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残酷的真实
　　 ——访《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译作者及导演
　　
　　
　　
　　 几年前曾以新编历史剧《沧海争流》荣获国家级大奖的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如今又以一部外国名剧——俄罗斯的二幕话剧《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震动了榕城的广大观众，从而成为继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之后第三家上演这部名剧的中国剧院，并且创下在高校被邀请连续巡演三十场的记录。
　　 《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一剧是怎么引起如此大反响的呢？笔者对该剧的译作者童宁和福建人民艺术剧院该剧导演陈大联进行了采访。
　　
　　 记：童宁老师能不能先介绍一下翻译这部作品的初衷呢？
　　
　　 童：《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译自柳德米拉·拉祖莫夫斯卡娅戏剧集。剧本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一出现，苏联当局就禁止它的演出。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它污蔑了苏联社会。所以我最早也不知道这部戏。90年代初，一位从俄罗斯剧协来中国做短期工作访问的女士送了我这本书。当时，苏联国内正在经历解体前的阵痛，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她却没有像当时来中国的苏联人一样的大肆购物。只是在回国前一天，让我陪她一起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为她女儿买礼物——小姑娘梦想的牛仔装和双肩背包。临行前她赠我此书，她说，这本书我会用得着的。
　　 十年过去了，我开始翻译《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之所以首先选择这个剧本，因为它是一个让我倍感亲切，也倍受震撼的“学生戏”。情节简简单单，又包罗万象。
　　
　　 记：该剧一诞生就被禁演，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苏联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从表面上看，人民生活也过得去，特别是教育、文化事业相当发达，这背景下，发生学生为透改考卷逼死老师的事情，善良的人们对此是难以理解的。
　　
　　 童：在我看来，剧本对生活的反映是真实的，这是一种残酷的真实。在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社会已经潜伏着可怕的危机。一方面，经济停滞，广大群众物质生活匮乏；另一方面，少数特权阶层却过着奢侈生活。在号称“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那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严重的不平等。像拉拉、维佳那样没钱没势没关系的孩子们，对现状感到不满，渴望着改变自己命运。他们的领头人物瓦洛佳则是另一种心理状态，他是个有政治野心的高干子弟，他的观念是：为了得到权力，可以不顾一切。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恶》中那个大学生拉斯柯里尼科夫的影子。这么一种状态下，剧本反映的也就显得真实可靠了。
　　
　　 记：陈导演，当时怎么会想排这出戏呢？
　　
　　 陈：中戏和上戏上演这部名剧，反应很好，我就找剧本看了，震撼非常深。这是一部具有深度心理探索现实主义的争论型悲剧。二幕话剧《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以一把小小的钥匙开启了少年的心扉，让我们洞见了其间心灵暗黑的皱褶。叶莲娜的自戮是清洁的，我想，我们无权让清洁地死去的灵魂湮灭。因为行善的人的鲜血不能是涂抹在行恶的人的嘴唇上的胭脂，是将心比心、以血拭血唤醒行恶的人的心底良知和善的苏醒。重要的是，在一片后庭花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歌声中，中国需要这种声音。人的理想主义的精神不能这么简单地烂光丢尽，要为理想主义招魂，为清洁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
　　
　　 记：您认为这部戏剧最成功之处或者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陈：剧本一个突出特点是入戏快，矛盾冲突迅速激化。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冲突高潮的构思。当四个学生轮番进攻结束之后，叶莲娜蛰伏在地，似乎无计可施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她忽然站了起来，义正词严地进行了一场强有力的反击。面对宁死不屈的对手，就连凶狠的瓦洛佳也承认了失败。可是，出乎意外的是，瓦洛佳又心生一计，对老师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她坚持不交钥匙，就要当她的面，在她的家里对女同学拉拉施暴。这一毒计果然成功了。戏剧的情势发生了突转。叶莲娜慢慢地走了出来，把钥匙丢在地上，然后绝望地走向死亡。但在最后，四个学生谁也不敢拿走那把丢在地上的钥匙。
　　
　　 记：戏剧冲突在开场后迅速激化，经过多个回合，最后走向高潮，这样的结构对导演和演员都提出了难题。如果一开头就把冲突处理得很激烈，那么后面的高潮就难以凸显出来；如果前几个回合的冲突缺乏力度，戏又容易显得“温”了，不够味儿，也体现不出剧本的思想。您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陈：我和演员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做了很大努力。值得称赞的是扮演四个学生的年轻演员，他们刚刚毕业于艺术学院，刚刚结束学生生涯，舞台经验很少，可是对学生的把握也就更清楚到位，他们的表演不负众望。
　　
　　 记：戏的结尾，在中戏的演出中，导演直观的、明确的告诉观众：叶莲娜自杀了。而您却安排为，拉拉孤单在场上，满屋子找老师，呼喊她的名字，可是没有任何回答，恐怖的情绪布满心头，只听见远处飘来教堂的钟声。女主人公的死是暗示出来的。
　　
　　 陈：我觉得这样含蓄处理更好。这出戏已经够残酷了，它的残酷不在于最后女主人公是不是确实自杀了，而在于告诉观众苏联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它敲响的不是一个教师死亡的丧钟，而是一个社会即将瓦解的丧钟。这是残酷的真实！
　　
　　 记：揭示真实，不管它有多么残酷，这种勇气，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说了这么多关于这部戏，最后请您说说你们排戏的经历吧。
　　
　　 陈：这戏是七月开始排的，七月流火，酷暑没有挡住我和剧组同志们的工作。在艰苦的排练过程中，我和演员同志们努力寻找和把握一种介乎于象征隐喻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微妙风格，试图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前苏联“停滞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以此视角对少年瓦洛佳这样非英雄化个体典型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结构做了整体性考察，细腻地呈示少年内心灵魂的褶皱，揭示这种心理结构在少年瓦洛佳们身上催生出来的优长和生命的缺陷，去预示和警醒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现代化面前，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念冲突的血腥性，清洁和梳理公民心理结构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我们既不是按狭隘的社会功利去剪裁历史，也不是简单书生气地在剧中寻找适应当前需要的某些政治的道德的庸俗社会学原则，而是基于对少年主人公们班驳的心理褶皱的呈示，以及对当代我国转型期社会中人性的双重体验去努力发现印证中外相通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一基点上，试图于本国观众和外国剧作表演之间搭起一座能够心心相印的桥梁。相信这是一笔触目惊心的备忘，当演出结束时，我们把一切托付给遥遥的明天，无疑明天会有公理，良知是伟大而洞察的。
　　
　　 记：陈导演是个很有激情的人啊，说的话也很感人。多谢你们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祝愿你们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