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上生存，在单位里混，就免不了要紧跟人情往来的大方向求个浑合。在人家有了大事小情时前去“周到”一番，随一份礼金，表几分心意。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各自从工资袋里取出几毛或一两元“凑份子”，到跨世纪后的出手一二百元，我随出的礼金也可谓不计其数了。致使一些老同事临退休时叮嘱道：家里有什么事一定给个信儿啊！
　　
　　 不知从哪年起，子女考上大学成了轰轰烈烈摆筵席公开庆祝的事，最能折服人的说辞是：这年头，结婚每人至少轮到一次，而考上大学还属少数，不是更值得庆贺么？于是乎，每每喝升学的喜酒，我都感觉这礼随得值，酒席间也多了几分心潮澎湃....谁知没多久，这心安理得的酒就变了味----孩子初中念不下去了，随便找一家技校去读，也要通知四处亲友，聚拢八方来客，那热烈的场面决不亚于考上名牌。想来也对，都一个孩子，同是上学，你考上的有什么了不起！结果近一个月，人们奔波于大小酒店，有时一天甚至赶上两三顿。入不敷出的人们叫苦不迭，暗自把八月定性为“黑色的八月”。
　　
　　 即便如此，2002年儿子参加高考时，我还是尽力保持着低调。直到他的大名出现在本市《晨报》的“金榜题名录”上，好多熟人还以为是重名。八月下旬我开学上班，《晨报》又刊登了“第一中学被高校录取考生名单”，多数同事仍以为被录取的是儿子的重名，原因是没听我提起过。
　　
　　 然而，当我提前一天因送孩子向学校领导请假时，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一时间同事们纷纷到我办公室来祝贺，表示完“心情”还客套道：“路上给孩子买瓶饮料。”与此同时，家里也乱了套，本地外地的电话不断，虽然找理由百般拒绝，但是好多同学朋友，甚至已退休多年的同事，还是特意登上顶楼，送来路上给孩子“买饮料”的钱。
　　
　　 答谢的喜宴回来后是要找时间补的，但是看着桌上突如其来的一大堆钞票，心里还是很不自在。唉，“黑色的八月”，稍不留神，就被我抹上了更浓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