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明末清初伟大的艺术家八大山人诞辰三百八十周年希望在《胡杨林》也能将这位影响中国艺术三百多年的伟人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
　　
　　
　　洪崖——八大山人与朱道朗
　　
　　八大山人是否是净明派道士朱道朗，近几年已在海内外引起了争论，并已有文对八大山人与朱道朗的年龄、身世、行踪，以及入释、为道各不同径等作了有力的分析和论证，尽管如此，论证中尚有一些未曾涉足的地方，有待于人们进一步加以论证和阐述，其中一个尚未触及到的地方，就是八大山人和朱道朗都在南昌以西洪崖山巅生活过的一段经历。这段生活，由于时间、地点的相同，因而成为了二者身份越来越含混不清的关键点，更加上一些似乎已是“定论”的理论，青云谱道院已辟为八大山人纪念馆等事实，这就使得研究八大山人的道路完全走向了“八大山人就是朱道郎”的一家之言。为有助于真正了解八大山人与朱道朗的关系，作者就涉及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在洪崖这段共有生活经历的文献记载，作一浅陋得揣测，就教于海内外学者。
　　一
　　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共同涉历的洪崖山位于现今南昌市西南，一名伏龙山，又名南昌山、散原山、厌原山，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道教圣地。该山左右壁陡峙，飞泉奔注。山下有一炼丹井，世称洪井。相传上古洪崖先生在此得道，故而曰洪崖。洪崖山原属新建县，现为南昌市湾里区辖地。距南昌市中心二十公里。
　　在有关八大山人和朱道朗的文献记载中，现已知有多处论及洪崖，但最主要则有四处：一是八大山人于1659年、顺治十六年，八大山人三十四岁时以“传綮”释名在进贤介冈灯社出家所作的《传綮写生册》题画“芋”又名“蹲鸱”一诗：“洪崖老夫煨榾=，拨尽寒灰手加额。是谁敲破雪中门，愿举蹲鸱以奉客。”二是朱道朗的友人黎元宽应朱道朗之请于1675年，康熙乙卯间撰写的《青云谱志略序》中的一段话：“盖良月，具骨素有仙志，自隐去洪崖来归觐太母也，而心怡于憩息之，乃止挂笠于此。”三是朱道朗本人于1681年，康熙二十五年在青云谱忝居所作的《青云谱志略跋》中的自述：“依洪崖巅下，筑室养亲……不萌市朝想。”四是八大山人约于六十多岁后，还俗起居于南昌，从南昌去洪崖寻老友倪永清不遇时所作的《寻倪永清不值》诗：“昨日寻君长寿庵，闻君策足南山南。高眠定借道人榻，独往每宿开士龛。天地此时亦逼侧，官槎文章人不识。洪崖虽好非安宅，不如归到九峰巅。置个茶铛煮涧泉。”
　　四处论及洪崖，不管八大山人与朱道朗是一人还是二者，他们都在洪崖山居留，并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则是毫无疑问的。
　　二
　　记载八大山人的两首诗，朱道朗及友人黎元宽一序一跋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虽有着在洪崖的经历，但却也同样有着在洪崖生活后，对洪崖山巅的不同感受。再次，我们不妨对记载作细致、深入的分析。
　　最早出现有关洪崖山巅的是《传綮写生册》题“芋”诗。这首诗是八大山人在总结自己前三十四年生活总结性作品中众多诗作中的一首。“芋”则是八大山人在该套作品中以为最能体现洪崖山那段难忘生活的最为真实的描写。通过对“芋”的描述（绘）从而使自己回忆、联想到洪崖，并通过“芋”在八大山人生活中的位置。全诗是这样告诉人们：我在用折断的短木棒煨着芋头，这不旺的火势，需要我时刻来“拨尽寒灰”使其旺盛。然而，在寒风凛冽、四壁透风的房间里，拨起的寒灰随着卷起的寒风将我双眼迷住，是我不得不用手来遮挡和揉拭。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会有谁来敲我这已被大雪封住的大门呢。即使会有，我也只能是将这仅有的芋头来奉送客人了。
　　昔日的王孙，今日在这样寒冷的山沟里，住着四壁透风的房子。靠自己用柴火煨与透裹腹。这种落魄难堪的情景，不由得不让读者读后潸然泪下。在这里，作者不仅在诗中描述了当时的境况，更通过“拨金寒灰手加额”的禅典运用，从而道出了作者那由国坡、家亡、逃难得凄凉心境，以及作者企盼结束劫难，尽早迎来那种额首称庆日子的心情。诗的整个调子完全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之中。
　　诗是八大山人在做了和尚已经十年（从正式剃度的1648戊子算起），后追记的，因此在诗中用了好几个禅典熟语，使读者觉得难以理解，但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极普通的“芋”的牵引，在细细品嚼其中滋味的过程中，窥探出八大山人在洪崖时的窘境。这与明亡初期，清军长驱直入，明王宗室大逃亡的情景是相吻合的。据《朱氏八支宗谱序》载：“明祚式微，改姓易氏，匿迹销声，东奔西走，各逃生命。”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连天的刀枪战祸，给明王宗族的全体人员带来了灭顶之灾。八大山人作为明王子孙，大逃亡的队伍之中当然有其在内。而在匆忙逃命之间，选择距南昌最近的新建洪崖山巅是在所必然，这与“乱后隐居南昌蓼洲”也是相符合的。
　　八大山人来洪崖的目的，我们根据记载提供的时间以及诗中所表达的感情来判断，只有一个：即暂时的，被迫无奈地在躲避战祸。其主要原因是洪崖山距离南昌太紧，暂避风头尚可，要久居则非平安之地，因而在八大山人的思想中，并未在此作长久打算，也不可能在此做长久打算。这种情绪，就是八大山人事隔几十年后，再去洪崖山寻找友人倪永清不遇时所作的《寻倪永清不值》诗中，仍然耿耿于怀地表示：“洪崖虽好”而决非“安宅”之地。事实也正是如此，从甲申之变（1644）的三月十九日算期（实际要晚）到乙酉（1645）七月南昌失陷，八大山人逃入更远的奉新山中，八大山人在洪崖实际仅住了一年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清军血洗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时有发生。明王子孙尽管四处藏身，然终究是在劫难逃。据《清史稿》记载：甲申后几年中，南昌周围的明宜春王朱议衍，贵溪王朱常彪、昌王朱议=及全家九十余口老少等明王后裔，均在几年中尽遭杀戮。可以想象，这一年的大搜捕，大屠杀的形势是多么逼人。这样大逃亡的生活，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尚且难忘，何况一个贵胄王孙呢？！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了八大山人总结自己前三十四年的生活的《传綮写生册》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对于朱道朗，我们至今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是明王宗室中的什么人。但是，朱道朗决非是因为明宗室的大逃亡而来到洪崖避祸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直接从朱道朗自述在洪崖山下“筑室养亲”的情绪中感觉出那种特有的平静河岸闻，同时，还可以从下面所需要阐述和进行分析的记载中找到答案。
　　要真实反映朱道朗在洪崖山的生活面貌，关键依据是找到能证实朱道朗是什么时间来洪崖的。因为这一时间的上下限定，不仅关系到朱道朗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用怎样的心情来体验洪崖周围给予他的感受，同时也关系到八大山人与朱道朗是否是同时在一特定的环境的时间里来洪崖的问题。
　　据现存于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第一馆内展出的胡之玖《太上灵宝净明宗教录序》载：“良月朱先生，占月周先生，与余三人者，同游净明之门。瞻望龙光，已三十余年矣。”胡之玖的这段话，非常明确地告知人们：朱道朗入道已经由三十余年。序约写于康熙辛亥（1671年）照写序之日算起，上推三十年，朱道朗“瞻望龙光”始做道士当在1641年壬午明崇祯十五年里。如果将辛丑（1661年）朱道朗与周占月等人“同游”梅仙祠，创建“青云谱”道院算起，朱道朗始做道士则更早在1631年即明崇祯四年。因此说，照胡之玖“三十余年”推算，朱道朗自从辛丑后来洪崖“青云谱”外，朱道朗在洪崖山巅既已是一个修真，养仙的道士无疑。这种推论，不仅与他的年龄相符，而且就连朱道朗自己也借别人之口在《青云谱志略跋》中说自己是“子久为太上之徒矣”。此言虽是假托友人李通儒言，然而若此言不实，忽有夸大，作为青云谱主持的朱道朗，怎会不怕旁人的耻笑而自吹自擂呢！何况，同道之中，共建青云谱的人还都健在。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即：不管朱道朗当道士是在上述的哪个时间里，都与八大山人的年龄和行踪不相符合。其一，八大山人是在崇祯十四年十六岁时，因为是王室宗亲而弃爵以平民身份获得了“诸生”衔。一个为功名而宁愿放弃爵位的贵胄王孙，有着强烈求取功名的愿望的人怎么可能在安逸，没有任何外来打击及内心精神创伤的情况下，在刚获得“诸生”衔的第二年就突然去做道士呢？其次，从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知：八大山人是因“遭变”而弃家为僧的，这个“遭变”在八大山人的一生当中以及所有文献告诉人们的，只能是指1641年无故去做道士的可能。再说，文献也明确告诉我们：八大山人在1648年正式为僧之前，既已是有家眷之人。据清陈鼎《八大山人传》载：“甲申国亡，父随卒，……数年，妻、子俱死。”这就是说：八大山人于“乱后隐居南昌蓼洲”洪崖避祸之时、虽父可能已死或可能死在洪崖（如此之说是因为从《芋》诗的情绪来看有些象是守孝）但八大山人却仍然是有妻室儿子。因而在邵长蘅文中出现去当和尚而需“弃家”的字样就显得是非常自然而合乎情理的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八大山人不可能在早于甲申之前已是道士的可能。另外，如果我们按照辛丑（1661年）“同游”推论，朱道朗入道（1631年、崇祯四年）之时，八大山人年仅六岁，当然，做道士不论年龄大小，但值得注意的是：假定六岁即已在洪崖做道士的八大山人，，怎么又会在做了十年道士之后的十六岁时，又被尘世功名的诱惑而再去获“诸生”当秀才呢？即使如此，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呢？文献从来没有记载，当然也不可能有记载。同时，八大山人在去获“诸生”之前，是自己要求弃爵而以平民身份参加科考的。这又一次证明了八大山人在十六岁获“诸生”之前还是世袭中尉封衔的王孙，而决不会是一个道士，反之，已是道士的八大山人，已是道士的八大山人又何来爵位可弃呢？因此说，在早于八大山人避祸洪崖之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朱道朗就已在洪崖修道已久是确切无疑的，而八大山人在这段时间里，则一直在南昌王府中过着他的王孙生活。
　　既然八大山人与朱道朗不是在同一时期历来到洪崖山巅的，那么，早于八大山人20-30年的朱道朗在洪崖的行径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朱道朗的好友黎元宽在康熙乙卯（1675年）应朱道朗之请而撰写的《青云谱志略序》中的这段记载：“盖良月仙骨，素有仙志，自隐去洪崖来归觐太母夜，而心怡于憩息之，乃止杖挂笠于此。舒成之曾谓其里壤得为仙乡，岂谀岂诞也哉！向者，良月别予行出世事，施药于市，而不言姓名；采药于山，而鹿=夜卫。是山灵以仙人至止为幸。”这段话的作者既是朱道朗的朋友，又是受朱道朗之请而写，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应该是肯定的。此外，对于朱道朗在洪崖的行径，朱道朗自己在《青云谱志跋》中也记载道：“依洪崖巅下，筑室养亲……不萌市朝想。”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仅了解到朱道朗在洪崖的身份和了解朱道朗在洪崖隐居生活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了解到朱道朗在洪崖这个特定环境和特定时间里的心理和状态，即：一个在洪崖修道已久、集修真、采药、心平气和、与世无争，在修道之余经常涉足南昌“施药于市”并在此“筑室养亲”奉养母亲于一体的一位仙家道士。这便是朱道朗在洪崖的全部生活及精神面貌。
　　三
　　纵观以上的论证，除去八大山人与朱道朗行径不同外、文献从另一方面给读者一个强烈的印象：截然不同情绪的两人物记载。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能不来讨论的问题：假如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那么八大山人在洪崖的年余时间里，尽管面临着随时都有灭顶之灾的战祸，尽管是在国破亡家父死的历史背景之下，居然在顷刻间便将这种刻骨铭心的一切丢之脑后，而且用一种宽厚、平静、安逸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给予自己的一切，从而产生在此安家落户的心境。这种心态的表现，不仅与“洪崖虽好非安宅”的情感不符，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如何容易时过境迁的“八大山人”怎么也不可能于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对清王朝刻骨仇恨、郁结情疯而至狂癫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对于已跳出三界之外在此修道多年的朱道朗来说，则是显得多么地合情合理。
　　此外。八大山人从小就“好穷究，善诙谐、喜议论”，所谓“好穷究”即认死理，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八大山人的真实面貌。“喜议论”则可理解为好表现。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八大山人真实面貌的另一方面，由于八大山人对这二者性格有着与寻常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强烈程度，因而对明王江山时刻“不忘熟处”。对自己做和尚一事和“遁入奉新山中二十年”等生活。在后来的诗、跋、画、印中多次运用禅语、典故来加以表现。甚至对于为求生存而一直讳莫如深的身世，也是一旦遇有适当的机会，便要表露出来。然而，朱道朗在洪崖除做净明道士外，最明显的生活方式和最具特色的行踪——上山采药和“施药于市”这一明显的生活特征，我们在明确定为是八大山人所创作的作品及其它文献中，则从没有发现过有关八大山人行医问药的行为，甚至，就连八大山人经常喜欢用来宣泄情感的诗稿当中，也很难寻觅出能体现八大山人行医问药的蛛丝马迹来。这对于一个有着强烈的“熟处难忘”性格的八大山人来说，对自己这一行医问药的特长和施药于世的恬静生活居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只字不提是不可想象的。
　　面对文献给我们提供的事实，我们基本已可得出：以八大山人之名而出现的记载及内容，与当时八大山人在洪崖的情感是相吻合的，同时与八大山人那种耿耿于怀的性格及以后的行踪也是相吻合的。以朱道朗之名或以朱道朗之友所作的记载与朱道朗在洪崖的身份及感情也是相吻合的，这与他以后的身份及行踪也是完全吻合的。因此说，通过分析和论证，如果再把朱道朗说成是八大山人，那就显得非常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