超越艺术的东西？
　　　　很显然，他必定是面对着某个比单纯的形式艺术更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他在考虑更加本质的文学命题，而不让自己轻易被艺术之神所俘虏，从而象神灵附体般地陷入了迷狂。相反，他保持了艺术良知的高度警觉。
　　　　当然，这些文学现象如果用单纯的“道德承担”来概括已经过于表面化了，文学源于人类的心灵，来源于互相援助的精神，它其实是包容性的，即包容了真善美，而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真善美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无可分割。
　　　　于是，我想起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提出的文学三元论，即真的未必善，善的未必美，美的未必真，它们是三个互相错位的圆。结果，这观点遭到他的嫡传弟子谢有顺的批判：这三个圆的确可能错位，但这三个错位的圆的三个圆心，又重新构成一个新的圆，它就是真善美三元重合的那一部分。这个圆就是人类价值王国的终极鹄的，我想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审美乌托邦吧！
　　　　神学家蒂利希的有段话说得好：
　　　　“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在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
　　　　很显然，乌托邦绝不仅仅是个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