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 酒 记
　　
　　 作者／姚新民
　　
　　 本是输液，却输上了高度烧酒，你听说过吗?我却亲身经历了一次。
　　 那是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我在临汾地区西郭煤矿职工医院当医生。职工医院只有七个工作人员，这七个工作人员是：刘院长；陈副院长兼司药；梁医生兼司药；郭医生、吴医生和我；一个小姑娘学做护士。在这小医院，我们既是医生又是护士。医院也只有四间房子，东边两间一个门，里边再隔开，一间是诊疗室，一间是注射室兼值班医生休息室；西边一间是药房；中间一间是郭医生和吴医生的宿舍。其他工作人员都分散住宿。
　　 大约在一九七二年七、八月份的一天下午七点来钟，理发员刘保孩急急忙忙把其妻子（以下就称“刘妻”）背来医院，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快，快，快救救我老婆，我老婆喝毒药啦。”刘妻面色炸白，口流白沫，深度昏迷，不省人事。 这个星期是我值班，郭医生就在隔壁，马上也来了；又派人叫来了梁医生。经询问得知：刘妻不知听谁说她和别的男人搞男女关系，她觉得没脸见人，就吞食了四、五十片“敌百虫”。服毒后还想见上丈夫一面，就站在门前等刘保孩回来。等了一会儿不见回来，就给孩子说：“妈喝毒药了，快去叫你爸回来。”刘保孩带的是临时家属，在离厂部二里来地的山坡上打了一孔土窑居住。刘保孩在半路碰上孩子，窜着上坡到家。到家时妻子还不太昏迷，告诉他是把瓶子里的敌百虫全喝了。刘保孩要背她去医院，她手舞脚弹不让背，不让人救她。刘保孩拼命把她拉的背到脊背上时，她口流白沫，身子也软了。弄清了是有机磷中毒，我们几个医生立即给她不停地肌肉注射阿托品，静脉滴注葡萄糖、解磷定等药。经过四、五天的抢救，刘妻痊愈可以出院了，我们几个医生这才松了一口气。刘保孩很感激，一边给我们让着烟，一边说：“这几天你们辛苦了，晚上我请客，咱们喝酒。”我们都说不用不用。
　　 谁知却出了意想不到的大事。这完全是由梁医生的好心引起的。
　　 刘妻有一米五五的个头，很瘦，体重不过八十斤。经过这么一折腾，身体就更加虚弱。梁医生就说：“给她再输点液，补充点营养吧。她住得那么远，还要上坡，出院后谁还给她到家里输液去?”我觉得梁医生想得很周到，就开了几大瓶10％的萄葡糖、几盒50％的萄葡糖和一些维生素，给刘妻开始输液。虽然是我值班，但我还有到大食堂吃饭的时候。再说，值班主要是值夜班，白天其他人上班了，我就可以随便一点。中午吃过饭后，刘保孩一个人在守着输液。这么长时间守病人，白天黑夜的熬，刘保孩已经很累，就睡着了。醒来一看，输液瓶里的液体眼看就没了，就急忙就近叫来郭医生。郭医生一边用控制器夹紧输液橡皮管，一边教刘保孩快拿液体来。刘保孩就快速拿来一瓶葡萄糖液体。郭医生接过来打开橡皮塞子，配进50％糖和维生素，把输液瓶换上，继续输液。懂行的也许会问：葡萄糖液体瓶上的铝盖是怎么取掉的?问题正是出在这里！后来在闲暇议论这件事的时候，郭医生说：“咱们都是用门挤瓶盖子，这些天保孩也帮着咱们挤。我当时还以为是刘保孩早就挤掉，准备好了呢。咱们医生常天不离酒精，对酒的味道已经不敏感了。再说，谁能想到保孩能把酒和葡萄糖放在一起，又恰恰拿错啦。”
　　 我吃过饭去看时，液体已换上了，但不时地停滴，过不一会儿就要把输液管子折起来挤一挤。挤过几次后就正常了。刘妻说：“姚新民害我哩，给我输上酒啦。”我很生气，就到药房里给梁医生说：“这种人，咱辛辛苦苦 ，没白天没黑夜地抢救了这么多天，还说我害她，给她输上酒啦！”梁 医生安慰说：“她喝了那么多敌百虫，脑子受剌激啦，胡说哩，不要和她一样。”刘保孩知道我生气了，也急忙来给我说好话。我虽然生气，但绝不会和一个病人去计较；我和她无冤无仇，谁也不会相信我会害她而给她输酒的。我没有给她输酒，我心里当然很坦然。
　　 下午快下班时，我正在宿舍里和几个“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闲聊，刘保孩去叫我，说他老婆昏迷，叫不醒。我以为是他请客的酒菜已准备好，其他医生都到齐了，来叫我；当着那么多人不好说，撒了个谎。我连听诊器都没带，就跟上他去了。到诊疗室一看，我大为吃惊，刘妻真的昏迷了，而且是深昏迷。我立即把郭医生叫来。量血压，测体温 ，听心音，都正常；看瞳孔，瞳孔散大，对光反射不灵敏 ；面部和体表潮红。因为有机磷中毒是瞳孔缩小，而不是散大，所以可以排除有机磷中毒复发。为什么昏迷，为什么瞳孔散大，我和郭医生分析来分析去，无法下诊断。郭医生说：“人都成这样了，把剩下的这点液体拔掉吧。”我立即把针头拔掉。那时候葡萄糖瓶子特紧张，谁见了都拿。郭医生怕别人拿走，就把这还有五十毫升左右液体的瓶子收拾了起来。郭医生问我：“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反问他：“你年纪大，经验多，你说怎么办?”郭医生说：“找领导。”我同意。我深深佩服郭医生的谨慎和精明。六八年离校时，老师 们都一再叮嘱：“你们将要从事的治病救人的事业，是光荣的，是受广大群众爱戴的。但风险极大，人们常说‘医生是一脚在医院，一脚在法院’。一不谨慎 ，就会被患者或其家属把你推上被告席，甚至毁了你的一生。千万千万要记住：遇到危重病人时，当患者家属苦苦哀求‘活马权当死马医’时，不要急于用药，要先请科室领导或者当地领导到场，说明患者有可能死亡的严重性，征得患者家属和领导的同意后，再着手治疗。以防患者死亡，家属反咬一口，自己有口难辩。”我怎么到关键时刻竟把老师的谆谆教导忘得一干二净了呢！多亏郭医生有经验啊。
　　 当时刘院长出差，陈副院长住在村里，要走一里来地。我就找人到厂部广播室广播，叫陈医生、梁医生马上到医院！梁医生住得近，先到，看了一下病人的样子就说：“还是书上说的对，有机磷中毒不过十五 天，不能算过了危险期。”我就给他说了我和郭医生检查的情况，他看了看病人 的瞳孔后，他也拿不准了。这时病人的痰多起来，喉咙里呼噜呼噜直响。我们就用吸痰器给病人抽痰。陈医生来时，吴医生也来了。吴医生向来自以为是医院里的权威，很看不起其他医生，别人接诊的病人，他从不插手。他一进来先用鼻子“哼 哼”了两声，接着说：“有机磷中毒就不能输那么多液体，一定是输液输成了肺水肿。”我说：“你听听，肺部有没有湿罗音?”他悻悻地出去了。刘保孩是晋东南高平人，他的老乡挤满了一屋子。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我们几个医生研究后决定：一、立即打电话叫地区医院专家来抢救；二、立即派车到“小钢联”拉氧气；三、继续抽痰，在明确诊断前停止用药。
　　 距“小钢联”才五里地，很快就拉来了氧气瓶。离临汾城七十华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地区医院的专家司马医生到来。他用听诊器听了听刘妻的肺部说：“肺部遍布湿罗音，肺水肿，快给氧！”吴医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他接声说：“这不就对了。我说是肺水肿，你们还不信。你们再输液吧，看不把人输死！”我说：“我们怎么就听不到湿罗音?”司马医生说：“你再听听。”我又听，只能听见痰鸣音，根本没有湿罗音。但我也不便再说，既然地区医院的专家来了，那就由他来治疗吧。给氧时又发现少了观察给氧量的设备。就是一个密封的玻璃瓶子，装多半瓶子水，瓶盖上扎进两个粗针头，一个长的插进水里连接氧气袋，一个短的在水面上方连着通往病人鼻孔的管子，通过氧气过水时的气泡多少观察供氧量。大家都在想办法。忽然有人说：“葡萄糖瓶子不就是密封的吗?”大家都说：“对对对。”郭医生就拿出刚才输液的瓶子，拔出橡皮塞子，把输剩的液体倒了出来。“酒！”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郭医生额头上的汗“吱吱”地冒了出来，但他不露声色地迅速擦掉。陈医生厉声问道：“谁拿来的酒?”刘保孩象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低着头轻声回答 ：“我打的酒。”陈医生问：“用啥瓶子打的酒?”刘保孩说：“用葡萄糖瓶子。”陈医生问：“把酒放哪啦?”刘保孩抬起头，用手指着放有几个还没打开铝盖的葡萄糖瓶子的地方，说：“就和那葡萄糖放一块啦。”陈医生问：“哪一瓶是?”刘保孩勾下头回答：“不见啦。”陈医生怒气冲冲地说：“给你老婆输上啦！你们这些‘圪嘈嘈’，病人都成这个样子啦，你们还有心情喝酒！”刘保孩感到冤屈，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忍着不吭声。（过去的晋东南人爱吃小米，他们经常说“三天不吃小米饭，肚子里就圪嘈圪嘈的”，人们就把晋东南人叫做“圪嘈嘈”。）司马医生马上说：“这是典型的酒精中毒！快大量输液，促进排尿，把酒精排出来。”这时，吴医生又不见了。这一夜，我和郭医生轮流值班，但郭医生一下没睡着。事后，刘保孩对我说：“郭医生换上液体后，我见瓶子里有细小的东西往瓶口沉，我还想这瓶液体咋那么不干净，可我没敢说。一开始输输就停，大概就是那东西把针头堵啦。”我说：“你差一点要了你老婆的命，也把我们害苦啦。你说，你干的这叫啥事儿吗?”
　　 第二天刘妻就不昏迷了，很快就出院回家。
　　 郭医生解放前是阎锡山部队的少校军医。七一年“一打三反”运动时郭医生是重点批斗对象，在多次厂部机关大会上，都是“一打三反”办公室领导大喊一声：“把郭××押进来！”两个积极分子扭着郭医生的胳膊按着头，从另一个地方快步押进会场。领导又厉声命令：“郭××，交待你的罪行！必须老老实实，否则死路一条！”郭医生就弯下腰，低着头，象背书似的说：“我叫郭××，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我是帝修反的应声虫，我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每次开头都是这几句话，已经背得十分流利。郭医生平日特别谨慎，工人们都说，郭医生开的药放心吃，治不好病也坏不了事。可这一次却惹下大祸了。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为郭医生捏着一把汗。但还好，那时候没人追究，也就没有事。
　　 刘妻出院后，梁医生和我闲聊时说：“总结对刘保孩老婆的抢救治疗，基本经验有两条：第一条是，一个八十来斤重的人，一次喝四、五十片敌百虫，能抢救得过来，死不了；第二条是，一个八十来斤重的人，一次输进一斤白酒，能抢救过来，死不了。”
　　 这就是输酒的故事。前边说过，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写于二00三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