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位中学老师出了一份试卷考学生，试卷上面有一百道填空题，问二十世纪在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领域中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国”是谁。有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到交卷时还答不上来，他平时喜欢打美国游戏，于是灵机一动，哗啦一下全填上“美国”，结果得了八十多分，全班第一名！老师笑话他沾“美国第一”的光，得了个“全班第一”!
　　
　　的确，“美国第一”现象是二十世纪的地球人类最亮丽的一道风景——40年代，世界上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在美国；1945年美国拥有全球财富的二分之一；1995年美国占有全球1000家大企业中的430家，中国只有2家；1997年哈佛大学一年的开支比中国一千多所大学加起来还要多；1998年全球100大计算机公司，美国占75家，中国为零；1999年全球100大企业，美国占36家，中国占2家；全球10大企业，美国占5家；全球5大企业，美国占4家；全球企业的前三强全部在美国；200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20倍……。有位中国企业家说，走到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当中去，你会感觉中国的亿万富翁穷得像乞丐一样！比尔·盖茨的个人资产有1000亿美元，如果某个中国巨富发明一种赚钱的绝招，一年赚一亿人民币，那么他赶上比尔·盖茨需要八千到九千年！
　　
　　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差距会那么大！这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讲其中一个原因，我讲“人”，讲“中国人”和“美国人”，当然是指大多数人，非特指某一部分人或少数个别人——
　　
　　世事都是“人”做出来的。美国人是一种什么“人”呢？19世纪中叶，美国有位资本家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去西部开发翻车死了；第二个儿子接着去，后被崩塌的山体压死；三儿子又去，在荒野淘金被狼咬死；四儿子又去，不幸被印地安匪徒打死。于是这位资本家就把小儿子送进武术学校，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艺、枪法和骑术，继续投身西部，最后他成功了。这个五儿子终身未娶，晚年把百万家财捐献出来，成立一个交响乐团。他说：“我一生追求物质，在上帝的面前，让我把所有物质都献给精神吧。”他要这个交响乐团每年春天都到他的墓前去演奏一次《拉德茨基进行曲》——他死了变成鬼魂还要去搞开发！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到了美国，他看到美国蓬勃的开发景象，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断言：下个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定是美国！
　　
　　中国人是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位资本家的五儿子亏了他的祖宗。他的父亲“儿子满堂”，却落了一个“绝孙”的下场。美国人口为什么不大量增长，原来他们一直在忙着搞开发，开发完本国就去开发世界，到处奔波顾不上身家性命，不象我们中国人，即使食不果腹，也要儿孙多多！
　　
　　美国有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把一只青蛙扔进开水里，结果这只青蛙“啪”一下跳出来逃生了；他又把另一只青蛙放进一锅冷水里，慢慢加热，当青蛙感到全身疼痛，想要跳起来的时候，它那“幸福”地浸泡在热水中的身子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结果被活活煮死！
　　
　　中国人在生死关头就像那只“死里逃生”的青蛙。我们神圣的国歌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的，中国人在“最危险的时候”，在“做奴隶”的时候，就能用血肉筑起抗敌求生的“长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想灭亡中华民族的势力得逞过，中国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
　　
　　可是在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在不是“做奴隶”的时候，在和平年代，中国人像什么呢？中国人就像那只被煮的青蛙。从前有一句民谣说“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君不见，许多国人在自得其乐地打麻将、喝白酒，沉浸在被煮青蛙的那种麻木的“幸福”之中，没有危机感，不求上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八十年前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博士叹息道：走在日本的城市里，从窗户流出的是朗朗的读书声，走在中国的城市里，从窗户流出的是唰唰的麻将声。鲁迅先生也说过：“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是不肯动的。”
　　
　　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我们流行的文化精神里缺少“男人”因子。那首赞美“平淡”的《再回首》流行歌曲竟唱遍了全中国，其中被许多人听得如痴如醉的两句歌词就是“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寻，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反复追寻，得到的却是一个“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真境界”。许多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平淡”之中，自得其乐，无异于慢性“自杀”。我们的流行歌曲多是靡靡之音，反映了多数国人的委靡心态。打开电视，常看到一些大个子男人故作愁容、慢扭腰身、妖里妖气地唱什么“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还有一个男人，也酸里酸气的唱什么“亲爱的爸爸妈妈，你现在好吗？”看看足球场上，那些虎背熊腰的男人，心理素质简直像女人一样，如果“女排”就是“女人”，那他们比女人还差得远哩！
　　
　　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善意地说：“像你们这样地姣惯孩子，崇尚平淡，把时间花在吃喝玩乐赌上，你们的下一代一定会输给我们的下一代。二十世纪的日中战争，我们输了；如果二十一世纪再发生两国战争，你们还能保证赢吗？”
　　
　　李瑞环同志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有许多毛病，但最大的病根是“穷”。我们已经穷得太久了，在新世纪的中美或中日“战争”中，我们还能输吗？我们还输得起吗？我想暂时把国歌的第一句改一下，献给我的同胞们——起来！不愿做“被煮死的青蛙”的人们！起来……
　　
　　（陈嘉珉，2001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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