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３年间，被市场公认为超级主力的南方证券陷入死地，这不是仅用违法违规经营、管理混乱就能解释清楚的。而南方证券的重蹈覆辙，也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的悲哀。
　　
　　在新年拉出的第一根强劲阳线之时，南方证券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联合实施行政接管的消息就公布了。
　　
　　事实上，事件只不过证实了近年业界和媒体的怀疑，这就是证监会公告所称：南方证券违法违规经营，管理混乱。由此具体给投资者和债权人合法权益带来多大的损失，公告语焉不详。
　　
　　谁又能想到，就在２００１年，南方证券还是能左右局势的市场“强人”。其２０００年年报显示，各项主要业务指标均为业内第一；经纪业务亦跃居业内第三；总资产达到３６８．２０亿元，利润达到１１．６９亿元。其市场作为，更有１９９９年“５·１９行情”之时启动虹桥机场，以中关村科技置换琼民源，２００１年春兰增发……，南方证券的一系列强悍操作被市场公认为超级主力。
　　
　　但短短３年间，纵横江湖十余年的一代枭雄陷入绝境，期间的故事，如果仅仅用“违法违规经营、管理混乱”来解释，似乎显得过于简单了。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南方证券成立，当时注册资本１０亿元，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发起，其中资金关系最密切的是农业银行。
　　
　　作为设立较早、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之一，仰仗大股东银行资金的鼎立支持，南方证券一出生就是证券业界的翘楚，势头之猛与当时另一“强人”君安证券难分伯仲。尤其是政府背景之深更是其他一些券商难望其项背。据南方证券内部人士介绍，早年南方证券市场地位之高，高到监管层很多事情都要与其协商。
　　
　　南方证券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提出了“证券业务和实业并重”的发展目标，搞了许多第三产业，尤其是房地产。现在，在深圳、广州、上海、沈阳、天津、武汉、南京等很多地方都有南方证券的大厦。仅此就占用了几十亿的资金，而当时南方证券的资本金只有１０亿元。
　　
　　其中，占用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把股民保证金当银行存款来使用。据公开数据测算，目前挪用客户保证金金额就达１９．１７亿元，而这被业内人士认为还只是其挪用的下限而已。南方证券去年８月份公布的２００２年度资产负债表，挪用客户保证金已昭然若揭，如此大规模挪用客户保证金，不仅是严重违规，甚至有可能触犯刑律，南方证券却能做到坦然公布。
　　
　　胆大还体现在自营业务上。根据这个负债表，截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南方证券在净资产２２．９４亿元的情况下，自营证券的规模达到了８３．４１亿元，远远大于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自营业务账户上持有的权益类证券按成本价计算的总金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或证券营运资金的８０％。但南方证券做到了近３７０％，而且堂而皇之地展示出来，可谓胆气豪壮。
　　
　　转折是在２００１年。这年的２月２５日，在剥离了大量不成功的实业投资之后，南方证券宣布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１０亿增资扩股至３４．５亿元，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为深圳市政府直属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此时“地雷”已经越埋越多，但南方证券并没有收手。改制不久，南方证券开始把市场重点放在委托理财业务上。据南方证券资产管理部的一位人士介绍，２０００年底南方证券召开股份公司成立大会的时候，负责人就表示，希望股东们能够让南方代客理财。随之这一业务从２００１年上半年开始大量增加，很多股东都与南方签了委托理财的协议。
　　
　　南方证券与其大股东上海汽车２００１年签了４个亿的委托理财合同，２００２年又与南方证券全资控股的华德资产签署了３个亿的委托理财合同。委托理财规模迅速膨胀。据公开数据，２０００年为２６．２２亿元，２００１年４５．９２亿元，２００２年３１．５１亿元。但真实规模有多大，市场一直不清楚，有研究报告称近１００亿元。
　　
　　这些委托理财普遍签的是“保本保底”协议，收益保底线在６．５％到１２％。也就是说，一家委托理财规模在１００亿元的券商，每年一上来就要欠６亿至１２亿元。但中国券商普遍是靠“天”吃饭。市场向好，欣欣向荣；市场反转，就变成无法承受之重。上证综指从２００１年６月间达到２２００多点的高点一路跌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底的１３００多点，南方证券仅由此产生的损失程度可想而知。结果是没有熬过冬天，就被强行接管了。
　　
　　事实上，在南方证券整个沦陷的道路上，监管层和主管部门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救助。比如申请发行金融债、大股东增资扩股、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开展股权合作……，最终都以流产告终。２００２年６月市场强人阚治东接手南方证券时，深圳市政府曾经承诺过给予南方证券实质性帮助，阚治东说这是当初他到南方证券的一个条件。但也成了画饼。
　　
　　深圳市政府“食言”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南方证券问题过于严重。当时有一个信号是，负责监管证券公司的中国证监会机构部下属四个业务处室，分别是检查一二三四处。检查一处负责注册地在深圳及华南、西南、中南的证券公司，检查四处则负责风险证券公司。而从２００２年起，南方证券即从检查一处移交到检查四处。阚治东称，自己从上任开始就清楚，指望政府直接对南方证券输血是一条不太现实的路线。
　　
　　那么惟一的道路似乎只有自救了。但制度赋予的狭窄赢利渠道，和漫漫熊市中券商全行业亏损的现实，自救成了强人所难。２００３年年中，阚治东要求人事部门向南方本部发放主题为《南方证券要真正走出困境还需要哪些改革》的问卷调查，５００多位员工结果只收回２０多份问卷。人气之低落涣散，使阚希望借助民意进行改革的愿望完全落空。
　　
　　监管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公司近期曾多次向股东单位通报风险情况并请求采取救助措施，但一直未能寻求到任何实质性的自救措施，目前依靠其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保护客户权益。为此，证监会与人民银行、深圳市政府加强了对南方证券的现场监管、组织了专项检查、多次责令公司整改，并督促其加大风险控制力度，同时调用紧急救助资金对其清算与支付给予了临时性支持。但由于问题严重，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仍不能解决问题，对南方证券实行行政接管是最为稳妥可行的方式。
　　
　　类似南方证券这种困境，过去也多次发生，国债期货“３·２７”事件后是万国与申银的合并，君安事件后是国泰接收君安，因６大商业银行证券业务和中经开不良资产剥离而产生了银河证券……，如此景象重复发生，已经很难说只是南方证券一个机构的悲哀了。现在，惟一应该乐观的是，能否将坏事变好事，让南方证券接管事件，从此成为创建一种更公平透明的市场体制、更有效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更公平的政策交易规则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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