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大山人诞辰三百八十周年·之六
　　
　　八大山人与宋荦
　　
　　
　　八大山人与宋荦，一位是“名满天下”的著名画家，而另一位则是时任江西巡抚的清廷大员。两人之间，同居一城，而书画又都是二人共同的嗜好和热衷的事情。特别是自研究界在八大山人于康熙二十九年庚午65岁时所绘的一幅《孔雀图》(图一)中，考证出这是八大山人借《孔雀图》在讽刺宋荦后，八大山人与清朝官员之间的关系便更加被渲染成似若冰炭，水火不容了。八大山人与宋荦是否有交以及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亦从此再没有任何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由于《孔雀图》在存在，从此便有了一种：因为八大山人是明皇孙，所以八大山人就应当是对清廷大臣视若仇敌的观点，并由此引伸出八大山人对满清王朝自始至终的仇恨和势不两立的观点，便一直在理论界畅行不止。然而，这一观点与史实并不相符，八大山人在晚年与许多清廷官员都有交往，有的甚至情感不一般。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八大山人与宋荦相交的这种关系，是一种普通现象呢，还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这必须依据事实来说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检验出以上这些学者们的观点是否站得脚，也只有这样，才能考证出，八大山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与清廷官宦往来史实的历史背景和心背景，考察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复杂、多变以及不乏存在某种友谊和真诚的可能。当然，亦即有及至这一关系由交往到破裂的存在。为此，将搜集到的有关八大山人和宋荦二人的相关史料作一公布和分析，并论其一二。
　　
　　一、 两则八大山人与宋荦有关联的文献记载
　　
　　1、在宋荦所著的《西陂类稿•卷二十八•跋徐巨源友评》一文中，有一段宋荦曾从八大山人的侄子朱容重处求得当时南昌名人徐世溥《友评》一卷刻之的记载。其文曰：“余到南州三载，求徐巨源文翰甚渴，……兹又从朱子庄得巨源《友评》一卷，手书六百八大十九字”。
　　朱容重，字子庄，是八大山人还俗后倚赖的本家侄儿。亦即邵长衡在其《八大山人》中所说到的，八大山人自临川“走还会城，独身猖佯市肆间……，人莫识也，其侄某识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也是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将叔侄二合撰成《八大山人（朱重容附）》的原因。有关朱容重收留八大山人的记载，另在八大山人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写给好友方士琯的一封信札中，亦得到了证实。该札说：“穷交得意处，叭是重喜、重庆、垂爱为愧”！八大山人晚年生活虽靠出售书画为经济来源，但亦多得之朱容重等本家侄儿们的大力帮助和照顾。
　　朱容重与徐巨源是至爱密友，二人常见有诗互赠，据《西江志》卷•百三十一《艺文》中，即载有朱容重题为《輓徐巨源先辈》诗，徐巨源亦为朱容重的《初吟草》集作序。由于朱徐二人的关系密切，这大概是宋荦有求朱容重为其索画的原因。宋荦的这则记载说明，宋荦从朱容重•子庄处终于求得了三年来一直渴盼的徐巨源翰墨。从记载中透露出来的那种掩饰不住的喜悦情绪来看，朱容重与宋荦的关系密切，亦是不须怀疑的。交往的时间当在1960至1961年间。由此可见，朱容重在侍奉孝敬其叔父八大山人的同时，亦常常为生活而做些售卖书画的业务，并由此结交了许多清廷官员，宋荦即是其中的一位。八大山人与朱容重，叔侄同处一家，又同为画之事，恐怕说二者没有往来是很难的了。
　　2、在八大山人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九日已卯写给方士琯的一封信中说“连日贱恙，即八还而九转之。……山言先生所属斗方，案上见否？”这则信札中所提到的“山言先生”即为宋荦之子宋至。宋至，字山言，晚号方庵，在现今八大山人传世最早的《传綮写生册》中，每页均钤有“宋致审定”的朱文方印，这在研究界普遍认定该印便是宋荦之子宋至＝。（此“宋致审定”印章因并非篆刻作宋荦之子的“宋至”，从而使鸿鸣产生疑虑，因为在同时代，另有一宋致•字樨佳，亦商丘人，二者是否一人？鸿鸣另文再论）不管《传綮写生册》中“宋致”是否是宋荦之子，但是从这封八大山人写给方士琯的信中，我们完全能够了解到，宋荦之子宋至•山言先生与八大山人（或托方士琯）索要书画斗方则是事实。八大山人并为之绘制完毕转交给了方士琯，转交之日与方士琯未及晤面，便放置案上，故有“案上见否”？一问。八大山人与宋荦之子宋至有交也由此可以得到肯定。以上二则记载，一为宋荦与八大山人侄儿朱容重的直接交往，一为八大山人与宋荦之子宋至•山言之间间接或直接交往，这两种当事人自己所作的记载，其真实性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定的。因此可以说，八大山人与宋荦有关系应当有不须怀疑的。
　　
　　二、 两处引起后人猜测的记载
　　
　　八大山人在1688康熙二十年戊辰十二月十三日写给方士琯的一封信札中写道：“昨有贵人招饮饭牛老人与八大山人，山人已告辞著屐”。（该信札在拙著《八大山人生平与作品系年》中排后一年，特向读者致歉）该年怎么夏天，宋荦由江苏布政使调升任江西巡抚，此后在江西任内四年。四年中宋荦广结书面画人士，特别是与罗牧•饭牛：“子以牧为名，我以牧为字，二牧生平偶不同，各于诗画有深寄……”＝。由于宋荦与罗牧有这种密切的关系，因此后人认为八大山人这封信中所说到的有贵人邀饮，请他和罗牧，他不去的这则记载中所言的“贵人”便是宋荦。这种猜测，在宋荦初来江西之时，作为一个兼理军务、主面主持江西政治、军事的巡抚，从人文环境熟悉需要出发，而做出的表现亦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宋荦自四月接任，五月赴任，六月十九日到任后，先是处理了江西境内李美玉、袁大湘三千人裂纸以“酉”，以表示为明宗尽孝的谋反，此一案从而成为宋荦一辈子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上任之初，即除此大案，得意及闲暇之作，约请地方绅士、文化名流酒饭相招，亦是为政为官的一般笼络怀柔手段。更加上宋荦自己对书面的独特情感，有此一举，当然一点也不意外，何况此时的八大山人，不仅已是名满天下的著名画家，更是罗牧创办“东湖书面画会”的成员。因此，既请罗牧，又请八大山人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将“贵人”视为宋荦的猜测，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此外，在宋荦所著的《西陂类稿•卷十•秋日重过北兰寺》的六首诗中，其中有一首“薄书烟海坐相仍，秋日羁悉一位僧，何须空林堪脱帽，只应还访北兰僧”。在后世的研究文章里，有学者认为宋荦所访者乃为八大山人，此一说鸿鸣虽有不同看法，但是，从该诗中透露出来的，八大山人还俗后常去的北兰寺和与之相善的澹雪，亦是宋荦常去拜访的地方和人物。澹雪与八大山人不仅极友善，且常为之介绍友人，宋荦的门客邵长衡即是澹雪为之所见。既然澹雪能为之引见邵长衡，难道常来北兰寺的宋荦与常来北兰寺的八大山人，澹雪就不会去引见？二者之间即有都与澹雪相友善的这种交叉关系的存在，难道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这猜测归猜测，确凿的证据还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史料发现。
　　
　　三、《孔雀图》中到底透露了什么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距宋荦在江西巡抚任内已有三年，这年的春日，八大山人画了一幅脍炙人口，流传后世的《孔雀图》并题诗曰：“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款署：“庚午春八大山人画并题”，在款识的“画”字中，暗含了“思君”二字。关于这幅画，先后有谢雅柳、李叶霜、庄练等对此进行了考证和论证＝，均都认为是八大山人借《孔雀图》讽刺宋荦。因为在这幅《孔雀图》中，不仅所绘孔雀与清廷官员顶戴花翎是确有所指外，更因为八大山人在该画题诗中，直接点明了宋荦衙斋中的“竹屏和宋荦所养两只雏孔雀。对于该画和诗中的叙述，至少有两方面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八大山人对宋荦衙斋的摆设及爱好是非常清楚的。第二，此时的八大山人与宋荦之间已有交恶，故而不遗余力地在画中用孔雀暗喻清廷官员的“花翎”；在诗中用“三耳”的典帮，来讽喻宋荦为清廷的奴才等。如此详尽的描写(绘)，这都说明八大山人与宋荦确曾有过直接的交往，而且还去过其衙斋。显然，这种交恶后的作品，如果不是对宋荦有深刻的了解，其题诗亦不可能描叙得如此具体，寓意也不会如此深刻。在八大山人晚年的许多朋友当中，不乏清廷的高官大员，从遗留下来的文献来看，其交往的真诚程度和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大有人在。那种情深谊厚的友谊，决不亚于八大山人与其它的书画挚友。而八大山人宋荦相交以及交恶后所创作的《孔雀图》例证的存在，充分地说明了八大山人在绘制《孔雀图》的创作过程中，是有其明显的针对性、是专有所指的。它完全是八大山人与宋荦个人之间相交及交恶的产物。由此又反过来证明了《孔雀图》的讽喻，并不是八大山人作品中的普遍现象，而是一幅具有独特历只背景，反映八大山人个性特征的作品。
　　八大山人晚年一方面频繁地与清廷官员往来，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手中的画笔，讽刺、挖苦与自己交恶的清廷大员，这是八大山人性格中双重性格的体现，也是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和生活遭遇和结果。
　　客观地评价八大山人艺术中的这种现象，是正确认识八大山人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孔雀图》的具体分析，也是对八大山人与宋荦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相对明朗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