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
　　
　　
　　
　　 2003年 11 月9日，话剧《家》进入最后的排练阶段。这部现代文坛的经典名著七十年来被无数种方式演绎着。
　　
　　 上海华东医院，《家》的作者巴金正躺在这间隔离病房里，静静的度过他的一百岁生日。因为作了气管切开手术，他已经四年无法开口说话。
　　
　　 在病床上他坚持手指锻炼，希望有一天能重新拿起笔。
　　
　　 但从去年开始，这种锻炼无法再进行。
　　
　　 这是一个古老的家庭，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在我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权威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这是巴金印象中的家。
　　
　　 1903年巴金出生在四川一个姓李的大户人家，十七年后，他离开家，二十七年后，他以自己的生活为蓝本，写出了传世名作：《家》。
　　
　　 这是大哥觉新，生活中的大哥也是如此，把个人的梦压在心底，永远委曲求全。
　　
　　 这是三弟觉慧，巴金在他的身上投射了自己，一个敢说敢闹的家庭叛逆。最终走了出去。
　　
　　 小说中，二哥觉民和爱人逃出了这个大家庭，生活中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也走了出去，但他终身未娶，在大哥去世、家庭破产后，他担起了这个家。
　　
　　 这是巴金十七岁离开成都时与兄弟及继母的合影。那时，家中最小的弟弟李济生五岁。
　　
　　 二十世纪初，皇帝倒了，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封建大家庭跌跌撞撞进入了民国。像巴金这样的富家少爷也有机会进洋学堂、读外语，接受西方最新的思想，中国人开始剪辫子，但思想的辫子不容易去除。这是一个彷徨的时代，最先觉醒的人也许最痛苦。
　　
　　 巴金人生道路的改变，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北京爆发爱国学生运动，四川青年随即响应，从那时起，德谟克拉西、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一大批代表西方先进思想的拗口名词在四川年轻人中流传，巴金的家中，那些常常聚在花园里读红楼梦、拆酒令的少爷小姐们也开始研究新文化了。从那时起，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出现在巴金的梦中，并且再也没有消失。
　　
　　 现在，成都的通顺街已经看不见《家》昔日的模样，门前的石狮子,照壁上的朱红色大字,早已经被岁月剥蚀,但文学意义上的巴金故居没有消失。
　　
　　 这是1956年拍摄的电影《家》。孙道临扮演高家大少爷觉新的孙道临。
　　
　　 孙道临（表演艺术家）：当时这个戏里头，很多人物都使人感觉到要流泪，包括觉新在内。我们当时我演那个觉新在怎么处理上，大家也有一些争论，就是觉新这么怯懦，值不值得同情的问题。后来巴金同志讲得很清楚，主要这个戏，是指向垂死的封建制度，大家都知道过去，所谓一个老人死了，他有孙子的话，就是承重孙，什么叫承重孙，就是整个家庭，将来发展的重担都在他身上，所以他是在这种教育之下长大的。
　　
　　 1956年，巴金来到电影剧组，孙道临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家是茅屋地下一头猪，但一个人能对整个封建制度负责吗？他爱他的家人，他也恨这个家。
　　
　　 李济生（巴金的胞弟）：他并不想当作家，他一心想干革命，要为人民大众做点事情，但是他又不长于讲话 ，又不能演说，怎么办？他又不长于这些，所以他的朋友有些人去办学校，他去做啥，他还得写作，他就靠写作来吐露他心声，一写作就成名了。
　　
　　 这是巴金与大哥李尧枚在30年代的合影。大哥的命运和小说中的觉新如出一辙、他喜欢化学，梦想着去北京上大学，并且和巴金的一位表姐产生了若有若无的爱情。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一切，巴金亲眼看见父亲通过抓阄给大哥选了一个妻子。
　　
　　 面对家庭各房之间的明争暗斗，作为承重孙的大哥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儿子死后,他的精神出现异常。
　　
　　 1938年家庭破产，大哥不堪重负，服毒自杀。
　　
　　 1931年4月8日，就在大哥死的那一天,巴金的小说《家》写到了第六章，题目就叫：做大哥的人。
　　
　　 八十年前，二十岁的巴金来到上海。
　　
　　 在上海的里弄里，这个四川少年窗前的灯整夜亮着，大哥的受苦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鞭打着他。不爱说话的巴金在纸上倾吐着自己内心的情感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个不夜之城，不眠之夜，他羡慕那些毫无心事进入梦乡的人。
　　
　　 1933年，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开始在上海著名的时报连载。第一部分就是后来的传世之作《家》。在引言中巴金写道：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为的是来征服它。年轻的巴金征服了整个文坛。这部30万字的作品，是巴金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那年，巴金刚满28岁。他没有想到，个人的痛苦和梦想得到了无数人的共鸣，那时，无数青年捧着家，走出家庭投身革命。
　　
　　 孙道临：30年代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文学，那时候看了《家》的小说，看了以后泪流不止，非常激动，感觉到这个作品，当时可以说是最使我感动的一个，而且后来也听说，当然不止我了，很多青年被这个戏所感动，而且走上了一个前进的道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对我的思想也影响很大。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他的现代文学课在学生中依然很受欢迎。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我读巴金的小说就是在文革当中读的，当时我是中学生，我们当时都非常流行，我们当时对巴金崇拜得不得了。我那时候中学生，只有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当时读了巴金一本《憩园》，我崇拜得不得了，当时民间的谣传说巴金在（上海）十六铺一个水果店里劳动，我当时自己是小孩，我当时还到十六里铺去找，到处去找，水果店里一个一个去找，会不会有巴金？我想去找找巴金。我看到巴金思想中很美丽的东西，他对人生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他对生命他有一套哲学，他这个哲学就认为，生命像朵花一样会开花，会帮助别人，我觉得有些想法是非常崇高的。
　　
　　 北京景山前街的三座门，四十年代 ，一批文坛风头正健的作家在这里创办了《文学季刊》。1934年，巴金在这里读到了一份被搁置一年的话剧剧本，这是一名叫万家宝的清华大学学生写的四幕话剧《雷雨》。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小屋里，巴金读过《雷雨》剧本后泪流满面。在他的坚持下,《文学季刊》破例用整整一期全文刊载了这部作品。将这位天才剧作家推上文学巅峰，中国现代话剧也由此宣告成熟。
　　
　　 那时，巴金的名望在文坛已十分显著，但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那些有大才华的年轻人的敬仰。
　　
　　 李玉茹（曹禺夫人）：他们俩相差六岁吧，（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人，我要推你，我觉得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你觉得呢？谁都想个人要出人头地，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子，但是他要无私地把别人推出去，这种友谊我觉得太难能可贵了，是佳话。曹禺这种朋友很少，能跟他说，指出他的毛病，指出他好热闹，不要让他再写应酬文章，多留点东西，这种朋友太少太少，只有巴金。
　　
　　 冰心（文学家）：我文人的朋友很多，说真话的人不多，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为了说是面子的，或者说不伤感情的，他就很不…就是敷衍吧，随便那么说，就是巴金从来不，他跟谁都说真话，他对这个人的看法，他能够对这个人当面说，越是这样啊，越显得他对人的真情。
　　
　　 冰心把巴金比做热水瓶，外表平静、内心火热。友情是巴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直到晚年，曹禺依然深情地说：老哥哥，我在你的作品中吸氧。
　　
　　 1942年，在重庆嘉陵江边，曹禺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话剧。巴金鼓励他，写出自己的爱和痛苦，写出自己的家，一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地在这位朋友的耳边说：家宝，把你心里的宝贝掏出来。
　　
　　 曹禺对《家》的改编，被视为话剧的楷模，六十年来人们无数次地将它搬上舞台。无论哪个导演，无论他热烈还是含蓄，现代还是古典，都会把这一幕作为全剧的华彩乐章。
　　
　　 与三少爷觉慧深深相爱的丫环鸣凤不愿接受被出卖的婚姻，投河自尽，死前，忙于写革命文章的觉慧竟毫不察觉，这是《家》中令无数人流泪的一幕。
　　
　　 巴金说：我的生活里不曾有过鸣凤，我的幻梦中也没有安定的生活与温暖的家庭。他的小说常常流露这样的思想：冷酷的社会中，爱只会成为背负不动的十字架。在青年巴金看来，一个完美的革命者对爱情应该像一株枯树那样没有感觉。他说，我宁愿一个人孤独地去经历人世的风波。
　　
　　 巴金的独身主义主张后来发生改变，1936年，他遇见了萧珊。这位眼睛像星星一样亮的女子，是巴金生命中惟一的爱侣。
　　
　　 儿子李小棠笔名李晓，是当代优秀的小说作家，女儿李小林继承了父亲的编辑事业，担任《收获》的副主编，这家大型文学刊物一直遵循着巴老的愿望，不做广告，只靠读者养活。
　　
　　 这是 1962 年一个初夏的早晨，曾经把家视为负担的巴金品尝到家的温暖，而新中国这个由四万万人组成的大家庭也给巴金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他参加了开国大典
　　
　　 他来到朝鲜战场
　　
　　 他当选为全国作协副主席
　　
　　 他走向街头走向乡村
　　
　　 他再也没有写出《家》那样的作品，但他爱这个家。
　　
　　 这种平静的生活没有长久，在五六十年代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身居高位的巴金如履薄冰。
　　
　　 那十年，他在家里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的姿势。他在批斗会上跟着众人举手高喊“打倒巴金”，那十年他只发表过一篇文章，署名为“一个读者”。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备受摧残的萧珊整天活在对丈夫的担心之中，1972年，萧珊死于肺癌。临终前巴金没能赶到他的床前，他的葬礼也很冷清。
　　
　　 马绍弥：后来李小林（巴金的女儿）就告诉我，说你陪着爸爸，不许哭，说你一哭的话爸爸就控制不住，我觉得确实咬牙我挺下来。当时我没哭，但是我回去眼睛都肿了。巴老一直见到李伯母（萧珊）灵床推出来以后，他真是想捶胸顿足地痛哭一通，但也憋住了。
　　
　　 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床前，1978年 8 月 13 日，萧珊六周年忌日，75 岁的巴金开始写一份沉重的遗嘱：《随想录》。
　　
　　 李辉：写《随想录》的时候，巴金说自己才突然发现自己也是觉新。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能够像觉慧那样勇敢，那样大胆。因为觉新这个形象给青年人形象，就是激励青年人走出家庭，就是大胆，就是勇敢，而巴金认为自己在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跟觉新一样委曲求全。文革一结束，很多作家都开始重新写文章，但是巴金是第一个，而且是最全面地反省自己的。
　　
　　 巴金在晚年的文章，大多是这样写成的：每天早晨在搀扶下开始一天的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帕金森氏症，使他握笔困难，十年，这位八旬老人用发僵的手以每天两三百字的速度完成了自己42万字的遗嘱。
　　
　　 李济生：我说过了错话，我做了错事，我都要认账。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不去吹牛了。你想想看，一个人要挖自家的隐私，认自家的错，有几个人？
　　
　　 巴金：我写作50年，成绩并不大，但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行动也不方便，身体也不好，精力也不够，写东西恐怕不会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后我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
　　
　　 要不是得到灯光的指引
　　
　　 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在这人间
　　
　　 灯光是不会灭的
　　
　　 ——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