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苦难中诞生的明珠·胡杨林社区·闻中-个人文章

我们现在要追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时期那些辉煌的年代,想象那个产生那么多思想巨子的社会的生活,无疑是很困难的。但那的确是段群星璀璨的岁月，它似乎是那般遥远，可却又那般地贴近我们的灵魂，贴近我们人类永恒的精神王国。伏尔泰的嘻笑怒骂、狄德罗的大逆不道、孟德斯鸠的谨严宽厚，无不一再地唤醒着后世的人们渐趋沉寂的心灵，其中，尤其是那个忧郁而又敏捷、高傲而又腼腆的极度感伤的卢梭经常性地震撼着我，这种感觉，是在我第一次读他的晚年巨著《忏悔录》开始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正是在我高考的前夕，我那颗幼稚的心灵是在长达两个星期的颤抖中结束了我的阅读的；一晃眼，将近十年的光阴过去了，而我仍然无法忘记当年那一刹那灵光的闪现，它象一道闪电一般劈开了蒙昧的自我；因为正是从这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才使得我第一回真正地关注起人类个体自身的生存方式来，即我是从卢梭才开始走上了精神自省的道路的。从此我与卢梭也就有了双重关系，一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二是大师与弟子的关系。
　　
　　卢梭晚年是带着满腔揪心的悔恨写出这部自传的，处于敌手的诬蔑中伤、政府的四处迫害、友人的反目成仇的悲惨状况中的卢梭之所以写这部自传，无非是为了证明自身的清白、防卫自己的名誉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但因了他那惊人的反省和解剖能力，将一个“精神赤裸”的卢梭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上帝面前，从而也就为后人树立了一座高不可及的思想丰碑：
　　“我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整部长长的《忏悔录》就是以这种激越、沉郁、悲怆的语调贯穿始终的。
　　
　　这部作品在整个人类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列夫·托尔斯泰在青年时代读了以后就自称是卢梭的信徒，而且一直到晚年还把它列为对自己终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五部作品之一；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早期的杰出代表康德就曾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言道：“是卢梭第一次震撼了我，使我改变了整个人生观。”卢梭---这位普通瑞士钟表匠的儿子、法国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凭着独立自学和努力奋斗走到了欧洲文化的颠峰，凭着心灵的力量战胜了整个时代的人物，已经成了人类史上震烁古今的光辉的人的典范。他死后不过十来年，在他理论的指引下，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顺利的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直至今日，这部作品流露出的对完美人性和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尚不间断地激励着后人，无数理想主义者仍能从《忏悔录》中汲取心灵的智慧，从而顶着那盏梦的光环奋勇前行。处在孤独和困厄中的人们无法不被它所打动。
　　
　　闭上眼睛，怀想着二百多年前的卢梭在巨大的人生苦难之中，最终抹去了脆弱和伤感的个性而拥有了对整个社会进行宣战的勇气，我禁不住一阵感动。十九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卡莱尔曾在他的著名演讲《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将卢梭列为人类史上少数的几位“文人英雄”之一，虽然他认为这类英雄身上发放的光芒，只是折射光源，而不是光源本身；但做为我个人，却由于他的这部《忏悔录》对我的思想影响重大，而将获得我一生的敬意和喜爱。

为了对卢梭增加了解，附加一帖子如下：
　　
　　文人英雄的光芒/闻中
　　
　　卢梭骨子里是个懦弱、羞怯而且没有顽强意志力的人，他惯于过懒散闲逛的平庸生活；在37岁以前他只能算一个寒酸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流浪文人，偶而到贵族沙龙里混口饭吃时，却又满心愧疚。低层百姓与生俱来的自尊和自卑情绪在抽打着他，但在他身上却有着一种使他区别于普通凡人的特点，即具有惊人的内省能力和超常的现实体悟精神。
　　
　　《论科学和艺术》使他轰动巴黎，一举成名似乎有些偶然，当年第戎学院的那则征文消息真的宛若上帝的光芒一样刺穿了他，那时正在散步的他马上呼吸闭塞，兴奋到极点，他倒在大路旁边的一棵树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度过了半小时，起来时全身已被泪水湿透。“从此”，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我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确，此后的他真的象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才华横溢，单枪匹马地向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专制和教士阶层宣战，并且颇有成效，死后不过10来年，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化思想都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左派领袖们所实现，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留有他的思想印记。毫无疑问，在后人眼里，他的天才的突然神奇般地涌现，与公元初期圣保罗在传道生涯的开端被雷电击倒一样，都像是负有上帝的救世使命一般，以致于在此后的人生中历尽艰辛；自然，卓绝的人世磨难也更加强化了他的思想个性。
　　
　　与华伦夫人有始无终的关系总让后人有些怅惘，虽然在半个世纪之后卢梭还在念念不忘已死去多年的华伦夫人，并且用一生当中最后一点笔墨来记念这位对他有重大影响的女性，记得歌德在《浮士德》的尾句是“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华伦夫人正是这样一位使者，但在自小失去母爱的青年卢梭的眼中，华伦夫人却扮演着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华伦夫人轻浮的个性也注定了两人的离异，当她挥霍完自己的资产、年老色衰无人过问之后终于在寂寞中弃世。而那时卢梭正处在灾难重重颠沛流离的流亡途中。
　　
　　卢梭一生当中重大的思想在他的成名作《论科学和艺术》中已初见端倪。这部作品对科学和文化的批判思想之所以具有惊世骇俗的效果，显然与当时弥漫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关，从孟德斯鸠开始，一直到伏尔泰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的法国启蒙主义战将们无一不是理性主义的信徒，而人们只有在卢梭身上才看到另外一个关于情感、自然和纯朴的世界，而且卢梭那激越的语调，犀利的笔锋和华丽的文采即便是我们今天去读它，仍会感到血脉贲张、神采飞扬，无怪乎这本小书在当年国家级征文中一举夺冠。但我估计同样的文章在当时的英国难具这等效应，因为这股反对科学和文化的思想腔调在当时英国的经验主义和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思想中很容易会被淹没。如果我们从欧洲思想史来看，马上会发现卢梭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屡见不鲜，象柏拉图的“理想国”便拒绝诗人入内（其实卢梭的这些思想直接渊源于古希腊，他的社会理想便是以古希腊的城邦国斯巴达为模本的，尤其是斯巴达王国所崇尚的纯朴、勇武的精神和对纤巧华丽的纯知识文化的厌弃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他）；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也是持类似观点，而且这条线可以拉的很长，在卢梭之后，如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印度的甘地、泰戈尔等都可归入这一行列，我们可以把他们都唤作“文化保守主义者”，有趣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常常是孪生兄弟。他们都有一股不约而同的复古主义倾向，使得在政治理想上又都带有浓郁的社会乌托邦气质。总之，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关于过去的理想王国；与大自然（或上帝）默契相融；对世俗文化和功利思想又强力拒斥。
　　
　　奇怪的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这类激进的政论著作并未给他带来任何灾祸，倒是他一生当中写过的最美丽、最纯洁和最仁慈宽容的教育著作《爱弥儿》却使得当时“无神论的狂热者”和“迷信盲从的狂热者”组成了反对他的联盟。这部书无疑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它至少影响了三个伟人：德国的康德、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瑞士的裴斯泰洛齐。康德因读《爱弥儿》而打破了他终生恪守的作息规律已被引为欧洲哲学史上耐人寻味的美谈，而后这位千年难得一遇的哲人的人生观从此得到重大改变；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放弃文艺创作编起了儿童《识字课本》，据说跟《爱弥儿》的思想影响有很大关系，而他自己也的确把这部作品列为巨大影响自己一生的五部作品之一；瑞士伟大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便直接取之于卢梭的《爱弥儿》，与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一样，裴氏在瑞士乡村所进行的多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和尝试，我们可以看出卢梭这位具有浓厚乌托邦气质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现实可操作性。总之，《爱弥儿》是卢梭一生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可后世的人们显然忽视了它的价值。
　　
　　言情小说《新爱洛伊斯》中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和宁静优美的自然风光不知曾打动了多少巴黎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这书也成了她们闲暇生活的日课，还赚取了她们大量的泪水。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三角恋故事，它的情节简单，之所以能够猎获了无数的心灵，我想这只能解释为卢梭捏着一根神奇的魔笔：道德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诗意结合——从而汇成一个美的世界，但它的建筑靠得是卢梭那超凡入圣的抒情风格。因而朱莉——圣普乐——克莱尔这三者所构成的也不再仅仅是一般世俗的情爱故事，而成了卢梭关于完美人性所能达到最高境界的理想表达，所以我们也可理解为这是卢梭同时期孕育的道德乌托邦中人性理想的注脚。至于书中大量的关于大自然的鸟语花香和青葱绿意的描写也直接打破了欧洲古典主义生硬死板的创作原则，由此在欧洲文学史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让后人充满无尽遐想的文学运动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有人便这般认为：“要是没有了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而实际影响更远超乎于此，如丹麦大评论家勃兰克斯所说，整整一个时代都受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另一本便是《新爱洛伊斯》。总之，卢梭的这部以优美的无与伦比的散文诗般的风格见长的作品与他的另外一部以憾人心魄的心灵剖白为特色的自传性作品《忏悔录》已成了人类文学史上的经典巨制。
　　
　　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母体当中经常孕育出一些文化怪胎，卢梭那极为靠近东方文化的泛神论思想便属于此，这种思想最集中地表现在他晚年的最后一部未完的诗化散文集《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这本小书，我们既便不把它抬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它也足能凭着自身发放的光耀照亮无数在世俗社会当中卑污的灵魂。它跟美国哲人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样，讲述的都是一个孤独隐居者与大自然对话的故事，而同时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个自然之子宣示的人类梦寐以求的心灵高度。这类与大自然相融无间息息相通的和谐画面在西方文化史上不管怎么说都是孤标稀奇的文本，所以我们说，象卢梭的时代孤独绝不仅仅是个性方面的原因，更应该是思想上的原因，而他们的存在也足可为我们后人关于东西方文化对话而找到最佳切入点。
　　
　　在18世纪的法国，卢梭是由最底层的平民凭着自学和奋斗走到欧洲文化的颠峰、凭着心灵的力量战胜整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前半生默默无闻，后半生震烁古今；他的《社会契约论》被罗伯斯庇尔当成“圣经”来阅读，他的《忏悔录》在青年托尔斯泰看来无异于晴天霹雳，甚至他的并不出名的《论语言的起源》也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界巨擘德里达的名著《论书写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卢梭的这类著作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但有意思的是他终生都在坚持和迷恋着的却是音乐艺术，而且，以抄乐谱来谋生可以说是他相对固定的职业，而事实上正如罗曼罗兰所讲的：“他不过是个刚刚及格的作曲家，没有什么发明，甚至训练也很差。”
　　
　　彗星是宇宙太空里面的一种特殊天体，它百年难得一遇，但如果出现了，耀眼的光芒可以把永生永世沉默如斯的宇宙太空照亮相当一部分。而卢梭便是历史星空里面的这样一颗特出的彗星。正因如此，十九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卡莱尔曾在他的著名演讲《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将卢梭列为人类史上少数的几位“文人英雄”之一。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