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和形式……电影能像戏曲那样长久而有效地影响传达好的价值体系。至于现阶段，我只是引导观众进入一种情绪，希望他能自己涌现对自己、对人生的看法，由银幕上的反射转为思考人生的态度。”——侯孝贤。
　　 正因为如此，侯孝贤电影总是洋溢着人文关怀的温情，这也是他电影最动人之处。“人”是他的影片所关注的焦点，对人的关照总是先于政治、历史，置于首要地位，始终以温情的包容态度和人文精神真诚地关注普通个体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命运，用艺术家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随处见出对平凡人生存处境的深刻的洞察。
　　 《悲情城市》涉及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侨遣返，国民党接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我们注意到，这些事件有的用画外音（开场时广播交代画外音交代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有的通过人物对话引出（宽美与文清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对话），因此历史政治相对而言成了背景。影片关注的重点是林氏家族兄弟及相关任务的生活命运，各自的人生历程。
　　 但是历史的变迁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上海仔和阿山仔，本省人与外省人，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冲突，以至于社会混乱人人自危。影片通过文清在火车上险些被暴民残害一节来表现，事后文清向宽美讲述这一事件时，心情依然无法平复，可见社会的动荡，时局的不定，平凡人就如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将被吞没、消失。而中国人与日本人，片中只讲述了小川校长及其女儿静子，小川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被遣送回国，但倔强的老人却抗拒遣送的事实，坚持要去南部看望已经死去的朋友。他的女儿静子也在抱歉声中将自己阵亡的哥哥的竹剑和心爱的和服送给了宽美兄妹。影片在此处有意穿插回忆的镜头，画面柔美和谐，音乐也是行云流水，人物恬静和美。这段的处理说明了创作者对人的宽容及理解。静子和宽美兄妹的情谊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都是在一个艰难时世中碰到一起的普通人，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伤害，如果有过，也是为了求得生存。人与人之间仍然是相亲相爱的，这种博爱已经超越了国籍，超越了政治，是属于人道主义性质的。人生需要友情，即使这种友情是短暂的，可是毕竟经历过，而且曾经那么美好。
　　 其次，影片有意而为之地安排宽美和文清来充当影片的叙事者：一个是女人，一个是既聋又哑的残障者，都属于政治的边缘人物，在避免对历史政治的直接描述和表达明确看法的同时又牵出一段平淡却又深厚的爱情。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在宽美和文清两心相许的那场戏中，导演巧妙地安排了一首古典名曲《罗蕾莱》的抒情旋律，画面的光线处理的很柔和，使两个主人公看起来都很有光彩。这是一个极为纯美和明丽的段落，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画中有诗”的意境，不能不算是平淡人生中的一个小高潮。
　　 人生虽然有些微的高低起伏，可人生终究要归于平淡。片中同时使用台语、粤语、上海话、日语，符合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主要人物用台语便是将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作近似自然主义的呈现，这也是生活的本身。
　　 再次，生活本身的自然呈现还体现在创作者对影片叙事节奏的调控上。文清被设计为聋哑人，他与其他人物的对话内容均以字幕的方式向观众说明，由于这样的字幕大量经常性出现，无形中调整了影片的叙事节奏，别有一种从容之感。这样的从容为什么不可能是片中的生活节奏呢？
　　 林氏家族守侯在一个小庄子里，在一个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生存、繁衍，一代又一代从容不迫地过着自己该过的生活。片中近似一个个生活碎片的镜头的叠加告诉人们这就是生活：琐碎，波澜不惊。不管是历史还是时事都只是生活车轮碾下的痕迹，生活本身是不会或快或慢的，它总是以一种恒久的方式存在着。于是在这个不紧不慢的轮回里有着生和死。因此，片中关于死亡也没有刻意的浓墨重彩。大哥林文雄的死，以远景拍摄，在观众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倒地，几乎跌出了镜头，下一个画面便是很有风俗味的葬礼的场面，告诉人们他已经死了，就像普通人的普通死法，他的葬礼只是他人生结束时最后的仪式，与所有人一样。这种类似淡化外在戏剧性冲突的表现手法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然而自有“发纤浓于简古，寄致至味与淡泊”之意境。几乎没有任何过渡，文清与宽美的婚礼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规规矩矩地举行，很快宽美怀孕，生子。这种平淡无奇的叙述告诉人们生活、人生就是这样，有生有死，没有大喜大背，看似平淡却又透着些许惨淡。平淡的生活就是片中不断出现的关于林家客厅的长镜头，一家人在客厅里进进出出，吃饭，会客，训人……平常的日子就是不管世事如何动荡，如何变迁，生活中永远不会变化的东西，生活中永存的特质。
　　 《悲情城市》中有一种惨淡的人生。一段历史，一个家族，弟兄几个，悲多欢少的生活，人就是在这种境遇中生存。只有生存，平淡的人生才能继续，生存着就有希望。所谓人生，首先人是生存着的。生存有时就是一种信念，因为有阿谦，于是影片的主题得到了另一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