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小说）
　　
　　 我刚刚退休两个多月，又新搬了家，随后，把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所在街道办事处党支部。一向紧张规律的生活忽然打乱，竟有些不适应。每日作息不定，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没有什么准确时间。身体发福起来。医生说，要增加运动量，最后每天要步行一万米。于是，我每天下午去散步，完成任务。一般是下午三点，到广场东南角的梧桐树下的长椅上坐一会儿，天天如此。
　　 几天来，我发现下午三点，准时会出现一辆三轮车。车上坐着一位老太太，骑车的是个中年男人，背微驼，戴着帽子，蹬车缓慢而稳当。他把车停在树荫里，扶老人下车，让她坐在花坛边的长椅上，然后自己坐在一旁，点着一颗烟递给老太太，自己也点着了一颗吸着，沉默地看着广场上的人来人往。
　　 慢慢也就和他们熟了。老太太一看就是长期吸烟的，烟夹在指间，两指被烟熏得发黄。一缕细细的烟雾升起，在她的头顶上被风扯碎。我坐过去，夸她抽烟的姿势好看，像旧电影里的人。她很高兴。我问她旁边的是谁，她笑了，说：“我儿子，每天下午来陪我在广场溜溜弯。”
　　 我仔细看她，她的眼睛浑浊如蒙了一层雾，看人的时候微微侧着头，像在辨认什么，显然眼睛不好使，耳头也听着费劲。我问她：“今年够八十了吧？”她笑了：“八十？早没了——今年九十二了！”她的声音洪亮，实在不像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我又问他身体怎么样，她摆摆手：“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好地方了。”停顿一下，她又说，“眼睛瞎了，耳朵也不济了。腰疼腿疼，没有一块好地方。”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人。
　　 我由衷地说：“您有这样的好儿子，晚年真是幸福。”
　　 她却意外地露出一脸不满，烟灰抖了抖：“他呀，生气了，不爱搭理我。”
　　 我怔住了。那男人确实沉默着，一个下午也听不见他说几句话，只是偶尔站起来，替老人拢一拢披肩，或者递水。但我以为那不过是性格使然。
　　 “现在的人都累。”我试着宽慰。
　　 老太太没接话，只是抽完那根烟，把烟蒂按灭在长椅边缘。过了一会儿，我正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忽然侧过头，朝那男人的方向撇了撇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子怨气：“你说他，成天耷拉着个脸，跟谁欠他钱似的。我养他这么大，他就这么对我？”
　　 那男子没吭声，只是把手里那瓶水拧开，递过来。老太太不接，伸手一挡，水瓶差点掉在地上。他缩回手，把瓶盖拧上，放在她手边，仍旧坐着，不动。
　　 “你看看，你看看，”老太太转向我，像是找到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连句话都没有。我问他今天几号，他不说。我问他中午吃的什么，他也不说。我问他是不是嫌我累赘，他还是不说。你说，我养这么个儿子有什么用？”
　　 她说得有些急，咳嗽起来。男人站起身，轻轻拍她的背。她一把甩开他的手：“别碰我！”
　　 那一下甩得挺重，男人的手僵在半空，停了一两秒，又收回去，坐回原处。他低着头，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表情。
　　 我有些尴尬，试着打圆场：“他可能心里有事，男人嘛，都不爱说。”
　　 “有事？”老太太哼了一声，“他有事？他连个工作都没有，天天瞎倒腾。我跟他说，你去找点事做，别一天到晚守着我这个老太婆。他不听，还是天天来。来了又没话说，跟个木头桩子似的。你说，我这是养了个儿子，还是养了个哑巴？”
　　 她说着，声音忽然低下去，像是自言自语：“小时候不这样的。小时候话多得很，放学回来就跟在我屁股后面，妈长妈短的。后来长大了，就不爱说了。再后来，就成这样子了。”
　　 我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点亮光闪了闪，又暗下去。
　　 “他是不是怨我？”她忽然问我，声音很轻，“怨我拖累他？”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男人依旧坐着，烟快烧到手指了，他才掐灭，又点了一颗。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每一个动作都要想很久。
　　 后来有一天，老太太骂得更凶了。那天风大，梧桐叶哗哗地往下掉，扫地的老头刚扫成一堆，又被风吹散。老太太坐在长椅上，围巾没裹好，男人伸手替她拢，她一把扯下来，扔在地上。
　　 “你走！”她声音发颤，“你走，我不要你管！你天天来，天天来，来了干啥，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看我这个老太婆死没死？”
　　 男人弯腰把围巾捡起来，抖了抖上面的土，又递过去。她不接，他就放在她腿上。
　　 “你走不走？”她盯着他，眼睛虽然浑浊，却有一种逼人的光，“你不走我走。”
　　 她说着就要站起来，腿却不听使唤，晃了一下，又坐回去。男人伸手扶她，她又甩开，这次甩了个空，手打在长椅扶手上，疼得她“嘶”了一声。男人蹲下来，想看看她的手，她把脸别过去，不看他。
　　 “你小时候，”她忽然说，声音哑了，“你小时候摔了跤，都是哭着跑回来找妈。我给你吹吹，你就不哭了。现在呢？你摔了跤，也不跟妈说了。你什么都不跟妈妈说。”
　　 她说着，眼圈红了，却硬撑着没掉泪。男人蹲在她面前，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眶也红了。
　　 那天下午，他一直蹲在她面前，没起来。她骂累了，就不骂了。两个人就那么待着，一个坐着，一个蹲着，谁也不说话。风把梧桐叶吹到他们脚边，又吹开。
　　 一天，街道支部开党员会议。我坐在后排，无意间看见了他——那个每天骑三轮车陪伴母亲的男人。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低着头翻看一本旧笔记，侧着脸，和在广场上一样。散会后，我在门口叫住了他。
　　 “最近怎么没有见到您老妈出来遛弯？”我试探着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淡，像被风吹薄的云。
　　 “她不是我妈。”他说。
　　 我愣住了。
　　 “我是党员志愿者，”他把笔记本夹在腋下，声音不高，“半年前，她儿子出车祸走了。街道支部安排我去照顾她，每天下午推她出来透透气。”
　　 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梧桐叶落在脚边，干枯地卷着。
　　 “她不知道吗？”我终于问。
　　 “有时候好像明白，”他看向远处，广场方向，“有时候觉得我就是她儿子。医生说这是正常的，记忆会混在一起。”
　　 我想起老太太说起对“儿子”时的不满，想起她浑浊眼睛里那种淡淡的、不肯承认的期许。也许她知道，也许她不知道——又或者，她只是不愿意戳破这个黄昏里的美丽谎言，就像她不愿意承认，那个每天推她出来遛弯的男人，不是她的儿子。
　　 “她儿子以前……也推她遛弯吗？”我问。
　　 “嗯，”他点点头，“她说以前她儿子也是这样，不爱说话，只是闷头骑车遛弯。”
　　 他顿了顿，又说：“她骂我，我心里好受些。她要是客客气气的，我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她骂我，说明她没把我当外人。”
　　 “她骂你什么？”
　　 “骂我哑巴，骂我木头，骂我不管她。”他笑了笑，“有时候也骂我没出息，说人家儿子都挣钱去了，就我天天围着她转。我就听着，也不还嘴。她骂完了，气就顺了。”
　　 “你不委屈？”
　　 “委屈什么？”他摇摇头，“她儿子走了，她心里憋着，总得有个出口。我不让她骂，她骂谁去？”
　　 他把笔记本换到另一只手里，说：“我该去了，三点快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忽然想起老太太说过的话：“他呀，不爱搭理我。”那语气里的不满，原来藏着的是失落，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深的懂得——她知道沉默是什么，也知道沉默里有什么。
　　 从那以后，我还是每天看见那辆三轮车，看见那个沉默的男人骑着车，带老太太在广场上慢慢走。梧桐叶落了一年又一年，风把它们聚在一起，又把它们扫开。三轮车的轮子碾轧过去，发出细碎的声响。
　　 有一天，她忽然问我：“你说，一个人要是走了，还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她问的是谁。是她的儿子，还是那个每天推她出来的男人。或者，她心里其实分得清，只是不愿意分。
　　 我说：“有的人走了，就回不来了。但有的人，会换个方式回来。”
　　 她沉默了很久，烟燃到尽头，烫了手，她才回过神来，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
　　 “走吧，”她朝那男人招招手，“回家。”
　　 男人站起来，扶她上三轮车。她坐稳了，忽然伸手，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很轻，像拍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骑慢点。”她说。
　　 “嗯。”他应了一声。
　　 三轮车慢慢驶出广场，梧桐叶在车轮后打着旋儿。
　　 我知道，这就是一个母亲的全部晚年，也是一个志愿者的全部下午。她或许不知道，每天下午三点，推她出来的，是一个代替了她儿子的人。她也不知道，她的亲生儿子已经走了许多年了。
　　 而我只能是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像看一场不该散场的人生戏剧。
　　 我看着她们，忽然觉得，她什么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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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如鱼虾，人间如水，无形之钓者常常有之也。